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三译）

　　经常听人这么说，电视改变了世界。这正如同人们往往谈到，社会与历史的新纪元，在蒸气引擎、汽车、原子弹等等「新科技的推动之下诞生了。我们大都能了解这些话，说的是什么，但不免习而不察，而忽略了它们的言下之意--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地方。

　　这几句简单的话，牵连了历史上与哲学上一些最难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些话点出了问题，而是说它们掩盖了问题。我们经常活神活现地讨论电视造成了这个「效果那个「效果，电视「造成了若干的社会行为、文化与心理作用；然而，我们可曾退一步想，把科技当作是引发变化的原因，是否恰当？就算我们承认科技是变因，它又是什么样的变因，它跟其它变因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如果没有以因果的概念来处理科技与社会、科技与文化、科技与人�ば睦淼墓叵担�那么，就算是最好而最认真进行的本土「效果研究，恐怕也将流于肤浅。因果概念的把持，对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很重要，很多时候这也决定了我们会找到什么样的答案。

　　当然，我们尽可以说这些问题牵连广泛，难以回答。的确，只要认真思索这些问题，谁又真能否认这的确是困难重重。我们可以终其一生去思索这些问题，但在电视如此重要的现实社会里，还有那么多实际的工作等着我们立即去做：做调查、搞研究等等我们都懂得怎么去作的事。这些说法，确实让人听得进去，尤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不实用还真找不到人提供资助。相形之下，另有一些问题就被当成只是理论，不切实际。

　　但是，关于科技与社会因果关系的这类问题，绝非不切实际，相反地，它们是非常切身的。换个说法，假使我们没有去思索并进而试着解答，那么在碰到具体的情况时，我们说不定还没有弄清楚我们是在说科技或是使用科技，是在讨论一定存在的机构或是特定而会改变的机构，我们也不知道说的是电视的内容或是它的形式。分辨这些概念的差异，并不只是厘清智识上的疑惑，而更是事关社会的实践。如果科技是原因，我们最多也只能调整或设法控制它所造成的效果；但如果科技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才是产生效果的原因，那么，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我们所要了解的这些情况与效果的关系，也就有了不同。这一连串的问题，一点都不抽象；它是我们关于文化与社会认知的重要部份，无时无刻，我们的实践作为，我们的意志与决心，都在左右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随时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我把电视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科技，用之于研究电视的发展沿革、不同制度、不同形式、互异的效果。本章，我将从下列三点来分析电视：一、关于科技与社会之因果关系的各种看法；二、电视这种科技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三、使用电视科技的社会历史。一、关于科技与社会之因果关系的各种看法我们不妨从电视改变了世界这么个命题说起，它可以代表许多的意思，比如：

　　1�肟萍佳芯康慕�步，催生了电视；这种新闻娱乐媒介的力量是这么的大，以前所有的新闻娱乐媒介，为之改观。

　　2�肟萍佳芯康慕�步，催生了电视；这种社会传播媒介的力量是这么的大，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所表现的形式，为之改观。

　　3�肟萍佳芯康慕�步，催生了电视；这种电子媒介的内在特性，使我们对于现实的基本认识，为之改观。不但如此，人际间的关系、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也随之改观。
 　　4�肟萍佳芯康慕�步，催生了电视；这种传播与娱乐媒介的力量是这么的大，结合了其它因素--比如，人的机动性（physicalmobility）大大增加，这本身又是科研进步的成果--使我们社会的形式与性质，为之改观。

　　5�肟萍佳芯康慕�步，催生了电视，然后又慢慢发展成为新闻与娱乐的媒介。然而电视又造成了我们没有预见到的后果，使其它娱乐与新闻媒介的重要性大减，甚至威胁到它们的存在；不但如此，家庭、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核心部份，也为之改观。
 　　6�肟萍佳芯康慕�步，成果之一就是催生了电视。人们在它身上投资与发展，来满足新社会形态的不同需要；在提供集中而同质化的娱乐形态，形成集中而同质化的民意，与塑同质化的行为模式各方面，电视尤其大有作用。

　　7�肟萍佳芯康慕�步，成果之一就是催生了电视。人们在它身上投资与促销，百尺竿头又进一步，把它当成家庭消费经济领域中，可供赚取利润的又一环。电视是特殊的「家庭宠儿机器的一种。

　　8�肟萍佳芯康慕�步，成果之一就是催生了电视。以前，人们在文化上也好，心理上也好，总是有潜在的惰性。但电视的特性使得人们使用它的时候，夸大并且强化了这些惰性；电视现在俨然是这些惰性的代表，把这些原本是潜伏不明的惰性组织了起来。

　　9�肟萍佳芯康慕�步，成果之一就是催生了电视。电视的特性可以满足新社会大而复杂，并且原子化的人际关系；同时，新社会的这些质素，也被电视利用了。

　　在电视改变了世界这个笼统命题之下，我们至少可以找出这些稍为具体的含意。有许多人心中对这个命题的认识，包含了原本并不兼容或是在某些情况下语气重叠的几组意思。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以上这些含意粗分为二组。

