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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生代 | |||||
| 作者：林秀琴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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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生代”一词的由来，陈晓明在其主编的“晚生代丛书”的前言中提及这一事件：在描述80年代先锋小说思潮流变中，他首创“晚生代”一词，用以命名“八五”新潮之后的先锋小说家，如苏童、余华、格非等一批大致出现于1987年左右的小说家。（1）后来，这一命名被用来指称在90年代出现的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如韩东、朱文、鲁羊、张旻、述平、邱华栋、何顿、林白、陈染、海南、毕飞宇、刘继明、东西、刁斗等。 如前所言，晚生代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他们类似明星作秀炒作有很大关系。这些90年代崛起的作家，有幸在朦胧诗和先锋小说诸前辈的庇护下，生活在一个精神自由、价值多元的时代。晚生代秉持何种立场呢？1998年，朱文制作了一份名为《断裂：一份问卷》的调查，这可以看作他们对自身的一次阐释和定位：这是一群标榜为“断裂”的一代。断裂的对象是传统、古典，还有在二十世纪历经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价值坐标和审美趣味.这种对经典、权威的反叛姿态似乎说明，他们扮演的是一个开创文学新时代的文化英雄。这种反叛建立在一个新的二元对立上：“我们”和“他们”。朱文强调：“这份问卷就是为了明确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分野” ，“如果我们的小说是小说，他们的就不是；如果他们的是小说，则我们的不是”…… “他们”意指什么呢？“我们不想被秩序所改造，不想做‘场面上’的人” 。（2）“我们”与“他们”势不两立，态度决绝果断。无论新和旧，无论是革命性还是保守性的力量，无论是政治干预还是审美取向，晚生代一律不问青红皂白，凡是业已经典化并被纳入既有文学秩序的作家或作品、价值态度或者艺术旨趣，都被视为反动。晚生代对经典的横加指责和泛滥的叛逆情绪，如果不是解释为盲目和无知，那么只能说是一种蓄意为之的姿态而已。 针对问卷，韩东《我的文学宣言》中用“腐败”一词来描述文坛状态，并以非凡的胆量宣称，“鲁迅是一块老石头”，“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福科、德里达等西文理论和西方思想权威”是“干扰性的噪音”，“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诸如此类。人们不难想象，韩东在一系列的否定和打倒中获得了多少自信的快感，并且，从“与传统天然脱节”，“基本上是自我塑造的一代”（3）中，人们甚至可以预见这将又是一次浪漫主义时期天才说的重生。但是，须要质疑的是，即使天才并不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倘若没有晚生代之前几代作家对言论自由的努力争取，以及为多元价值合法性存在所作出的奋斗、贡献，倘若晚生代仍生在一个高度思想专制的时代，他们今天所发出的声响，即使不至于喑哑消失，恐怕也要弱小得多。更重要的是，任何反叛，都只能是，而且首先是一种关系：没有反叛的对象，没有前辈作家奠定的经典和传统作为异已的力量，或者说没有经典、传统作为参照系，反叛是无法存在的。晚生代在打倒了一切经典、权威的废墟上，陷入的恐怕是没有目标的虚无——即使是这种虚无，也是晚生代的前辈们业已表达过的一种经验。 但是，据此而言，把晚生代归为矛盾的困惑的一代无疑是不贴切的，更不能说晚生代生来具有英雄式的悲剧性性格：对所有暗示着压抑和束缚的价值的蔑视。如果说，朦胧诗和先锋小说仍在站在原有的价值框架上，重新构画一种以个人、自由、独立为特质的新价值体系，那么，以反叛一切为自我标榜的晚生代，并不能说就是对这一价值框架的抛弃。我们甚至可以说，晚生代有着更为明确的价值体系及为之建立的编码系统。朦胧诗和先锋小说对传统和权威的反抗是在探索中进行的，并从中逐渐发现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他们的价值追求经历了从无名到明晰的过程。然而，晚生代自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功利的。 尽管把文坛归结为“腐败”，韩东却欣喜地看到它正“虚席以待”。在《我的文学宣言》中，韩东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一桌酒席已经摆好，尚有两三个座位空着，只要你向在座的敬酒致意就可以留下来吃喝。在这个故事中酒席就是现今的文学秩序，那个可能走过去的人就是我。”