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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    热      【字体：小 大】
民族性
作者：林秀琴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12
    毫无疑问，民族性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语境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启蒙的重要主题是 “国民性”批判。2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出于维护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团结力量的需要，主流文学对国民性的批判转而为对民族性的维护：“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1） “一定要产生几个能够代表民族性，能够代表民族解放精神的文学家！”（2）文学负载着民族解放革命的使命，民族性、民族精神是最根本的政治和文学尺度。30年代，抗日战争把民族性提上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利用老百姓所熟悉的旧形式、民族形式，既动员抗日又以之来凝聚一个民族的集体荣辱感，成为政治和文学两在力量的重心所在。1938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明令“洋八股”即白话文必须停止，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文学中的民族形式已不仅仅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力量，而是上升为一个明确的政治问题。40年代延安《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文学传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思想改造，新民歌运动，以及此后历次把“民族性”写进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中，都表明了民族性在文学和政治范畴中的特殊身份。到了80年代，尽管历史语境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无论是在现代化还是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无论作为一种“防御性”的还是“战略性”的，（3）诸多坐标体系的更改或撤消，也无法抹杀民族性在理论思潮中的地位。
     民族性作为一个文学问题或是政治问题，甚至具有世界、国际的普遍性。什么是民族性？顾名思义，民族性即民族的特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有效质素，是民族类别划分的依据。那么，把一些人归入某一民族而把另一些人归入另一民族依据的是什么样的的尺度？通常，地域、种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这些因素看视作民族的有效构成因子。斯大林综合了上述因素来定义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4）这一定义的合理性在于承认了民族是“历史”的产物，而非上帝的旨意。然而，地域、种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可能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甚至是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决不是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定义还隐含着如下假设：首先，民族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固定的普遍的“本质”，后者存在于上述构成因素尤其是语言、文化和历史中；其次，民族的形成具有某种自发性质，即民族性具有某种必然性的力量。
     民族的构成是否自发和必然？事实上，虽然时常与民族混淆的“种族”拥有相当久长的历史，而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直到十八世纪才告出现， Walter Bagehot将19世纪的历史解读为“民族创建的世纪”（Nation-building），（5）这是因为，直到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才刚刚诞生，而国家的一个直接产物就是民族。从词源学上看，“nation”一词既表示民族，也用来表示国家。无疑，把民族视作国家的产物会遭到各种抗议：世界上的民族运动似乎都在表明，正是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精神的高度发展，才造就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民族是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换言之，民族直接导致了国家。我们往往看到了这个表面的逻辑推演过程，却不去质问，为什么在国家构建过程中 “民族”被放到 如此举足轻重的地步？我们在信任民族导致国家这一假设的同时，从来不作另一种假设：国家创建者也许先是创建了 “民族”，之后才创建了“国家”？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几乎可以说是此后一段漫长历史中备受注目的关键词。在全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民族都是一面标志性的旗帜——从象征的意义上看，民族确实是一面旗帜。因为，民族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作为“一种目标明确的政治动员策略，包括独立运动所要抗争的对象以及建国方略” （6）而存在的。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如何把一块既不岛屿也不是半岛，也无法在地理上自成一个单位的地表小碎片，提升成为上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最终更成为人民的父祖之国”（7）的过程。一个崭新国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 “民族”为根基的，这也正是在国家创建过程中，民族创建成为当务之急的原因。并且，随着政治民主化和选举权的扩大，国家创建者越来越明晰地认识到，国民/人民（the people）的政治态度日具左右力量，创建和巩固民族认同感也就成为稳定国内局势和防御外在侵犯性力量的有力保证。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或是强调多民族的团结，或是以民族分离为旨归，无论如何，民族的创建都基于国家合法性建设的需要。