　　第一组，1至5，究其实是说科技是偶发的。在科技内部发展的定点因素之外，还真找不到特定发明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同理，科技所带来的结果也纯粹是偶发的，这些结果直接随着科技本身而出现。这一组的论点是，如果电视没有问世，某些社会与文化现象就不至于发生。
 　　第二组，6至9，究其实也是说电视是科技的偶发产物，不同的是它说电视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使用。我们怎么去使用电视，事实上也就突显了我们现有的某些社会秩序，某种的人性；而这些社会秩序与人性，又另由其它因素决。这一组的论点是，即使没有电视的发明，我们还是免不了要被摆布，免不了地要茫无所知的渡过我们的娱乐生活，没有电视，也许只不过是这种受摆布与茫然的状态，要轻微一些罢了。
 　　这些局部的诠释与强调，尽管有各种差异，但绝大多数的人，内行也好，外行也好，对于电视效果的看法，都没有脱出这二组意见之外，而这二组意见的共同看法又以下列的命题作为底线：「电视改变了世界。

　　在这底线之上则有理论的分野。第一组意见就是通称的科技决定论，至少反对这组意见的人是这么称呼它的。这派见解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几乎已经是诠释社会变迁的正统论述。借着其内部研究与发展的自发逻辑，新科技问世了，然后社会变迁与进步的条件也就此设定。「创造了现代世界的种种技艺发明，其沿革的铺陈，就是一部进步史。无论是直接或间接，不管是人所预见或没有预见，新科技的百般效果，就是历史。蒸气引擎、汽车、电视与原子弹「创造了现代人与现代环境。
 　　这二组意见的决定论色彩似乎减淡了一些。原本就在变迁或即将来临的变迁中，各种科技都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环，电视自不例外。相比于科技决定论，这派见解所强调的是其它因素对社会变迁所引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某些或某类科技，是相应于某种变迁的「表征（symptoms），是社会过程的副产品，但这个社会过程又是被其它因素所决定的。科技如果要发挥效用，就必须在这个既定之社会过程所架好的框框中进行。

 　　这二组立场之间的论争，统摄了泰半关于科技与社会之关系的思维。这些论争并不是子虚乌有，而是双方都慎重其事，各有见地。然而，到头来它们终究是要徒劳无功的，为什么？原因只在它们各以不同的方式，把科技从社会抽离了出来。科技决定论的看法把研究发展当作是自生自发的，新科技好象是从一片独立领域里自行冒出来，然后创造了新社会或新的人类环境。相似地，把科技看作是整体社会的「表征，也是把研究发展当作是自生自发的；不同的是，此派见解认为研发活动只在边陲地带进行，一旦有了发明成果，整个社会就会加以使用。

 　　就这点来看，二组看法的共同点在于把科技孤立了。科技本身好象有无穷无尽的泉源，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或者，科技本身好象有无穷无尽的泉源，提供了创造新生活方式的物质。在当代社会思潮里，这样子的立场已经根深柢固，让人很难置身其外加以思索；大多数的科技史与科学发明史，都是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的。即使我们登高一呼，要求正视「史实以穿透这二组见解的迷雾，困难仍是重重，因为相关历史的取材与写作，有意或无意地都只是在前述的观点下进行的，它们只能重复或再次印证决定论的观点。史学对于科技之社会意义的诠释，通常即是如此；更常见的情形，是科技或科学发展史只谈本身，而不及于其它社会因素。这样的现象可以看成是专业化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强调重点不同所致，但都是对科技内在逻辑与标准的肯定。

 　　除非有智识上长期而协同地作业与努力，否则要改变这些偏颇的史识，并不容易。但缩小范围只就电视来看，提出一线不同的解释观点还是可能的，循此我们不但可以了解电视的历史，也能够清楚地看出还有更「基进的途径可以使用电视。我所要提出的这个观点与科技决定论有别，因为它重新提出研究与发展过程的「意向（intention）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观点认为人在心中先有了底，有了期望，才去找出、发展出电视这样的科技。同时，这个观点也不只是把科技看成是「表征，它认为人心中有所期望与作为，厘定有社会的目标，在逼近这些目标时，科技不但不是只据有边陲的角色，它其实是站在核心地位的。

 　　二、电视这种科技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

　　电视的发明并不是单一或一系列不相关的活动，而是有赖于许多发明与其后发展所构成的复杂网络，如电力、电信、摄影、电影与收音机等等，才得以形成。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年之间，日后综合成为电视的个别科技单元都已经分别出现；然后，历经了一段蕴酿期，才在一九二○年之后有了一套特殊的科技组合，而在一九三�媚甏�结晶为有史以来的第一套公共电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电视问世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相关的发明原本都另有他图，只有在转化与相互激荡之后，这些发明才促生了电视。