不管他如何对前辈们表示多大的不敬，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韩东的真实心声：“现在面临的处境再也不是被埋没的危险”，“而几年前这曾是最主要的焦虑根源”。可见，韩东的自信乃至自大来源于他已然获得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现存秩序提供给他的。如果说韩东指责经典化了的前辈作家“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那么，这种指责似乎更能说明韩东自身的行为：在现存秩序的庇护下指责现存秩序。 晚生代这种虚假的清高，在朱文的表述中也可见端倪。在《我想说些什么》中，朱文说：“我对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作家也被别人视为一个作家这样一个现实感到无可奈何。多年来我虽然极不情愿但是实际上还是遵循了一个作家的游戏规则，写一种叫做作品的东西，然后发表、结集、引人注目，与现存的秩序通奸，与今后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通奸，与所谓的高级的趣味通奸。虽然眼下除了通奸下去好像没有其他出路，但是我希望自己能铭记其中的妥协与屈辱。”朱文说到“作家”与“作品”时其口吻似乎真的相当无奈，然而，在一个相对民主的时代，也许并没有人会强迫他当一个作家和从事写作吧？不难发现，对文学秩序、文学史和被视为高级趣味的鄙夷，也许更应理解为对后者的趋之若鹜。 从这个意义上，把晚生代对传统、经典的反叛和背弃理解为一种“姿态”似乎并不过分。1996年简平发表《你是流氓，谁怕你》一文，由于把《我爱美元》称为流氓文学（4），引起了晚生代的“公愤”，后者群起而攻之，其气势汹汹的态势让人怀疑，韩东在1998年所表示的对文学评论的鄙夷，是否言行一致？在一个浮躁的时代，晚生代的功利主义，无论是对“名”，还是如邱华栋明确表示的对物质欲望的追求那样，都可以从价值多元的角度上加以理解，然而，摆出清高的姿态汲汲于功利，似乎并不是太明智的做法。 虚假的姿态表演固然是晚生代一个致命的缺陷，但就此全然否定这种反叛的意义一样是武断的。应该说，晚生代对传统和经典的反叛，除了影响的焦虑和浮躁之外，也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话语的解构和探索。二十世纪初期和八十年代的知识启蒙话语，从二十年代中期起至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革命话语，在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已是日落西山。知识分子理想的失落和对主体性的怀疑，尤其是商品价值、市场机制对市民社会的中心化，这些都在助长着“大众情结”——以大众的趣味为趣味。邱华栋毫不讳言他对物质的热爱（5），朱文在《我爱美元》中干脆宣称“我们都要向钱学习，向浪漫的美元学习，向坚挺的日元学习，向心平气和的瑞士法郎学习，学习它们那种不虚伪的实实在在的品质”。这种对世俗价值的“正名”，其实早在王朔和所谓的新写实小说中已成气候，在此濡染下成长的晚生代作家群，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如此看来，晚生代所要建立的话语是世俗大众的话语，它肯定世俗价值，肯定对物质的欲望。当然，这顶多说明晚生代业已成为世俗大众的一员，而不能说明晚生代堪可作为世俗大众的代言人——因为，“代言”表明了一种精英的身份。而在晚生代看来，宏大叙事和精英意识是可笑的，知识分子是酸腐不堪的，韩东对“知识分子”一称甚至有些咬牙切齿。相当矛盾的一点是，他们一方面否定主体尤其作为知识分子批判性精神，从而肯定世俗精神、世俗价值，另一方面却又说，“作为作家，我们只有一条真实的道路，那就是指向虚无。”（6） 当然，“晚生代”命名的含混也来自于其外延——在这一命名囊括下的作家的多元复杂性。相比于朱文、韩东对历史、意义、价值的抛弃而言，鲁羊、毕飞宇、刘继明等似乎对历史表示了某种好感和困惑。仅此一点，也足以说明晚生代并不表示某个新的流派，韩东、朱文也绝非是晚生代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家。或许，这种复杂性也许正是晚生代一再标榜的多元性的最好注解。 注释： （1）《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第6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与韩东、朱文对话》，1998年8月21日《南方周末》 （3）林舟《在期待中期待——韩东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4期 （4）《新民晚报》1996年5月6日 （5）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 转载本站文章请自觉注明：“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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