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詹姆逊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跨越了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经济等学科界限,以兼容并包的方式研究文学文本,试图通过形式看到形式背后的东西,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 文化批评 文学批评 叙事分析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继解构主义之后兴起,它跨越了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经济等学科界限,力求寻找一种兼容并包的角度提出问题并给出答案。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批评实践就具有这种特色,对此,我们将在文章中进行评述。
一、 詹姆逊新历史主义的特点
詹姆逊新历史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与旧历史主义的区别,另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主导符码的强调。
首先看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的区别。
詹姆逊提出,“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①。
他承认历史本身不是本文,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然而又强调由于我们不可能都是历史的亲历者,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了解历史,这样就与旧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注重历史背景的真实性和具体性、认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再现作者的原意和当时的文化背景的观点区别开来。
新历史主义之所以不能固守旧历史主义的立场,是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新的思想不断涌现。詹姆逊对历史的看法叠印着结构主义、诠释学思想的影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对所谓历史具有客观性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历史是由历史中活动着的人,历史学家的选择和哲学家的解释构成的,所以历史不具有客观性②。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专门就历史意识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不可能接触到原封不动的历史本身,历史“真相”受到编纂者和阅读者双重的过滤。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这里有一个“前理解”的问题,历史真相在这些过程中被不同程度的改变,所以真相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伽达默尔对以往的历史意识采取批判的态度,在批评领域中提出“效果历史”、“视界融合”的概念。在这两者之后的解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则走得更远,他强调的是一种现实的形而上学。这些人关于历史的观点对詹姆逊这位新历史主义者无疑都产生了影响。
应该说关于历史相对性的观点不是新历史主义的发现,但却是它与旧历史主义的区别。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符码。
詹姆逊在方法论上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符码。他说:“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具有语义的优先权。如果我们把‘阐释’理解为‘重写的运作’,那么我们可以把所有各种批评方法或批评立场置放进最终优越的阐释模式之中。文化客体按照这些阐释模式隐喻地重新写过。”③这里所说的“最终优越的阐释模式”,无疑是指马克思主义模式,它优越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等模式。詹姆逊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是指“生产模式”。因为“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标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④。这番话表明詹姆逊试图在广泛吸纳诸种研究方法的前提下,以“生产模式”作为统摄性的主导符码。这个主导符码优越于其它阐释方式的地方是它以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某种表述形式为依据。
詹姆逊的意思是说结构主义等方法过分地注重文本的表述形式,但却不能回答文本何以采取某一种形式而排斥其它的形式这个问题。造成这种形式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即在形式背后,决定形式的原因是什么?
上述几种阐释模式都不能解答这个问题。结构主义对叙事本文进行结构分析,认为一切皆在关系(系统)网络之中。这种分析是平面的、共时的,而共时分析是对历时性的一种否定,这一点为新历史主义所不取。后来的解构主义又是对以往四种深度模式的否定。它否定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区分现象与本质,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否定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因为他强调“明显”的与“隐含”的区别;否定了存在主义理论,因为存在主义区分确实性和非确实性,而以确实性为核心;最后还否定了符号学,因为符号学区分了能指和所指,认为在能指里含有意义⑤。这些否定都是詹姆逊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既然现代社会不是透明社会,就必然存在现象与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提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语境,一个是社会历史的层面,一个是阶级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是生产方式,这是最大意义上的语境,作为他历史主义的框架。