　　人们早已经知道电力的存在，但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对它的探讨还只停留在哲学阶段，只把它当成是自然界一股叫人迷惘的效应。当时，对电力的探讨，主要是研究它所造成的隔离与集中的效应。十八世纪末，关于电力应用的探究开始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把电力与已知的自然界效应（光导电连起来观察）。然后从一八○○年到一八三一年，类如伏特（Volta）的电池、法拉第（Faraday）电磁感应的展示等成组成串的发明相继出现了，这算是关键性的过渡时期，随后才很快地有了发电机的生产。我们固然可以把这段过程看成是科学史中的一节，但重要的是在这段期间，工业生产也同时进入了可观的发展环节。电力的优越性与工业上的新需要，发生了密切的结合：发电的位置可以变换，电流转换的控制可以快速而有弹性。蒸气引擎很适合纺织工业的需要，都必须固着在一定的地方。然而，碰到了波及面远较广泛、牵涉的过程也繁复多变时（比如各种工程事业），其它动力来源虽然也不见得不能符合要求，但总比不上电力可以使这些事业发展到顶点。新的需要与新的发明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初级生产事业上如此，在新的应用工业上（比如，电镀如此，在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其本身又与工业发展有关，比如城市与家庭的照明之时也是如此。从一八三○年到一八八○年代，大规模发电与需求、发明和应用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一直存在。

　　电信的发展过程比较单纯。借着灯塔与类似的简易手法来传递讯息，由来已久。十六至十七世纪航海与海战时代，旗语系统就已经逐渐标准化。陆地信号系统在拿破仑战事时有了可观的发展，其中有些还保留到承平时期。早在一七五三年就有人提出以电力做为传递讯息的手段，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很多地方真的这么做到了。但海军总部在一八一六年时向一位英格兰的电信发明家表示对此不感兴趣。倒是工业体系的发展与相关的都市成长，促进了铁路系统的发达以后，人们才体认到讯息传递系统是有改进的必要。一八三七年以后，相关的技术条件接踵而来，一个可用的电信系统已然成形；随着国际贸易与运输的扩张，这个系统就快速的发展，一八五○年与一八六○年代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铺设完成。到了一八七�媚甏�，电信系统的运作已不成问题，此时电话系统在人们预期之下，也开始以一种新发明的姿态出现而有了发展。

　　就摄影术来说，很多人都提到以光作为书写工具的可能性。一八○二年魏吉屋（Wedgewood）与达威（Davy）开发了照相的暗箱。起初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并不是如何投射，而是如何固着影像，一八一六年（尼匹司，Niepce到一八三九年（达古耶鲁，Daguerre）这件工作一直进行着，暗箱的设备也有了改进。专业与业余照相活动急速地膨胀，复制与传送的问题解决了，近代报业终告诞生。最迟到了一八八�媚甏�「以相片作为实体」已经是人们熟悉的观念，虽然此时的照片用来作为记录的情况，还远比用作观赏来得普遍。

　　电影的发展过程也很相仿。十七世纪时人们已经懂得幻灯片，到了一七三六年，画面的简易移动（幻灯片前后相随已不是难题；以机械原理连动的动画器具，至迟在一八二六年就已在使用，然后又与幻灯机结合。人类视觉的持续效应--就是我们「存放影像一段时间，直到下一个影像出现的能力--早在古典时代就已为人熟知；而也只有这种能力才使我们有可能在连续快速扫过的画面，辨别出顺序。使用多张底片的相机继单张相机先后出现（马瑞，Marey，1882）；福瑞塞?葛瑞纳（Friese Greene）与爱迪生（Edison）致力于摄影（filming）与投影的研究，塑料底片取代了卷筒纸片。时序走到了一八九○年代，首部电影分别在法国、美国与英格兰公开上映了。

 　　如果从概念上的关系来看，电视与前述许多技术都有关连。电视发展初期，它与图片电报是很难分家的。班恩（Bain）一八四二年时提出以电线传导图片的构想；白克威（Bakewell）在一八四七年展示了复制的电报；卡塞力（Caselli）以线圈把图片传送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一八七三年，梅氏（May在从事收发大西洋线缆电报的工作时，发现碰对于光特别敏感；而碰又是早在一八一七年时就已被白瑞黎（Berzelius）分离出来，用作电阻器之用。在明确的需要的指引下，传输静画与动画的方法一个接一个的为人尝试，其中成功开发出来的比例非常的高。信手拈来，就可以举出一长串例子：一八七五年卡瑞（Carey）的电眼，一八八四年倪卜高（Nipkow）的扫瞄系统，一八九○年艾司德（Elster）与盖帖儿（Geitel的摄影用电池，一八九七年布劳恩（Braun的阴极线管，一九○七年罗新（Rosing）的阴极线接收器，一九一一年史文顿（C.Swinton）提出电子摄影机的可行性。在这一整段时期里，有二件明显的事实特别值得一书：第一、电视系统不但为人所预见，人们并且积极地在找寻实现想法的发明；第二、相较于发电、电报与电话，电视整合了各种科技成果，耗费的社会投资不多。当然，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还有若干技术上的障碍，比如，没有热电子管与多重扩幅器，电视就不可能存在，而当时这二项产品都还没有发明。不过，就这个应用科技的各个不同部份来看，它们最主要的差异还不在于其间的发明先后有别，而是在另一个社会意义；就经济上来看，新的生产与商务系统，或说运输与传播系统，已经靠着这些个别的技术条件而组织成形；但把它们组合成另有独立特性的新的社会传播系统，却还没有看到个样子。举个例子，电影新起之时，人们只是把它拿来点缀既有的社会余兴活动，这种情形一直要到动画被成功地资本化而有了「戏院」（theatre）时才为之改观。入这个新科技时代里即将面临的社会问题。

