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古代和我国古化“文化”的概念是在道德理性的孕育中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西方的“大众文化”是指文化工业，未必是一种文化。以西欧国家为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相对进步的市民意识和法治意识、科学思想和现代科技知识信息技术的普及，是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话语语境。这与我国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所处的文化话语语境是完全不同的。我国文化批判话语中的“大众”有其传统的内涵，以“文化工业”来界定“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似乎更准确一些。社会转型时期，在我国公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基础上，单由文化工业和资本支配操纵的大众传媒是很容易形成文化话语霸权的。我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是由西方理论本土化来的。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在目前文化工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

        [关键词] 文化 道德理性 大众 大众文化 文化工业 大众传媒 话语霸权

        媒文化研究。

               目前，我国文化研究的一项中心内容是大众文化的问题。随着对“大众文化”论争的深入，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理论模式是建立在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形态和文化话语语境中的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模式之上的。许多研究我国大众文化的学者，在远离我国现实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建立着他们自己认为精致的“空中楼阁”，用结构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观点、以及以詹姆逊、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装饰自己。而眼前，在我国大众文化产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纷繁芜杂的现实问题，却少有关注。这种现象，也可以看作当今学者对历史现实文化责任的一种漠视。本文我将与大家一起思考三个问题：西方的“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还是一种文化？我国的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文化”是否同质？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是应建立在我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还是应建立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在我国本土化的基础上？

        一、“文化”概念的核心是道德理性

        我国较早有关文化的论述的是《易经》，“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人文”是指“天象”和“人迹”，“文”同“纹”，“人文”既指人在劳动生产中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符号”、生产方式和制度。因此，古代“文化”的概念是具有符号学意义的。后来孔子又提出“礼以立之，乐以化之”，系统地阐述他的“礼乐教化”的观念。这样，“人文”所积累起来的精神力量与内涵被一点一点地发现，并在“化成天下”之中被传承，直至汉代出现完整的“文化”概念。刘向提出“文化不改”，号召“以德化人”，文化明显地表示出人文教化的意义。从这些可以看出我国古化文化的概念是在道德理性的孕育中产生、发展和形成的。

        西方“文化”概念的发展与农业有关。Culture(英)、kultur（德）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保护、耕种、栽培”的意思，而cultura源于拉丁语动词colo，意即培育。文兴复兴之后，“Cultura”的古义渐渐淡去，代之以Culture(文化)的概念。这一点与我国古代文化概念的产生和形成类似，“文化”都是在土地之上通过劳动，并将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文明加以“保护”、“培育”（Cultivation），一点一点地传承积累形成的。只是西文“文化”的概念不像我国古代“文化”概念具有符号学意义，而是与耕种和培育土地相对，强调“文化”是对人自身素质的培育和栽培，同个人的心智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一点与儒家的“修、齐、治、平”相似。正因为有这个传统，西塞罗在两千年前提出“文化”相等于哲学或心灵的培育。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文化理解为人的合目的活动和由这种活动所创造的生活世界，而把文化看作自律行为的条件。从这可以看出，道德理性也是西方古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内容。

        到后来，随着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学者对文化的分析变得更具体、更复杂。有哲学的，有艺术的，有教育的，有心理学的，有历史的，有人类学的，等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文化”定义让人眼花暸乱，而文化的道德理性却不断地被削弱，文化的概念也变得模糊。“文化”成了学者们开展科学研究而使用的学术工具，甚至成为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学术领域内互相矛盾互相攻讦的工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文化”的概念进行分析，让“文化”回到其本质的定义上来，回到“道德理性”传统上来。并在此基础上把现代世界错综复杂的文化图景回归整合到“文化”的概念中来，使“文化”的概念在人和世界的理性本质的整合中重新获得统一，获得概念的张力。而各种各样的现代文化现象与建立在这种概念之上的大众文化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话语语境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话语语境，有两个最重要的环境：一是现代科技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科学思想和大众传媒浸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二是建立在西方商品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的形成。二者既是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生成成长的土壤，又是其赖以展开的历史现实环境。前者是我们注意到了的，后者是我们经常忽略了的。

