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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与文学———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 | |||||
| 作者：凌晨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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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 文学批评 历史叙述 互文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界风靡一时,但很难把它看成是一个观念明确、方法固定的严格的批评模式。与其说“新历史主义批评”提供了一种解读文本、评价作品的新方法,不如说它启发了人们对待文学,理解历史,把握处理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新观念。“新历史主义”由于有共同的关注对象——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共同的批评目标——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文学,共同的理论追求——把当代社会中的新观念新方法运用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揭示,以体现新历史主义自身的前卫性与独创性,因此,它仍以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和新的批评流派的姿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新历史主义概述“新历史主义”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ｂｌａｔｔ,1943—)。他在1982年《文类》(Ｇｅｎｒｅ)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后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格林布莱特由于受到同时代的新潮思想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的影响,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有异于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而以全新的姿态博得了学术界的好评。与某些专事理论建构的学者不同,格林布莱特在重视对自己的批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同时,从不忽视具体的批评运作对日益完备的理论形态的促进作用。正如他所强调的,新历史主义首先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1]。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有其合理的和必然的历史原因。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从实证式的社会历史批评到注重文本细读的形式主义的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几次转折,批评界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非历史倾向,传统的历史主义或者叫做旧历史主义受到怀疑和抛弃,文学与历史、本文与语境的关系受到忽视。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从历史的环境和语境中重新释读文学作品的意义的要求也逐渐强烈起来。自6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力图使文学批评具有历史维度的努力受到尊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雷蒙德?威廉斯、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特里?伊格尔顿等主张重新开辟文学研究的历史途径。而新历史主义作为这种主张的实际呼应和具体实践,逐渐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批评运动。 新历史主义之“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而言的。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把文学文本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在历史中各种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文艺作品得以产生并具有了自己的特性。基于此种认识,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理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历史的“还原”工作,即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以试图再现作者的原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反思性、实证性的,它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上述思想受到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反对。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历史是什么 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了解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则是把握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特征的前提。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他们指出,小学生最初学习历史时总是把历史与过去发生的事等同起来,这实际上表明他们缺少一种智力和见识上的成熟,不明白人们所了解的过去全仰仗于记录,仰仗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写下并诠释这些记录的方式。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才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作为一种文类、一种特殊文本而存在的。当代批评家倾向于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写过去事情的方式,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2]。 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完成了从一种“过去发生的事件”向一种关于过去的“知识”,一种“话语”、“文本”的过渡。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ＨａｙｄｅｎＷｈｉｔｅ,1928—)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3]之所以说历史是一个文本,是因为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4]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它既是相对主义思想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具体演示,又是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在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之后的世界里,一切领域里都弥漫着思想上的相对主义。”[5]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主义时代,生活在现代高科技的世界中,生活在骚动不安又互相牵制的地球村里,人们已经对传统文化中公认的关于秩序、因果关系、主客体等问题的认识产生了诸多疑问,而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人们的思想,并颇见成效地打碎了人们试图把握事物的体系、认清事物的规律的愿望。人们对现实、对历史的认识已经不再建立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自信之中,人们开始相信,现实和历史都不过是一种显现,不过是一些自圆其说的看法的相互作用。因此,历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的事件,而成了与历史编写者的意志、态度、叙事方式密切相关的一种文本。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历史与文学 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进行类比,正是新历史主义者的一大理论特征。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英国小说家Ｅ?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意在区分“事件”和“故事”这两个概念。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福斯特的意思是,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就成为一种叙述。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用他们的话讲,“把足以给一个故事提供基本要素的一批事件组成历史记事,这种工作的性质近于诗而不属于科学。”[6] 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这种叙述不仅提供给人们以事件,而且同时决定了人们理解这些事件的角度和方式。通过文学叙述,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受到了叙述者的叙述策略叙述方式的影响,看到的是叙述者希望让人们看到的一面。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正如新历史主义者指出的,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只有通过在文学写作中常用的情节编织技巧,事件中的某些因素被压制和贬低,另一些因素被抬高和重视,也就是说,经过历史叙述者的精心选择,历史事件才变成了故事。基于此种认识,海登?怀特说:“没有历史事件本身是内在悲剧性的,这点只能从有组织的事件系列语境中的某一特殊角度才能被观察到。