　　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一一年之间，无线电广播在取得了几个重要的科技发展之后，犹只是被当成更进步的一种电报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景况变化之后，无线电广播才被运用成一种截然不同的新社会传播形式；同时值得记上一笔的是，电视所赖以问世的技术条件，在此之前，一度出现断层，到了这段时期也都补齐了。楚瑞金（Zworykin）在一九二三年发明了电子电视摄影管；白尔得（Baird）与简津思（Jenkins）在一九二○年代初期分别在不同地方，竞相开发使用机械扫瞄的电视系统；一九二五年之后电视作为一种社会传通形式，有了飞跃的进展，不但量上是如此，在质方面也是相同，这是因为技术条件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同时也因为有无线广播系统的前例，可资依循的关系。一九二七年贝尔系统以有线混合无线的方式传通讯息，电视的史前史可说至此已近尾声。但电视以采取哪种系统为宜呢？当时对此有很大的争议，尤其是有关于机械与电子扫瞄系统的优劣，双方各有说辞；到底哪个系统好些，各有什么贡献，孰先孰后，至今仍然是争辩的话题。但总括的说，这个阶段的特色是电视已然进入了新社会形式的纪元。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自始至终，繁复但又彼此相关的各个生产与传通领域，从机械与电子传输，一直到电报、摄影、电影、无线电广播与电视，它们互相激荡辉映，构成了大社会转型期的一部份。这些发明，有一些是由独立而无外力支助的个别人士完成的，对此我们无意否认；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组织的规模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张延展之时，有更大部份是在特定的选择与意向中完成的：成长迅速，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有效传通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传通需要，在不同国度以彼此显然有异的方式，浮现了出来，也被人以技术上的问题加以界定了。

　　特别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传播系统「在主要组件尚未发明或尚未改良之前，就已经为人们所预见，但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技术上的考虑与依据。再怎么说，这绝对不是传播体系发展而带动或创造新社会或新社会景况的一页历史。史实正好必须倒过来看。有了长期的资本累积，加上种种技艺基础的改良，才有工业生产的决定性转变与新社会形式的现身，由此才再创造了新的需要，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而各种传播体系，包括电视，正是这一切条件完满之后所结出的果实。三、使用电视科技的社会历史

　　社会需求形成以后，并不一定就会有相应的科技条件来以加满足，证诸当代社会的发展轨迹，事实俱在。在特定时空之下，有些需求之所以不能得到满足，只有一部份原因是现有或可以想见的科学与技术知识不够发达的缘故；科技条件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到什么样的程度，更主要的因素，并不取决于需求本身，而是这样的一个需求，在当时的社会形构（formation）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在社会里掌握决策实权的族群，他们的需求很显然会排在优先顺位的前头，他们很快就能够吸收必要的资源与官方的许可，批准甚或鼓励。在此基础下，比现有技术设备更好，并且可以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科技结构就茁壮成长了。无论是工业生产，或是更为重要的军事科技方面的发展，这样的成长模式非常的清楚；但有趣的是，传播科技的社会史与二者都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知道造成其间差异的真正因素。

 　　我们必须从许多不同层次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最概括的一面来说，持续扩张、流动而复杂的新社会，与现代传播科技的发展，有相互倚扶的关系。在另一个层次，我们也大可把二者看成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第一阶段，推动传播科技改良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军事与商务活动扩张以后所产生的通讯与控制的各种问题。直接因素是军事与商务活动的距离与规模大幅度膨胀；间接因素是军商体系扩张以后，立即就推动了运输科技的发展，使得通讯与控制等问题随着距离与规模的变化，应运而生。因此，为了要满足发展中的军事与商务体系，直接地就有了主要通讯体系的出现，其中，电报与电话系统以及初期的无线电广播，都还只扮演着次要功能。从十九世纪一直到本世纪，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但就在这样复杂的变迁过程中，其它的社会与政治关系与需要也浮现了。开始的时候，在特定优势族�さ内故拖拢�这些复杂的变迁所要求者无他，唯有改进作战与商场运作的通讯而已。商业体系，有些时期则是军事体系，为了因应本身扩张的需要，直接地就以自己的标准，自拉自唱地界定了所谓的社会需求。如此的体系，其下的科技以遂行作战与买卖为目的：传递必要的特种信息，或是维持通讯与控制。因此，现代的电气科技在这个阶段当中，只能在特定结构之下，提供人对人、操作员对操作员的使用。这样的一个质性，如果我们拿来与电气科技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如今我们很恰当的称之为广播的使用情形相对照，就更能突显出来。相同的科技原理，以前只能用来传输特定讯息给特定人士，如今虽然嫌晚，但总算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被用来传输多种不同讯息给一般公众。

 　　不过，为了要了解这样的发展，我们还得看看更大的一个通讯体系。在科技有了前述的发展之前，这样的通讯体系就存在了。跟现在一样，在每个社会族�だ铮�人们都有一个以口相传的社会传通过程，当时这是最主要而且最有力量的传播方式。然后，也跟现在一样，肩负社会教化与控制的传播形式也在特定的社会机构中进行：教堂、学堂、集会场所、工作场所的指示。凡此种种，都与家庭内的传播活动相仿。