        市民社会是指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原则，以自愿为前提、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以及议政参政活动的生存生活领域。它是社会成员生活的一部分私域和非官方公域的综合。[1] 契约性原则是市民社会运作的基本原则，是根植于市场经济之上的，是市民社会中公民人格独立、个性自由、权利平等的体现。 在市民社会中，民众的市民意识具有以下特征：①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意识；②经济上的强烈竞争意识；③日益强化的公共意识；④在思想文化上乐于更新的观念。[2] 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才能自由发表自己政治见解，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进而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形成市民社会体系，和诸如自由、公正和平等的公众价值观。市民社会民众的主体性价值的凸现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在市场经济的经济文化活动中产生的观念、利益和文化需求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良性互动来协调和解决。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以西欧国家为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相对进步的法治意识，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以及公平的观念。它起源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商业发达基础上形成的法治思想和古希腊的城邦经验，并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启蒙思想召唤下被得到进一步强化，发展到今天，形成了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法治理想。西方市民社会的法治理想至少包涵下列含义：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防止滥用政治权力；通过保护个人权利的要求确保个人优先；通过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保普遍性原则优先于特殊性。[3]这些法治思想和意识已深入到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了他们文化生活的一种价值基础。而西方“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形成于这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之上的，因此必然受其影响。这就是西方“大众文化”，除了对精英文化、民族文化、个体个性和主体人格的消解性特征之外，还具有积极方面的特征的原因。这就是，西方“大众文化”对人性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并为人性的充分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物质手段。“‘大众文化’对感性欲望的刺激与满足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促使人们从神圣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大众文化’的功利性和世俗化倾向彻底地抹平了文化特权、垄断、偶像，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大众文化’的开放性、宽容性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创造了一种共享的文化空间。”[4]而且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西方“大众文化”的这些进步性方面，与西方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进步性特征，在共时性方向，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相互补充的，而这一点在我国的文化产业与大众的关系之中就不那么突出。

        也正因为西方“大众文化”的这些进步性方面，与西方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进步性特征，在共时性方向，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相互补充的；在历时性方向，是一种继承性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因这些进步性特征，而肯定西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是一种文化。

        三、我国文化话语语境中的“大众”与文化产业

        我国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所处的文化话语语境与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话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

        1、现代科学技术还没有在比较普遍、比较大的程度上形成生产力。虽然我们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由于僵化的体制、旧的观念，由于教育相对落后和科学思想、信息经济观念相对落后等原因，现代科学技术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成效不高。在此背景上的生成的文化工业正在改革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大的生产规模。加入WTO后，我国文化工业还不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2、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并开始走向规范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许多历史现实的原因，我国公民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信息传播意识还相对淡薄；文化工业与大众传媒赖以形成的市民社会，还缺乏现代市民文化内在的精神和活力；而处于教育程度相对落后、信息闭塞的地区的农民的文化启蒙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他们的文化社会环境，无论是在观念上、文化消费能力上，还是在文化水平上与大众传播社会具有相当大的距离。

        3、我国的文化产业具有特殊的性质，即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产业属性。这种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文化产业，不可能像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工业一样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在争取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许多现实环境中，文化建设常常处于主体化与市场化的两难困境中，前些年，国内许多地方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发现，文化没有搭成一个好台；经济也没有唱出一处好戏，原因是文化有它自身的规律，文化建设也有它自身的规律。马克思说：“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作品本身”；“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5]同样，文化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手段，所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能牺牲其文化之本质而只求资本利润的实现。故“我国文化建设的最高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主体性的文化世界，它置基于市场经济，同时又要超越市场所具有的功利性和物欲性，并反过来构成市场经济开放性的根基和动力”。[6]显然这个任务的实现，对文化产业的从业者的素质、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文化产业的改革与发展必然会涉及到三个方面的敏感问题：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的问题；知识分子如何进入传媒的问题；文化产业内部的文化话语权力问题。这里不容赘述。

        4、我国文化批判话语中的“大众”有其传统的内涵，此大众文化非彼“大众文化”。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关于“大众”词条解释为：“群众；民众；大众化；要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应广大群众需要。”[7]另外，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看，“文化”作为中心词，“大众”一词必定是作修饰语，“大众文化”只能解释为“大众的文化”或“为大众的文化”。

        而且从历史层面来看，“文艺大众化”是我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未三十年代初提出的口号，围绕它曾展开长期地激烈地论争。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主张根据读者水平写出通俗易读的文艺作品，以利于普及文艺并与反动文艺作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化的文学革命的口号，其目的就是要将文学通俗化、大众化。有的人正好相反，以为“大众化”就是与大众的无知斗争，把“大众化”变成“化大众”。[8]直到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观念才得以澄清。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9]当代，江泽民同志又在“三个代表”中又把“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与“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提，这显然与毛泽东同志关“文艺大众化”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带着‘大众’二字的东西都装进大众文化这个集装箱中去。”[10]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辩证地思考，用现代汉语中的“大众文化”来翻译界定西方文化话语语境中的“mass culture”是欠妥当的。西方话语境中“mass ”与“people”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mass”有人译作“乌合之众”，是失去人文精神的群氓，彼此间毫无联系，是贬义。[11]而且西方学者在关于“大众文化”的批评中对“大众文化”的定义也有分歧。阿多诺就认为要用“文化工业”来取代“大众文化”，来消除一种望文生义的误会，“以便一开始就排除赞同其倡导的下述解释的可能：这是一个类似一种从大众本身、从流行艺术的当前形式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文化问题。文化工业必须与后者严加区分”。[12]而在我国特定历史与传统的话语语境中，我们用“大众文化”来界定、批评我们的文化工业，并以之来建设我们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妥当呢？不妥；西方的“大众文化”与我们正在建设的大众文化是否同质呢？不同。根据麦克卢汉“媒价即信息”的观点，我认为，以“文化工业”来界定“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似乎更准确一些。