新历史主义探讨文学形成的最终原因这种倾向,应该说比以往其他单纯探讨文学表达方式的方法更深入了一步。
二、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也是文化批评的一部分。由于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维度,所以新历史主义批评在进行文学叙事本文阐释时就带有更浓厚的文化批评色彩。这也是詹姆逊历史主义总体观带来的必然结果。
詹姆逊分别从生产方式、宗教、意识形态等角度阐述他的观点。前此的一些批评家由于对形式的过度关注,而否认上述现象对文学叙事本文的影响。詹姆逊考察文化的角度是研究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文化是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文化中是否起作用,从意识形态角度谈论艺术作品的效果是否可行等等。詹姆逊本人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与解构主义反对深度模式不同,新历史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分析对理解文化和文学叙事本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说,文化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有了人就有了文化,而文化本身又是综合的东西。从总体观的角度来看,文学也是综合的东西,如果不是片面地执于一端,文学叙事本文中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可以说上文所列举的生产、宗教、意识形态等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因为文学叙事本文是人用语言构造的人的生活,它必然地渗透了文化的影响。但是,自形式主义批评出现以来,人们往往更重视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分析,提到“意识形态”、“宗教”、“生产方式”会使人感到这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是一种文化批评。然而,随着不同批评方式的兴起和更迭,人们时而感到形式分析的必要,时而又感到形式分析令人窒息,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如此,詹姆逊便将目光投向了文化。詹姆逊认为文化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个性的形成、个人的培养。第二种含义是指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文化与自然是相对的,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文化的第三种含义是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第一种文化是精神、心理方面的,是个人人格的形成因素。第二种是社会性的、日常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第三种则是一种装饰,它既与工业、金钱等对立,又与它们关系密切。在不同的时代里,人们所面对的文化文本是不同的。詹姆逊以现代主义为例,谈了这个问题。他把现代主义的表现分为两种,一个是纯文化,以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的作品为代表,另一个就是现代化,工业和生活的现代化。他认为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现代化是相互关联的。由他的这个观点很容易过渡到文化与文学的联系上,他把文学看成“纯文化”,大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精神文化,而这种精神文化又与物质文化紧密相连,这就是所谓“生产方式”与文化、文学的关系吧?
文化的涵盖面当然远远超过文学,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由文化过渡到文学,在阐释过程中文化与文学关系怎样处理,如何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这一系列过程只有通过对具体的文学文本的分析才能体现出来,这就需要找到合适的批评框架。于是詹姆逊便把叙事分析纳入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视域内。
叙事分析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詹姆逊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是从‘共时’这一概念开始的,变化是无意义的,共时体是个有意义的体系。我认为叙事研究中最有意义的发展就是来自于这样一对矛盾:如果从共时角度来考察叙事形式,故事、小说、轶事等等,那么怎么可能有事件发生呢?……如果故事都是一个共时的系统,那么讲故事就是要制造出一个事件的幻觉,即历时性的幻觉”⑥。因为“在一个故事里便必然有历时的成分,必须有先不曾予料的事,但在叙事分析理论里却又必须使这种不曾予料性属于一个系统。共时系统必须能够产生这种不曾予料性,并且能够解释它”⑦。这就是说只有“共时”,小说等文学文本就没有情节、事件可言,如果要有事件发生,必然摆脱不掉历时性(事件是在时间过程中发生的),但这种历时性在叙事分析方法里又需要使诸多事件处于一个系统(一个共时平面)之中,即把历时性的幻觉(制造出的事件)纳入共时系统之中。这里所说的历时性并非仅指时间之流,更重要的是包含在时间之流中的各种成分,比如人、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这就要求共时模式容纳历时性,以共时系统为显现的、可操作的系统,这种方法尤其适合篇幅较少的文学文本。
为了说明问题,詹姆逊运用格雷马斯所发明的叙事分析方法分析了《聊斋志异》中的《鸲鹆》,原文如下:
王汾滨言:其乡有养八哥者,教以语言,甚狎习,出游必与之俱,相将数年矣。一日,将过绛州,而资斧已罄,其人愁苦无策。鸟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当得善价,不愁归路无资也”。其人云:“我安忍”。鸟言:“不妨。主人得价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树下”。其人从之。携至城,相问答,观者渐众。有中贵见之,闻诸王。王召入,欲买之。其人曰:“小人相依为命,不愿卖”。王问鸟:“汝愿住否?”言:“愿住”。王喜。鸟又言:“给价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状而去。王与鸟言,应对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鸟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贮水,开笼令浴。浴已,飞檐间,梳翎抖羽,尚与王喋喋不休。顷之,羽燥,翩跹而起,操晋声曰:“臣去呀!”顾盼已失所在。王及内待,仰面咨嗟。急觅其人,则已渺矣。后有往秦中者,见其人携鸟在西安市上。