 　　那么，是哪些新的需要，引领了新传播科技的发展？第一个主要例子，我们可以从报业史找出证据。报业之出现，原因有二，一方面这是由于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扩张的缘故，另一方面这也起因于该体系的内部危机。政治权力集中以后，除了官方管道，权力中枢必须另从其它管道往外传输讯息，早期的报纸所刊载的消息，正包括了这一类政治与社会等一般性的新闻，它的另一半篇幅是分类广告和一般商情，这就反映了当时的商业交易体系正在急遽的开展。在英国，报业演进史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英国社会危机并发的当头：十七世纪清教徒革命而有共和国，报纸的形式方告确立；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大众新闻的新形式逐次奠定基础；在本世纪的几次大战之间，报纸变成了普同的社会形式。如果说只是要传达一般的训令，这样的传播体系早已经存在；如果说是要传承意识形态，传统上并不缺乏特定的制度或机构；然而，如果说是要散布新闻与交待背景，有立场，要作预示，并且日日更新内容，那么教堂与学校这些传统机构是再也无法胜任了，很显然地新的形式已呼之欲出，而报纸整装齐全也就顺势而发。社会变迁引发了调适的危机，报纸不失为一种具有竞争性而富于应变的传播形式，符合新一类的社会需要，提供减轻焦虑与扮演论坛的角色。时代往前推演，人们追求参与决策与控制前程的斗争日趋炽烈，先是争取投票权，近则政党互争选票，报纸不但是新的传播体系，更重要的是报社也成为新的社会机构。

 　　把报业的兴起，解释为对政治需要与政治危机的响应，当然正确无比；不过，波及面更广的社会需要与社会危机也是存在的。社会在变动，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未来社会将会如何发展，要走向何方，已经变成了迫切的问题。人与人，人与物的各种新关系纷纷前来，人们的感受是这么深；但对于这些问题，传统上的制度如教堂与学堂，以及对外界蒙懂无知的村里与家庭，又实在无法提供解答或谘商。当然，这些传统制度所提出的建言还是很多，但它们的立足点却在旧日的社会。因此，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焦虑，人们一再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于新信息的渴求，以及对于认识未来的需要。诸如此类的需求是这么殷切，不再单是军事、政治或商业这些特种信息所可以满足的。人们对流动与变迁，感知与日俱增，不再只是他们脑海里空洞的想象，而更也是活生生的经历。这些，促使人们对于社会传播之功能与过程的实务与理论，产生了新而重要的诠释。

 　　在报业上清楚可见的发展轨迹，同样可以发现于摄影术与电影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摄影是绘画的延伸，都是用来作为识别与记录。但在急速流动的时代，家人的聚散、国内与国际移民更见频繁之际，以一种形式来保持人们在时空阻绝下的连系，愈来愈有必要，摄影于是出现。此外，物理世界的关系既然因为摄影而发生变化，相片本身也就变成存证人与物的一种形式：瞬间成为永恒，人事闪烁终成静默。摄影再经改良，就又变成观察与分析动态本身的一种新方法--辨认动态的新形式，不但技术上可能，也有社会上的需要。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另有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此一新社会与新生活方式的各种需要，都已有了一定的管道可以加以满足：报纸应合政治与经济讯息的需要；照相为社区、家庭与个人生活所需；电影与摄影拿来满足好奇心与作娱乐之用；电报与电话主要是作为商情的传输，间或用作传递重要的个人讯息。就在这些繁复不一的传播形式之间诞生了广播。

　　因此广播有哪些社会用途，似乎很难厘定，因为这个问题而引起的辩论也就不绝如缕，只有在放在前一段讨论文字中才好理解。必须注意的是，关于广播用途的讨论与界定，最先是以无线电收音机作为对象的；因此另一个值得研究，或说是费人疑猜的问题是，为什么电视日后发展过程时也是以收音机之前例作为蓝本？

 　　广播是主要的社会制度。对此制度的性质，人们虽然一直有所争议，但最为流行的一种看法却把它视为是科技条件「命定下的产物。我们现在对这个说法已经习以为常，殊不知实情并不是这样。只要仔细察考，不难发现广播制度虽有瑕疵，却是在特定环境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后经由一些特定的社会决策所形成的。然而，现在我们并不太能够看出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反而以为广播制度本当如此。

 　　因此，至少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说广播是一种新而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与控制的形式。广播的许多重要用途与社会、商业、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操纵息息相关。诸如此类的观点，又从「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这样的概念，反映了出来。「大众传播」这个词不但几乎为所有的媒体业者所使用，可怪的是大多数对其有激烈批评的人，竟然也这么使用。十九世纪时，「大众」是个带有低贬而轻视意味的术词，用来指称以前所说的「暴民」（themob）；工业革命发生以后在都市的「大众集结」（massing），正说明了这种轻蔑的用法。新的激进阶级意识，以「大众组织表示新社会形构的内涵，而以「大众集会」表示从外可以观察得到的效应。凡此种种都在说明，类似的称呼是如此的风行，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时，种类繁多而有系列性质的生产被人叫做「大众生产」。「大众」至此说的是「大量」，虽然还没有完全丧失所指涉的社会关系，它却已经不再代表人形体上或社会意义上的集结。这个误导的称呼，影响深远。就科技本身的条件来说，收音机与电视倒不见得是一定要以个别的（individual）家庭作为传输其讯息的对象，但就如同我们后文将指出的理由，当时收音机与电视的发展，确实是有意朝此方向迈进的。不过，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传播形式（广播），以个别家庭为接收讯息的单位，其性质却在「大众传播」的定义下变得混淆不清了：它只抓住了广播形式最基本的特征，讯息可以传给许多人：「大众，但却失去了另一个意义--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在于各自拥有接收装备。