     因此，本尼狄·安德森发现并否定了民族的自然存在，民族只是一个人为构建出来的符号，这个符号建立在对民族的想象和象征之上（Imagining the nation）。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民族称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或民族的构建是国家创建过程中的首要意识形态手段，充任宣传机器的作用。民族的作用在于它能够通过想象的“共同体”，凝聚各式各样的集体情感，并通过其他宣传机器加以强化，把这些情感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退一步说，之所以需要对民族加以构建，凝聚所谓的民族情感或民族情绪，其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在语言、种族、宗教等基石上的原有的社群或组织，终于不可避免地遭遇解构、失效的事实。战争可以看作是重组社群或组织的另一种形式，而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战争都需要一定数量和具有一定合作精神的人群。倘若渴求弥补原有社群或组织由于解构、失效留下的空隙，创建一个新的“共同体”似乎是唯一的出路，而“民族”则义不容辞地担任这一重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民族的创建者找到了一些貌似客观的尺度，诸如地土域、语言、种族或历史、文化，实际上，在具体实践中他们完全可能推倒这些“客观性”，提供一种更符合其需要的新的民族话语。所以，民族的创建是没有“客观”基础的，而只是对一些混乱无序的因素，进行重新想象，重新秩序化和符码化，最终建构出一个新的面目全非的民族整体。因为民族的这种建构性或虚构性，民族创建者才刻意掩饰，并力图使该民族自然化或合法化。
     在这种符号建构的过程中，语言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我们从上述邓中夏、光赤的呼吁中，从中国二十世纪经典的“文学救国论”中不难发现，语言、文学承担着何其重要的意识形态使命。人们时常受到这样的教导：我们所讲的语言——通常指国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荣耀，因为它负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然而，也正是语言这把双刃剑瓦解了民族自然存在的神话：所谓“国语”，不过是在众多不同地区或种族的不同方言之间进行筛选的结果，并且决不是遵循优秀劣汰的“自然”规律，而更多的是政治势力干预下的强行规定。
     民族建构的核心当然是民族性的建构。既然是一种建构行为，那么讨论“民族性”就不能不避开本质主义的怪圈。然而，质疑民族的自然存在与否，破除民族性神话，并不等于就此可可以抛弃民族性问题。恰恰相反，可以说，民族性问题存在的“合法性”正在于它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力量。在现代化思潮背景下，中国二十世纪80年代又掀起一轮民族性讨论热潮，民族性无论是以 “防御性”还是以“战略性”的身份存在，都说明了人们已经意识到并默认了民族性的建构事实。
     这一讨论热潮集中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关系上：对立还是统一？放在中国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无论对民族性还是对现代性的态度摇摆，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现代化诞生于国家的危机——用当时的话话权且称为民族的危机。西洋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之下，中华封建帝国的崩溃在所难免。殖民地的建立除了带来屈辱——民族的屈辱，还带来了奋发自强、开放求新的精神力量，这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的现代化或被迫的现代化。民族自救意味着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对国民性的批判，对国故旧学的抛弃。然而，按照民族神话的逻辑，国民性、国故旧学正是民族性的切实体现——正是这种悖论致使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建设和民族性的建设同样步履维艰。
     90年代民族性讨论相对的是全球化思潮。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各种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界和相互依存，从而巨大地以改变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观念，以及建立在这种坐标上的一切价值体系。总之，全球化所呈现或即将提交的一切，似乎都使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民族和民族性岌岌可危。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对强势经济的仰慕曾经使一批弱小国家为之欢欣鼓舞，然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化。相反，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同质性”的力量，具有同化力 (assimilating force)：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同化。如前所述，民族性的建构正是建立在想象的“同质性”力量之上。显然，两种同质性力量对抗的局面无可避免。事实表明，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已经不能构成人们之间相互沟通和合作的障碍，即使是民族最强有力的支柱——国家——也已不能够说明任何问题。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全球化事实， 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然而，宣称“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似乎又显得过于被动和悲观。事实上，许多信守民族观念的民族国家，既未在全球化面前关起大门，也并未束手待缚。相反，这些民族国家似乎从以往的殖民地经验中，找到某些熟悉的气味：在一定的意义上，全球化就是经济和文化上的新殖民。民族国家对殖民地的复杂体验，今天同样表现在对全球化的反映上。在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中，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主动积极的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否则就有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的威胁。毫无疑问，民族性问题不可能由于全球化话语而销声匿迹。事实上，作为两种话语，它们的矛盾恰恰是相互依存的前提。
    
     注释：
     （1） 1923年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
     （2） 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1925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3） 李方平《民族化：一个战略性的口号》，《光明日报》1987年4月7日；陈越《民族化：一个防御性的口号》，《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4）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 拉布拉什《法国地理概论》，转引自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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