因为在历史上,从一个角度看来是悲剧性的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喜剧性的。在同一个社会里从某个阶级立场来看似乎是悲剧性事件,但另一个阶级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滑稽戏。如果我们把历史事件当作故事的潜在成分,历史事件则在价值判断上是中立的……同样的历史系列可以是悲剧性或喜剧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排列事件顺序从而编织出易于理解的故事。”[7]如此说来,历史话语不是在记录和谈论一个历史故事,而是在构建一个历史故事。 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话语、文本或叙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历史话语没有自己的固定术语,只能用隐喻、象征性的语言建立文本,正是这一点使历史话语远离了科学叙述而倾向于文学叙述。正如17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中指出的那样,隐喻和象征是人的“诗性智慧”中最重要的语言表达方式,人们的“叙述”和“理解”活动,其实就是把人们不熟悉的东西转化成为熟悉的东西的过程,把原本没有生命的东西转化成与人自身的机体相类似的东西,使它不再对人有威胁。诗人和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充分发展了这种智慧,而历史叙述者同样也是这种智慧的受惠者。因此,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历史话语与隐喻象征性的文学语言一样,富有意在言外的深蕴,意味着的东西多于字面上说出来的东西。而在说出某些东西的同时,又隐藏了其他一些东西,因此历史话语从来没有把历史问题最后“包裹”起来、阐释清楚,而是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激励着后人用新的目光作更深入的研究。 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进行类比的结果是,作为一种“写作”的历史,不会给后人一个一成不变的关于过去的实际情形和现成知识,而是激发人们进行更多的探索、更多的思考、完成更多的话语和更多的写作。 新历史主义批评策略和方法 新历史主义批评改变了传统学者(包括历史学者和文学批评者)眼中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历史因其文本性和话语叙述性的彰显而与文学切近了许多,而反映历史事件,描写历史故事,叙述当时生活情形的文学作品,被看成是历史事件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结合部。换句话说,文学作品透露给批评家和读者的是这样的信息:实际的历史事件是如何被意识形态吸收理解的,既定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能动地把握和控制历史事件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结果的。在新历史主义批评者眼里,历史和文学具有“互文性”,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循环的过程,其中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亦即一般意识形态起到了传递和连接的作用,具体说就是,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公众意识又转化为文学,而文学又影响着历史事件向历史文本的转化结果,这是一个互相缠绕的循环过程。 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传统历史主义者假定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历史和关于历史的和谐一致的视野,既然如此,把文学仅仅看成是对历史真实的反映,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测量文学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就是完全不适合的方法了。文学文本参与了历史的构造,对于历史的连续图景来说,文化的、文学的、话语的或“诗”的解释代码并不低人一等,并不仅仅对政治的、社会的、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等等解释代码进行反映,或者是寻求它们的证实,两种关于历史连续性的解释代码是处于同一层面的,是同一种文化系统中并列的共时性文本。在新历史主义批评者那里,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在历史文本中失去了优先权和决定权,因此他们干脆放弃了文学文本与上述社会、政治、经济文本的联系,而与其他更具“诗意”的话语或文本相参照。 基于上述认识,新历史主义批评者更加关注于历史记录中那些被传统历史主义者忽略的东西,比如那些好像是插曲的、轶事的、意外的、奇异的、卑下的或者是不可思议的方面。有研究者曾将新历史主义的典型操作程序概括为:“批评家首先从历史典籍中寻找到某一被人忽略的轶事或看法,然后将这一轶事或看法与待读解的文学文本并置,看它对这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提供了怎样的新意。”[8]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者有意识地摆脱有关历史的几成定见的社会、政治、经济结论的控制,而希望另辟蹊径,从前人所忽略的东西入手,读出文学文本的新意,寻求对历史叙述也是对文学文本的新解释。 总之,新历史主义者不把文学看成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纯粹的虚构,不把文学文本看成是一个自足的本体存在,不把它当成只与作家的想象力有关的跟真实世界完全隔绝的东西,而是把文学文本认作是阐释人类共同生存的世界的一种特有方式,它在本质上与历史叙事并无不同,因此,在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参照中可以领略人类的意识是如何建构、规整围绕着它的整个世界的。通过文学文本的历史性阐释体现人类认识世界的智慧和构建世界秩序的多种可能性,这正是新历史主义者所希望的。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认识与评价 新历史主义批评既是对以泰纳为代表的19世纪的传统历史主义批评的改造和发展,又是对本世纪一度风行于批评界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的反叛。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努力恢复文学批评的历史方面,把注意力放在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中,以重现最初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文化领域,在文学文本与其他文类和话语方式的关系中,在与当时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比较中,寻找和把握文学文本的意义。在这种探寻意义的批评活动中,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反对传统历史主义者把历史真实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和赋予作品以意义的参照物,而是强调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文类的文本的“互文性”,从文化互参、文本互渗的角度认识和评价文学作品。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莱特在他的文本读解中,经常采用一种在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穿行的办法。他总是能够从一件与所评价作品似乎相隔遥远,但实际上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东西入手,比如一件历史文本角落里记载的奇闻轶事,或一首不为人知的小诗,经过分析,出人意料地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结点,让读者看到所评价的文学作品在成文之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有着怎样的复杂关系。 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放了批评者的目光,使它不再局限于形式主义所熟悉的文本内部。但这种批评并不关注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寻求文学作品的所谓原意,而是把批评行为看成是以批评者自己的特定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对文学文本的重构行为。 新历史主义对待形式主义和传统历史主义的态度表明,它并不是在文学批评中对形式主义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完成一种综合,而是试图把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忽略或排斥的东西与形式主义批评家所反对的东西结合起来。当新历史主义者强调历史的文本性时,实际上是对批评对象的阐释采取了随意的态度。在开辟了阐释文本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却抹煞了任何一种阐释的客观性,从而损害了阐释的可信度。 [1]参见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第2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 [2][5]参见伊丽莎白?福克斯 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52～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3][6]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译本第43、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4]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第499～500页,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1版。 [7]海登?怀特:《作为文本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63～164页。 [8]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第265页。 转载本站文章请自觉注明：“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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