　　就此而言，早先使用的「广播（broadcasting）一词好多了。有趣的是，成功地以「大众方式使用收音机的，是纳粹德国。在戈贝尔（Goebbels）的统筹下，纳粹党以强迫作为手段，把公众组织起来，集体收听。当时，接收机是放在街道上的。除了戈贝尔有意也把电视拿来如法炮制一番以外，也有其它的政权想要有样学样；尽管人们习惯于使用「大众传播这样的称呼，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远非如此。
 　　广播发展初期，在形式上，官方在技术层面上，采取了干预措施。之前，透过执照管制与课税手段，国家也曾试图压制报业发展，但在广播来临前的一个世纪，自由报业这样的观念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已经实现。国家干预广播发展，有一些实质理由，也有一些还可信服人的原因：波段分配问题。在此之上，另有历来饱受訾议的原则，发展广播要有一定的社会方向，至少要试着厘定走向。当然我们可以就广播之社会史本身，分别从理论与实务两面来谈这个问题；但如果要把它抽离出来，自外于另一个或许更为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过程，这就不符事实了。换句话说，一些原本分立四散的技术成品，在特定的经济情境之下，如何在这些影响力的运作下，合起来变为足资应用的新科技，再蜕变成某种社会形态的科技，这是探讨广播史不可不理解的过程。

 　　法西斯政权也许不假思索就会想到以广播作为直接政治与社会控制的用途；但是，广播这样的科技却是在别种政权形态中开发出来的。以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国度来说，整合分立四散之技术而融铸为一定性质科技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因素而非政治考虑。促成电视出现的发明家，一大特征是他们都是独自干活，彼此没有连系的，从倪卜高、罗新、楚瑞金、白尔得、一直到简津思，在在是从技术成品制造商的立场，或是在想从中捞一笔的心情驱使下从事技术研究的。这些个别的名字，写满了史简的一面，在另外一端则是EMI,RCA（美国无线电公司）等等大企业行业的足迹。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表现在电影史上，主要是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式的大规模分配行销是在后来才出现的，目的是为生产出来的影片，创造并掌握市场。广播的发展史却大异其趣，先是收音机后是电视，主要的投资都是用来开发分配流通之管道的，如果对生产有所投资，着眼点也只在于使管道先有东西可以传输，把内容变得吸引人是日后的事。因此，不同于以前所有的传播科技，收音机与电视是「抽象的系统过程，原始目的是设计来作为传输与接收之用，至于在此系统流通的是哪些内容则没有，或很少预留定论。一谈到内容问题的时候，人们多半以附带性的条件来解决；不管是国家要闻大事、运动比赛或是戏剧，都可以借着这些新的技术条件来达到传输流通的目标。「广播设备的供给在需求之前产生，没错；但不止如此，传播手段的问世也先于广播内容的诞生。

　　一九二○年代是广播发展的关键时刻。第一次欧战期间，由于军事用途的推动，有声电信在技术上有了长足进展；然后就顺理成章，战后就另有经济上的机会与需要，接收了这个新技术，替它找出路。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制造厂商能够独占广播技术上的诀窍；事实上，由于这一段期间发生了多重授权的事件，法律诉讼的困扰也就层出不穷--这些四散分立的基本组件，最后终于催生了有效传输与接收讯息的器材。一九�盟哪甑揭痪乓蝗�年间开发出来的真空管，一九一二年以来开发的回输电话，一九二三年之后的内差与外差式电路，莫不如此。然后，在一九二�媚甏�中期决定性的转机来临了。一连串以投资导向而研拟成功的发明，总算解决了技术上的重要难题，由无线电信而至广播需要有整个质的转化，其间，如何设计轻小简便，适合家庭使用的接收器乃是关键所在。一九二�媚甏�中期，尤其是一九二三年与一九二四年，主要工业国家，从美国、英国、法国、一直到德国，都突破了这个技术上的瓶颈。到了一九二�媚甏�行将结束之时，所有工业生产都急遽扩张，新种类的器械不断推陈出新，就是我们今日称为「消费财的东西，其中，收音机工业只是主要工业产品之一。仔细算算，工业产品还包括摩托车、汽车、箱式相机与相关的改良机种、以及家用电器、收音机等等。就社会观点来说，这整个发展的特色，表现在现代都会工业生活中，两种显然矛盾但又深深相互关联的趋势：人在工业都会，往往需要四处流动；但另一方面，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愈来愈可以在家庭中得到满足。早期的公共设施（以铁路最为明显逐渐被新起的技术条件所取代。对于这种可以同时满足流动，并且满足家庭作为生活中心的现象，我们无以名之，或可以「流动的藏私相称。这种独具特色的趋势，表现于不同的社会形式，但其中又以广播在社会上的运用最具代表性。