        5、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存在一批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文化水平和文化消费水平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造成了两者在经济、文化、观念、生产力发展程度上的严重不平衡；再加上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制度上造成的利益的客观性倾斜，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出现了大批弱势群体。2000年9月，全国不在岗的职工达2173.1万人；2000年底农村年人均收入不足820元（相当于国际通行的每天1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为9000万人。[13]占全国人口65%的农民占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不到1/5，排除价格上涨因素，农民的教育文化消费水平低得可怜。

        笔者所在的湘北地区京广铁路线边的一个3000余人的行政村，由于“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造成电视频道的重复建设、重复播出、频道覆盖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频道品质的劣质化，村民看电视只能看本地（县）一两个底水平的电视频道，中央台高质量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影视节目落不了地；除了偶尔有个别村民买一两份科技快讯之类的小报外，没有人订报，更不用说订杂志；村民们只能勉强地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而现代社会，个人完成义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1995年，全国15岁（含15岁）以上年龄的人口仍有2亿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农民家庭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就有近15%的人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8%。[14]这些人在现代传媒“编码—成码—解码”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具备文化信息接受的主体性，文化心理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文化生活很容易出现接近“真空”的状态。有人指出，农村文化患了“贫血综合症”：影视节目离农民越来越远；土台戏难觅综影；书刊垃圾、音像垃圾乘虚而入。一些农民便纷纷走进赌场、教堂。[15]在种现状下，单由文化工业和资本支配操纵的大众传媒是很容易形成文化话语霸权的。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6、在我国公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基础上，还缺乏必要的健康的传媒批评。

        我国社会和文化都处在转型期，在条件成熟的都市城镇，工业文化产品无孔不入的浸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对老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开展必要的传媒批评，对大众的日常生活文化的批判与重建，提升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质量，特别是对农村的文化建设、对文化弱势群体的文化启蒙是很有帮助的。

        1999年，《还珠格格》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出，掀起了一股“小燕子”热。应该说这是我国第一部严格按照市场策划、定作的商业电视连续剧，迎合了观众的潜意识欣赏心理，即：“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昂慕权贵的心理；“私订终身花园后，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才子佳人梦；少年春梦的情感纠葛；因逃避社会责任而带来的心理压力和叛逆心理等等。这些未必健康的心理杂合在一起，形成《还珠格格》热的文化泡沫。而当时只有《深圳周刊》一家开了一个小专栏对《还珠格格》进行较系统的批评。接下来在国内上演的典型的商业电视连续剧是《乱世英雄吕不韦》、《流星花园》等。还有湖南卫视频道都市频道的《快乐大本营》、《都市有情人》等纯娱乐节目、各地电视台层出不穷地选美炒作。这些影视节目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而且呈泛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批评的缺席，显然是不利于社会文化建设的。

        7、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行业自身优势，我国传媒业的从业人员，在收入上曾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未到21世纪初），从其中产生了一批所谓的“中产阶层”，这些人有车、有钱、有产业、有关系网。其中又有不少人成为了目前传媒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由于其自身素质的缺陷，很容易形成一种“小资情调”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价值观，使影视节目出现泛娱乐化倾向。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四、结论

        西方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与资本全球扩张有机结合的文化现象的影响，如宣扬或隐含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众传播、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其化文化传统的瓦解和民族认同的危机等；二是解析这种现象的一整套包括思考角度、学术探讨、理论观点、价值取向及研究方法等在内的话语体系对我国文化研究的影响。[16]文化是建设性的，其概念核心内容是道德理性。西方话语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其感性欲望的泛化、主体人格的异化、和精神价值的消解等后现代主义特征，仅仅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消极特征而已，未必能形成一种真正的“文化”。西方“大众文化”与我国的大众文化不是一回事。而照搬西方话语语境下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来建构我国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显然是不够明智的。我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应是由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本土化来的，而应是自我生成的，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们只能具有借鉴的意义。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在目前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站在民族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来建设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

        1917—1918年，高尔基在对俄罗斯社会革命后出现的各种混乱的社会文化现象和狂热地、非人道主义行为进行批判分析后指出：“那些只能建立在对生活的极端强烈的动物性感受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行为的规则以及相互关系的习惯并没有向我们的预示什么高兴的事情，它们更进一步加深了人的普遍野蛮化……这再一次极其清楚地表明文化启蒙工作，迫切的、有计划的、全面而顽强的文化启蒙工作是必需的。”[17]而今天在社会和文化处转型期的中国，这句话无疑是有启发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的历史责任必然需要大家来共同承担，其中当然包括大众传媒。而关于对我国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建设，我想还是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一些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