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传播生态的基本框架是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信息技术与范式结合并凸显在信息传播中，媒介生态环境也会随之变化。本文在阐述传播生态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新闻范式控制在于政治需要和国家利益，其实质还是对文化的控制。

        关键词：传播生态、范式、控制、文化

        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媒介在其中的变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信息技术（IT）与范式（format）的结合促进了传播的飞速发展。如果我们把信息技术简单地界定为那些外部设备和程序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组织、传送、储存、制作和恢复信息非常有利的传播，不但意味着意义的生成与转换，也包含某种技术的运用，即使是传统的口头传播形式亦然，远距离的传播那就更不用说了。它牵涉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并赋予讯息以形式，亦即范式，范式指的是对经验和信息的选择、组织和展现。范式在表现形式、性质、目的、影响力和选择上凸显在传播中，便成为传播史演变的缩影，因而简言之，传播范式就是传播得以构成的方式。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不但改变诸多的社会行为，还会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不断游移。其外，个人评价、监视与控制、争端的解决、刑事审判制裁、外交、权利诉求和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加之战争的发动、地区冲突的引发等等都因IT和新的传播范式而以不同的方式完成。这些都与媒介生态,传播以及传播生态有关.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词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 。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 。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区域也在变化，变得移动化和虚拟化。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这当然是媒介环境的变化使然.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媒介在信息传播中涉及的生态关系就是传播生态的问题.

        传播生态，即传播圈与周遭环境的各种关系，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它指的是信息技术、各种论坛、媒体以及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和获得，其中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组织和管理及各种资源是其基本框架。因而，现代传播随着电子时代的来临，因为传播范式的变化其传受生态也与以前有所不同。

        一

        媒体与受众之间是一种永动的互生关系；媒体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除了技术的发展以外，就是受众的需求，这是媒体存活的土壤。虽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受众接近媒体的机会增多，方式多样，受众人数也在不断增长，但受众所需是不变的，那就是信息和娱乐。

        虽然媒介和技术无可争议地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各种影响，不过这种影响的特性如何程度大小怎样还很难确定，因为传播生态从传者的角度来看是意欲把社会行为组织起来并使之为社会秩序服务的，在某种意义上，生态的概念比组织行为更为宽广。所以在这方面大卫?阿什德倾向于使用传播生态而不是传播组织，其理由也在于：“第一，生态暗指传播过程和互动的各种关系。第二，生态意味着为一个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这指的是某种媒介的特点依赖于特定的要素组合。第三，这种关系不是随意的或完全专断的，这种关系的出现对媒介（技术）的存在和运行是基础性的。第四，生态具有发展的、偶然的和突发的特点。”[1]

        也就是说，传受关系是一个变动不定的流动结构，其结构正如历史的发展过程一样，依赖于物质技术的发展而起变化。但其基本样式是一样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我们知道，信息技术（IT）一般来说指的是那些外部程序和设备，它们用于制作、组织、传送、储存和恢复信息，范式（format）指的是对于外部信息和各种经验的选择、组织以及展示，其终极目的在于要产生对社会行为的某些反应。因为通过信息技术和范式确认，行为是可以被引导和改变的，特别是媒介对娱乐、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不但能够收到高发行量、高收视（听）率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对舆论进行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把受众的话题引入到媒体设计的框架之中，进入一种流程。我国的载人航天飞机的发射成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自2003年10月15日“神五”成功升空之后，“杨利伟”也随之成为各路媒体关注和报道的焦点，可谓“无微不至”。航天英雄杨利伟成为传播之树上的璀灿之花，以至于其饮食，着装及其嗜好等枝枝叶叶，也成为广告商们抢注的目标。可想而知，信息传播在此种媒介环境之中是何等的得心应手。媒介环境通常是指现代媒介把社会信息系统和个人信息系统连续起来的一种社会环境，它又可以区分为个人媒介环境与社会媒介环境两类。个人媒介环境的特点是个人与社会联系与交往越来越依赖各种传播媒介，多媒体，多功能、多选择的电子媒介逐渐普及到现代家庭生活中；社会媒介环境的特点是遍布全球的传播网络、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建成，把世界变成一个虚拟的社区、一个‘地球村’”。[2]

        个人越来越依靠“第三只眼”去看世界：获取信息，了解动态，增长知识、享受娱乐。而从宏观来看，整个社会环境也就是经由微观的个人环境之树构成的一座“森林”，信息传播便如空气、水和阳光使播撒在受众土壤上的信息种子生根发芽。此种生态环境一经形成便别具一格，正如自然环境中有热带、温带、寒带；有森林、草原、沙漠一样，如果缺乏必备的元素，环境就将恶化，生态便会失衡。