　　在某种程度以内，我们确实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这种矛盾，随着广播的制度化，已经得到了解决。怎么说？人的好奇心是永恒不移的，他总想要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走走看看，流动也只不过是这股心理脉动的一环。往昔的小规模社会与小型生产劳动，崩溃解体以后，构成了这股心理脉动的泉源。新而规模较大的社区和工业组织，赖以运作的起码条件，在于维持内部结构的机动性；另外，传统大家庭的解体与核心家庭的增加，以及新社会组织形态应运而生，在在使得传播通讯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工业资本主义革命以来，社会变动已在隐而不显地朝此方向进展，至此已更形强化：家居地区与工作和管理区域之间的距离，相隔日远，是其中突显的一点。对于工业与政治过程的转变，有哪些有效方法可以作为社会控制之用呢？不但还没有找到，也着实看不到影迹。整个转变过程有如原子爆破，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落尘之内，却又对它没有影响的能耐。尽管这么说，在激烈的社会抗争中，虽然这些改善无法突破外围大规模变迁势力所设定的限制与所施加的压力，人们还是取得了起码条件的改善。相对来说，工资略有调整，工作条件有所改进，每天工作多久，每周工作几天，一年休假几天，都有了实质的改善。工作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合起来就落实到小家庭的变化。但能够有所藏私，既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成就，也必须要善加呵护，因此就有推动新接触形态的必要。这些新起的家庭也许真的有私可藏而可以「自给，但他们如果没有固定收入与外在条件的配合，又怎么能够经常保持如此？由于就业问题与物价、经济萧条、战争等等因素的影响，流动藏私的家庭生活形态，经常就会面临威胁。家庭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既已如此，就产生了崭新的「沟通的需要与「传播的新形式：新闻来自家庭之「外，舍此别无其它来源。一八八○年与一八九○年代的戏剧里（易卜生Ibsen、契珂夫Chekhov），这种结构已经出现：第一次有这样的场面，戏剧的中心旨趣摆在家庭，夫妻倚窗外望，或者很焦虑的等待新闻，想要知道发生在「外面，但会影响他们生活状况的事件。一九二�媚甏�发展出来的第一个重要的新「消费产品」（收音机），等于提供了一种科技条件，让人们在这些外力限制与压力之下，仍然可以满足前面所提的各种复杂的需求。眼前，能够藏私之家庭，生活已经有所改善；新的私人运输工具，可以把人送去远行；有了收音机，就表示可以接收新的社会讯息--新闻与娱乐进入了家庭。有人说，这样的新事物是小玩意一桩，但我们必须指出，实情并不只是这样。工业资本主义的大轮运转之下，锁定了特有的社会关系，设定了种种的限制与压力，然而，在此范围之内，自有它运转的一系列重点，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应用科技。收音机正是如此的产物。

　　人们有能力，也愿意购买收音机使用，本身就相当有意义，它代表了社会变迁的概况与人们响应变迁的方式之一。哪些人对于收音机尤其表示欢迎呢？是平日毫无机会四出远游、先前接触不到其它种类娱乐与信息的人。至于广播最普通的功能，自然也能用来提供，或是说也能看成是提供「单一化的内容。人们所感受到的需求，无法肆意得到满足，而必须在既有社会关系的设限与压力下，得到部份的伸张；因此，与收音机制造商大张旗鼓的促销利益，是密切关联的。在制造收音机的初期，厂商想到的先是讯息传输，至于传输哪些讯息，倒是后来的事。到了一九二�媚甏�，收音机的系统已经建立，但究竟要有哪些内容，还没有想得太仔细。一直到了一九三�媚甏�，也就是收音机发展的第二期，内容的问题才有了明确的界定。传输与接收网络的营建，附带地引发了广播节目的生产；但不可忘记的是，情况即使如此，社会上对于什么是「内容，已经有了认定。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电视的特殊发展历程，就有必要先行了解我们在前面所提出，关于收音机广播的一般发展模式。因为从高层次的理论来说，电视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可以经由不同的途径开发出来；现在人们对此已经不太能够理解，原因只不过是有电视的时间历经了一个世代，使人对当初的情况有所淡忘而已。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即使在目前累积了许多密集的研究发展成果，在很多方面，电视还是很没有效率的影像广播媒介。怎么说？如果我们把电视拿来与电影比较，优劣立判，电视中的影像比电影差了许多；但以收音机来说，到了一九三○年代时，就已经可以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以家用电视本身的限制来说，历年来它所能改进的品质是那么微不足道；就机器论机器，高影像品质与彩色，也只不过把电视提升到低水准电影的境界而已。话说回来，对于比较次等的这个视觉媒介，大多数人居然加以接受没有怨言，这实在不很合乎常理。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广播是一个系统性的运作，受到了外在社会结构（尤其是家庭的隐私化的约制所致）。社会上对电影的期待还一直停留在早期的阶段；它是一种特殊的剧场，提供别致而不同的创作。相形之下，广播所提供的是整套繁复的社会产品：音乐、新闻、娱乐、运动。由于电影只被当来提供别致而不同的特定创作，它在技术上所拥有的影像优势，比起广播这种足以让人坐在家中，就能收到全面性节目的优点，毕竟是不足为道的。在广播只有声音的时代，电影以其强大的影像能力，还可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媒介；但等到广播也可以传输影像的时候，广播所包容的社会性优势，又大大的掩盖了它在技术上缺憾。