按照格雷马斯的叙事分析法,这个有意义的故事由各种符号素构成,八哥作为符号具有两个符号素自然界的动物和能够说话,前者是属于自然的因素,后者是属于文化的因素。八哥虽然具备人的某些特点(会说话、有智谋),但却不是人,于是詹姆逊名之为“非人”;王虽然是人,却代表了统治和暴力,具有某些反人的成分,詹姆逊名之为“反人”;而八哥的主人则是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它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这就是金钱,金钱是物,它为人所用,詹姆逊认为从逻辑角度来说它应该是“非反人”,英文里正好有一个词ｎｕｍａｎｅ,意思是有人性的、富于人道的,于是他就用“人道”来指这一项,与“反人”相对,组成下面这个图式(符号矩形):
可以看出这个结构系统是按照逻辑要求作出来的,是人为的。那么,这个故事究竟要说什么呢?从上面的图式可以看到两项间的结合构成了故事,詹姆逊认为这种结合最终显示出故事所探讨的问题,这就是“究竟怎样才是文明化的人”,“是关于文明过程的,这个过程包含有权力,统治和金钱,而这个故事探讨的是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东西”。另外,詹姆逊还认为鸟在故事中做了一些事情:说话/吃食/洗澡/居住,这一系列行为使八哥有了人的性质,参与了文化。到了绛州王那里它被关进笼子,失去了自由,并以此为代价换取了原来主人的行资,这样,又有撒谎/金钱/负恩/笼子,这四项与前面的四项是对立的,前面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后面则是不自由的。八哥用诡计摆脱了绛州王的控制,回到原来主人的身边,重获自由。由此得出结论,“这个故事包含了一系列由肯定性价值向消极性转移的情节。文化一旦出现便会不断地发展,进入过渡文化的阶段,具有否定文化的性质……”⑧。
通过上面这个符号矩形,可以看到故事中的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经过结构分析以后,其中隐含着的意义是具有寓言性的。
詹姆逊上面的解释就是一种寓言分析,只不过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故事进行语言分析,而不是采用传统的道德化的寓意分析。如果按照传统的道德式分析,这个故事就很单一,即主人很爱八哥,八哥为了帮助主人,运用智慧与拥有权力和金钱的绛州王周旋并取得了成功,这个发展是单向的。而叙事分析方法则为故事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余地。由符号矩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个故事,而且这个解释带有很浓的文化色彩。故事的杜撰者蒲松龄如果地下有知,看到这类分析,也会大吃一惊的。
詹姆逊就是这样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文化分析,试图通过形式看到形式背后的东西。
总的来说,詹姆逊为文学批评提供的是历史主义总体化的框架,他试图包容以往的诸多批评形式。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与新历史主义的其它代表人物一样,他并未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当我们阅读其著作的时候,不要期待着发现什么体系,而要注意他是怎样介入问题并在其中斡旋的。这种研究方法的优越之处是视野比较开阔,而且往往容易发现新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历史主义试图在文学研究中重新处理本文与语境的关系。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往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研究方式:形式主义和历史编纂学。“形式主义把本文看作是利用纯文学手法而取得的自我封闭世界。显而易见,它的侧重点是本文而不是语境。它试图把本文当做本身具有目的的整体,把历史限定为背景知识,而这恰恰是历史编纂学所反对的。历史编纂学把本文看作是狭窄的信息资料,把历史与内在的、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相隔离。这两种方法仍然倚赖本文的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而新历史主义学者批判地修正历史编纂学和形式主义,特别注重对阐释语境的理解和分析”⑨。
詹姆逊在分析文学叙事本文的时候,以生产方式为最大的语境,同时又强调生产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以生产方式为最终的决定因素,它对文化或文学来说有一种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关系。如果追根溯源,可以找到生产方式这个原因,但却不能说生产方式决定了文化或文学,只能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这样,生产方式似乎就成为詹姆逊心目中决定文化和文学而又不直接显现自身的遥远的岸边。
正象列维?施特劳斯在讨论辩证理性时所说的那样:“它不可能瞥见对岸,但确悉岸在那里,即使岸边会不断地远退。”⑩新历史主义被人们划归到后现代主义范畴内,在当前的文学研究领域中被认为是处于前沿的一种批评方法。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詹姆逊注重探讨文学本文形成的最终原因,重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实际上是把对文学本文的探讨推到了近乎终极原因的境界,这从根本上来说又是一种“后卫”。
注 释:①《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②参阅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93-294页。
③同①第18页。
④同上。
⑤参阅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5页。⑥同上第104页。
⑦同上第105页。
⑧同上第109-112页。
⑨同①第5—6页。
⑩同②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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