        二

        传播生态与实在环境的难以一致，正如大卫?阿什德所言，社会秩序越来越成为一种经电子传播和中介的秩序，这对社会生活尤其是自由和正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权力与社会控制经由媒介而得以认识、维持和承受挑战。“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是被程序化了，而不是生活着的，被记录着而不是被记忆着的，被搜寻着而不是被理解着的。”[3]总之，IT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媒介的出现，一种控制现象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信息的组织与选择也会渗透着“霸权”。从全球范围来讲，是少数发达国家对信息的垄断，无论信息的数量还是信息的内容和传播技术，发达国家及其传播媒介都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事实上，我们观察到信息革命释放出庞大生产力的同时，全球经济里人类悲惨的黑洞也日益巩固。”[4]因之打破这种垄断和研讨发展传播学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而在我国，“传媒业现行的计划体制是造成传媒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传媒服务脱离人民群众要求的制度根源。一方面，在传播资源配置上用长官意志和个别人主观判断代替传媒产业社会运作、经济运作的客观规律；据统计，80%的有用信息都由政府掌握。由于缺少统一的法律规定，公众很难获取并利用这些信息。即使公开，也难尽人意，如公开的内容水分大，常打折扣，对公众关心的实质性问题以种种理由拒绝公开；公开的随意性大，“暗箱”式公布、临时性公开时有发生；对非保密文件与保密文件同等对待；对公众实行封锁等等。“当检查制度和保密从新闻源上截取了很多信息的时候，大量的事实根本不能或者很慢传给全体公众。因为思想的传播有很明显的限制。”[5]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焚书坑儒”和“定本制度”，搞一言堂，对信息进行残酷控制。蒋介石也说过一句堪称名言的话：“舆论、舆论、舆论！我拿300万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6] 德国在俾斯麦掌权时，更设立了“爬虫”基金，专门提供给那些为政府服务撰写报道的记者们，报道者成为了御用“爬虫”。究竟他们传播的信息有多少真实性可言，便不难想象。因此，控制传媒与传媒的控制便成为国家的利器，终其一端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操控。“传媒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传媒的控制；传媒的控制，指的是传媒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工具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对传媒的控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传媒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整体实施控制的一个手段而已……说到底，大众传媒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这种操纵和控制是通过对传媒内容、传媒使用的语言的规范化和传播过程模式化来实现的。”[7]

        因此，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媒介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社会行为的塑造者，我们难以从中分出真伪，事实成为生活的一种“镜像”，它仿佛真实地直指生活本身，殊不知它只是生活的影子抑或幻象，因为“生活内容被程序化”了。这不是控制而何?“当传播生态携带着大量控制和监视符号渗透入实在环境，更多的社会生活会被来自远方的信息浸淫，因此，对那些信息的控制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当传播、信息、技术和权力通过控制的范式结合在一起之后，无论是计算机信息及其形式和影响也好，无论是传统媒体的扩张也好，法律和社会公正、社会问题与社会争端的解决以及战争的报道，都深深地贴上了控制的烙印。因之，行为的互动、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越来越成为界定我们的象征空间的“魔手”，经由这个象征空间，不但过去、现在，即使是将来也被不断地塑造，包括我们梦想的空间。因此，我们的时代成为新闻范式控制的时代，成为文化控制者大展身手的舞台。

        “媒介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不仅包含着国家和政府与媒介的关系、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与媒介的关系，广大受众与媒介的关系，而且包含了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竞争与秩序、生产与消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各种复杂的矛盾。”[9]

        总的说来，不管媒介环境如何变化，一个不变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势力的渗透总是无形存在的，自古至今依然。传播媒介继续发展有赖于这种强势力量的影响，为了不与它相抵触，媒体内部在管理上，在信息的组织和处理上，必须要经过不同程度的把关，因而有的事件就会有被聚焦“放大”的可能，而有的要么成为“旧闻”，要么干脆“不闻”，让它“隐藏”起来直至慢慢消失，甚而有的干脆造假，“制造”新闻。例如我国新闻史上的名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在感动了几代读者之后终于有人站出来道出真相，所谓“食物中毒”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实际情况乃是另一个“阶级兄弟”投毒所致。[10]可以想见，有多少人被蒙在鼓里。而真切的原因在于要突出“阶级兄弟被救”，必然要“遮蔽”某些事实，从而达到宣传的强大效果。此乃当时媒体所处的时代背景，即传播环境有关：一个被扭曲的失去平衡的非常态的生态环境。