　　一九三○年代后期到一九四○年代初期，假使没有战事爆发，电视广播早就全面登陆了。一九三六年在英国，一九三九年在美国，对公众广播的电视开始了，但当时的电视机非常昂贵，一直要到一九四○年代晚期以及一九五�媚甏�初期，对于传输与接收的投资才全面的展开，而此后的成长，则飞跃的前进。足以把广播的性质固定下来的社会趋势，在那个时候也愈发明显了。花费在使家居更为隐私化的金额显著的提高。同时，人们居住的家庭，在空间上的距离，愈来愈为远离政治枢纽与经济上的生产中心。非但如此，就社会意义上的差别而言，家庭与政经重心的分野，也是有如泾渭了。依循旧章，以收音机模式来发展电视，似乎已经变成必然的趋势：中央有传输设备，家中有收视机组。

　　因此，电视与收音机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传输与接收的技术条件，再次先于内容而出现，而内容中重要的部份，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还只是科技进展下的副产品，而不是凭空独立形成的。为了要说服人们购买彩色电视机，「彩色节目才相应问世；在电视发展的早先几个时期，它所播映的都是转播社会原本上在进行的活动，比如皇家加冕典礼、重要的球赛、戏剧等，对于这种电视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寄生关系，大家知之甚稔。电视对电影的寄生情况，稍后才告显现，到了后来则是由于电影式微而使二者关系逆转。这样子的发展趋势已经很普遍，而以美国的情形最为明显。另外，与收音机的状况如出一辙，电视发展了十年以后，专门制作电视节目的独立制片公司出现了。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与后期，就如同收音机在一九三○年代的中期与后期一样，为电视而制作的创新形式的节目出现了。利用电视这个媒介，制作或催生内涵丰富的节目，此时也取得了显著而重要的进展；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很多类别的原创性作品，这等于是重演了收音机在同一发展阶段时候的情况。

　　不论是从社会意义或是技术层面来看，电视广播迟早都要面临难题的挑战，尤其是在生产领域上，究竟是要寄生在现存的活动，只作为分配与流通的管道？或是要兼做节目制作的生产性工作？如果目标只是在传输现有的录像带，或是转播正在进行的活动，电视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就可以做到；此外，类如新闻、运动赛、以及其它相近的事件或活动，电视也都能够以相对便宜的价位，提供传输服务。但是如果想要进入生产领域，那么不管是制作哪一种节目，电视再怎么说，都是非常昂贵的广播形态。当然，再怎么贵的电视片，制作费用都比不上电影；二者的不同，在于电影业在销售其产品时，有办法直接控制它的营收。但是，就电视来说，人在家中坐，开关在手中转，节目可以尽收眼底，而观众却暂时得以免付分文。如果以社会整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以整支整付的形式，建构生产传输讯息的系统，倒也是行得通的做法。一旦采取这种做法，也就没有必要因地制宜，或是以特定的理由，征收高低有别的费用。BBC以观众的执照费作为其财政来源，是最接近这种模式的例子。但BBC并没有像有些国家控制的系统那样，它并没有独占广播资源，这样一来，任何广播系统都会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投资在制作生产节目的经费要有多少？

　　经过了以上的解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广播制度有很深的矛盾存在，讯息是由核心往外发送（中央化的传播），但接却是在家庭之内（个人化的接收）。经济上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收取执照费是方法之一；另外比较不直接的途径就是允许商业赞助，或是以广告支持。但问题依然存在，并不是这种经济手段所可以迎刃解决的；症结完全出在创建之初，人们先在心中画出了特定的社会模式与科技条件，据此才又发展出来广播制度。蓝图既经钦定无可更改，瑕疵却又四处可见，则依此所建立的广播制度，其生产控制与财政的危机，也就无法完全驱除。如果只是把广播当成是传输讯息的科技，而把其主要功能局限在转播与评论现有的社会事件或活动，那么广播并不难在既有的经济条件与实际运作之间，取得均衡。但这个事实的存在，并不表示问题已经解决，相反，它点出了问题的根源：营收既然有限，提供的服务也就自然有限。但是，这种只求经济上收支相抵，只求以浮面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事实上是抹煞了电视可能发挥的创造性：如此一来，受到波及的，又岂只是节目制作人，又岂只是不同节目类型是否平衡分布的影响而已。我们应该谨记在心，投资在特定的社会传播形态的资金既然是如此高昂，就会相对出现复杂的机制，以各种金融组织、特定的文化期许、与特定的技术走向，箝制此一社会传播形态的发展。尽管有人在乍看之下，会把这样的现象当作是科技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却必须指出，新而且重要无比的广播制度，实在是复杂社会形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