        李希光曾举美国媒体在巴以冲突中的报道为例来分析美国政策对媒体报道倾向的影响：“……美国媒体故意遗漏关键的历史背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达35年的占领、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领下遭受的各种磨难。特别是“9?11”后，由于美国许多媒体公开表示支持布什政府的无限制的“反恐战争”，这些媒体越来越不愿意对政府的政策和言论开展批评性或调查性报道。”[11]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CIA的头儿威廉?韦伯斯特就靠CNN的帮助来追踪战争的进程：

        我会按一下电钮接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会说：“一枚飞毛腿导弹刚刚从伊拉克南部发射，朝德黑兰或利雅德（沙特阿拉伯）飞去，看起来是这样的。打开CNN看看。”

        无独有偶，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之后，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前联合国武器调查小组成员、英国军事专家凯利的自杀身死，也引爆了公众对政府关于敌方情况的过分渲染和夸大的反感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正也暴露了媒体的议题正是政府的授意所为吗？“布里德认为，所谓的新闻和编辑政策（news and editorial policy），是指体现在社论、新闻专栏、新闻标题中的取向。布里德指出，‘倾斜’几乎从不意味着推托搪塞，而通常是‘省略、有差别的选择，带有偏好的安排’。比方说给符合自己政策的事件或观点加一篇‘特写’文章，将一篇不合自家政策的报道‘埋藏’在版面中，等等。布里德指出，无论承认与否，每家报纸都有自己的政策原则。政治、商业、劳工部分是集中体现报纸政策的地方，这是出于对阶级关系的考虑。布里德指出，这种政策通常是隐蔽的，因为它违反了新闻道德规范，而媒体经理人员也要避免被人指责命令新闻报道倾斜，从而陷入窘境。”[12]布里德发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是最常遗漏的。典型的情况是，这些新闻涉及“精英分子或精英群体以不民主的方式取得特权”。他注意到，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阶级”这个词很少被媒介提及，而“阶级，即社会的不平等，正与美国信念相反”。布里德确认的其他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还有宗教、家庭、爱国主义、社区、医疗、法律和正义。但即使是受众广为认可的Gonzo审判（在我国一般称为“媒介审判”）又能怎样呢。虽然它可以利用特别的手段来展示社会控制和道德顺从，而且通常通过强制执行规则和旨在公开污辱（比如利用大众媒介）的方法，并以此来展示对这些惩罚指令的道德解决，譬如新闻追踪调查，媒体曝光、热线，特别是全程直播有警察的诱捕行动等等。

        因此，当大众媒介被认为是问题的界定、选择、组织和展示的积极因素时，新闻信息的形成就与权利诉求的视点融合在一起了。因为事件和问题被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打上了印记，结果信息的筛选与组织便成为新闻控制范式的关键。“所谓媒介组织内的潜网实际上乃是更大范围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折射，所以青年记者所感到的束缚与其说是来自媒介组织，不如说是来自社会系统。”[13]马克?波斯特更是借用福柯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这一术语来暗指媒介规范：“这种规范并不像封建社会那样是强行执行他人意志的结果，而是一种看起来无处不在的无个性特征的权威所导致的结果。”[14]

        三

        那么，媒体为受众端上的究竟是精神大餐还是垃圾一堆，媒体究竟给受众传播了多少必需的信息，受众从中汲取了多少知识呢？“因而，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扰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有检查和保密，另一方面又有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注意力的不充分，语言的贫乏，精神涣散，感觉的无意识的体系，折磨、暴力和单调等。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切实可行的思想，以及不让我们对那些有意识地进行骗人的东西作适当的检验。”[15]不管是“第一媒介时代”还是发达如今的“第二媒介时代”，虽然“社会责任”本应成为媒介“自律”的座右铭，但它究竟离现实有所远，它是否是传受这一生态圈中虽然灿烂但却难以恒久的昙花只存在那“一现”的美丽呢？众所周知，美国宪法有个著名的《第一修正案》，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的。可是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新闻界不得不在爱国和《第一修正案》之间选择前者。美国三大电视公司之一的美国广播公司总裁大卫?韦斯廷就不得不这样。二00一年十一月他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发表演讲后个有学生提了个问题：将五角大楼作为恐怖活动攻击目标是否合理？这位总裁先生振振有辞地回答说，我们新闻记者应该忠于自己的职责，不应该替美国公众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的话一公开轩然大波便汹涌而至，在线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希望他立刻辞职。总裁先生只好发表书面道歉声明认错了事。“九一一”事件后，白宫和五角大楼不断呼吁媒体报道要明智，不要危及国家利益。

        其实，“意见的自由市场”背后是什么呢？无非是背后各种权力之手在操纵，在默无声息控制着。正如马克?波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因特网上，英语的使用占绝对优势，这暗含着美国权力的延伸，这就好像只有美国的电子邮件地址不需国别码一样，因特网将美国用户标准化了。但这却是一个远为复杂的论题。在新加坡，英语是一个中立的‘他者’，用来促成互存敌意的种族群体间的对话。当然，使用中存在着范围甚广的不平等现象，这样，因特网的民主结构就变成了一种对贫穷人民更加不公的场合。”[16]

        在国家利益和政治导向面前，一切都显得娇弱无力，因为自由是有条件的，导向是无条件的。“随着数据库的撒播，一种传播技术侵入了社会空间并将个体的身份多重化，根本置个人的意志、意图、情感和认识于不顾。”[17]“大半个世纪以来，媒介产业高度集中在一个或少许几个大型公司手中，他们牢牢的控制着媒介的生产及行销市场，更有甚者，除美国以外，大众媒介与电信网络‘由政府垄断控制’”。 [18] 其实美国也难脱其窠。1992年12月，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机构把几十名记者安排到了一个索马里的海滩上，在耀眼的灯光下目睹了美国海军和陆战队员在晚上登陆的“盛况”。因为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被告知了登陆的时间和地点，鼓励大家去“观赏”。好像这是一个摄影观察所而不是战场。

        新闻传播是作为一个话语生产“场域”而实现其话语霸权，而且这种霸权是通过其充当话语力量的增效器而实现。因此，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当中，新闻传媒具有维护其意识形态的政治功用。这种隐性的文化观念与制度的授予，使新闻传媒的话语就拥有了“命名权”。其实，这种霸权不唯国际间存在，正如李希光呼吁的那样“为了预防在重大国际新闻报道中被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媒体设置议题和操纵，中国媒体要通过增加一手信源、信源多样化、选题多样化，提高国际新闻报道的质量，确保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全面性和真实性。”国家和地区内的霸权也不容小视，因为权势话语正借用权势政治经济平台，对媒介的信息发布进行操纵。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大卫?阿什德的忠告??

        在我们的时代，身份、个人经历、信誉、权威以及诺言都被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所触及。信息技术已经影响到了下面所列的事项，并且经常改变它们之间原有的特性和联系：工作、吃、睡、爱、记忆、计算、游戏、战斗、学习、研究，当然还有写作。[19]

        因为记录式生活与事件的文本化比特定的个人更能缠绕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过程以及官僚规则的程序使人担扰，并且它们具体化为指导，从而变成限制个人行为的原则。现代政治、经济势力的膨胀使它们对媒体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那么知识和信息的控制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于是，“知识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暴力与财富的控制地位，争夺知识的控制权成了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包括个人的主要社会博奕活动……”[20] 终其实质，信息的控制也好，知识的控制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掌握文化制高点，获得“文化霸权”。这意味着，一方“话语权”的拥有导致另一方的“失语”，形成一种非良性的传播生态氛围。

        有鉴于此，邵培仁认为：“传播生态学（Communication Ecology）要求人们确定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价值观和资源观，构建正确的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经营与管理机制，确保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21]

        注释：

        [1]、[3]、[8]、[19]、[20]：（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P9、序言、P22、序言、译者前言，华厦出版社，2003年7月

        [2] 毕一鸣：《全球化浪潮促成一的现代媒介环境》，《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

        [4]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P2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5] 李普曼:《舆论学》 P34

        [6] 廖永亮：《舆论调控学??引导舆论与舆论引导的艺术》P18 新华出版社 2003年1月

        [7] 王亚南：《传媒的被控制与传媒的控制》  《读书》2003年12期

        [9]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P133，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10] 黄波：《为什么会有残缺的新闻？》，《湘声报》，2002年6月13日

        [11] 李希光：《谁在设置我们的国际冲突报道框架??一些媒体国际冲突报道议题设计与框架选择分析》，《中国记者》，2002年9月

        [12]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四版 P361,华厦出版社，2003年3月

        [13]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P175,新华出版社，2003年8月

        {14}、[16]、[17] 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等译：《第二媒介时代》P95、P39、P96，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

        [15] 李普曼：《舆论学》P58

        [18] （加拿大）艾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等译，《传播学与经济学》 P76 华夏出版社，2002

        [21]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