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考察，分析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深刻转 变，即从担当社会道德良心的普遍知识分子和启蒙英雄，转向了特定领域里的专业人士，特 别考察了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两种突出的知识分子角色——专业型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中间 人。��

　　关键词　　后现代性　现代性　知识分子　社会　文化　启蒙��

　　当今西方知识分子好谈论后现代，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在谈论他们自己。知识分子 作为后现代的主体之一，他们不但发现了后现代的来临，而且也在其社会和文化中身体力行 地实践着后现代的种种思想理念和主张。因此，对后现代的思考自然要与知识分子问题联系 起来。��

    讨论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要考察后现代性导致了何种知识分子的出 现， 换言之，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启蒙现代知识分子有何差异。假如我们把启蒙知识分子作为现 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形态，那么，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确与前者判然有别，尤其是以下两类知 识分子，他们完全是后现代的产物，因而最值得关注。这两类人就是：专家型知识分子与文 化中产阶级。��

一��

    关于后现代，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通常是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而后现代性是一 种思想方式，后者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古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 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宏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主张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 有根据的、多元的、变化的和不确定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 、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论的文化［1］。在这种条件下，恰如 利奥塔所发现的，启蒙的和解放的英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专门领域里工作的专家 。随着现代性的衰微，传统启蒙主义意义上的那种担当道义、“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逐渐 消失了。��

    其实，福柯已早发出了忠告。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福柯坚信社会的变化导致了那 种“ 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上的主体”消失了，进而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分子 亦随之消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种“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言说”的角色，或那种 “好像代表了我们大家的意识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福柯提出 了他著名的两种知识分子角色理论：“知识分子现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样’、‘ 为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具体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 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 系)进行工作。……这就是我要称作‘专家性’知识分子，他相对于‘普遍性’知识分子。 ”［2］��

    利奥塔的理论与福柯不谋而合并更加激进：“很明显，一种知识分子形象(伏尔泰，左 拉，萨特)已经随着现代性的衰微而消失了。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曾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分子和 它的传播已不再运作着某种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需要的。在一个把 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3］权 威的丧失，一方面说明现代社会中作为教育者或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权威的丧失，另一方面又 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化和教育的普及，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无论是在福柯的意义上，还 是在利奥塔的意义上，传统上所界定的那种英雄式的知识分子，看来确实已经衰落。��

    而美国学者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则指出了一个重要现象：作为“公共角 色” 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乃是左派被学院化、专业化与职业化所同 化的标志，这就剥夺了知识分子作为公共角色和反对派的力量，而这些正是传统意义上界定 知识分子的特征。“今天，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是一种陷入危境类型；工业发展和城市的负 面影响已经使他们的环境每况愈下。由于他们操着一种公共俗语，所以他们仍在文化界若隐 若现。而新的学院派人士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独立的知识分子，但由于他们并不采用日常语言 ，所以外行很少知道他们。学院派人士是为专业杂志写作的，这些杂志不同于小杂志，它们 形成了一个孤立的社群。”［4］他发现当代专业化的学者所运用的是专门的技术语言，和 公众语言相去甚远。这实际是提出了有趣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公众的关系，知识与常识的联 系，乃至专业语言的局限性等。这个问题最近在国内也被一些敏锐的学者提了出来。［5］ 这里的问题表面上是语言的专业化，但深刻的根源却在于学术的制度化和专业化，在于思考 的内向性而非外向性。所谓内向性，是指在细密精致的专业分工条件下，学院化了的学者们 的思考与其说是对普通的人，不如说是专对“圈内人”的，亦即学者说话是说给那些想听且 听得懂的同行听的。��

    学术专业化和制度化问题，是导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向后现代转变的根源之一。这个 问题 和教育密切相关。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总是和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文化 又植根于特定的世界观之中。这种观念揭示了可能性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进而使得知识分子 在现代社会合法化。它涉及到三个基本观念：第一，人本质上是不完善的，需要不断地人性 化；人之天性的不完善性和习得的完善性被区分为人的“生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对立 。第二，人性化是一个学习过程，社会化就是压抑人的动物倾向；人的天性和取而代之的倾 向之间的区别被称为“激情”和“理性”(或“本能”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对立。第三， 学习只是一种教育关系，人性化的过程离不开教师和教育体系。正是在这个要求下，社会化 的现代教育体制出现，启蒙的要求应运而生。文明与野蛮、教养与愚昧、科学与迷信，这些 被知识分子所命名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被赋予某种权力性质，所以，培根提出“知识就是权 力”的口号。这表明，权力依赖于知识，有效的权力有赖于有效的知识。这种关系必然导致 一种双重现象：一是“合理政府”概念，它旨在管理社会并鼓励“善的”行为，遏制“恶的 ”行为；二是“合理行为”的概念，它导致了对认识范式、价值观和个体行为动机的控制。 在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中，两者被认为是互为作用相得益彰的。然而，这里的核心是“合理 性”，所谓合理性就是根据理性概念运用立法和教育来塑造社会现实。合理的个人概念涉及 到他们行为是由知识和教养所塑造的，而他们的知识又是有知识者所给予的：“这种权威可 以描述成‘立法的’，它涉及到这样一种权利，即要求整个社会都服从的各种规则；而它本 身又是依据由其生产的合适方法所保证的更好判断力和卓越知识而被证明合法化的。由于社 会及其成员寻找着所需之物，有知识者新的立法权威也就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必要性和被赋予 的资格。”［6］��

    鲍曼这里指出了西方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和现代社会乃至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他们曾经是以“立法者”的角色出现的，这正是利奥塔所说的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 哪种“权威”［7］。他们有一种坚定的自我认同和身份感，那就是对西方(主要是西北欧) 的价值观，尤其是体现为普遍、绝对的那些“元叙事”的追求和虔信。��

    但鲍曼发现随着现代性的衰微，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角色出现了深刻的转变：从“ 立法 者”蜕变为“解释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社会价值的集体引导者的知识分子，与现代国 家之间 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分离和紧张。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和谐依赖关系，转变为一种 紧张关系。这是由于早期现代国家介入了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需要民众的忠诚，于是不得 不依赖有价值的新思想的传播来动员民众，需要新的专业知识。由于知识分子最初的角色满 足了这两个要求，所以他们成为国家依赖的力量。但这种依赖是短暂的，因为现代国家发展 起来的政治技术很快把越发多余的知识分子变成次要角色，变为单纯的服务因素。这种新的 政治技术对知识分子的剥夺有赖于两个方面。第一，早期的普遍知识分子培育了大量专家， 他们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寻求权力的失败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比如专业领域里的 成就感和名声等)。更重要的是，这些专家人数的剧增，他们生产出大量专门知识，实际上 是把深奥的专门知识转化为官僚权力。于是，专家成了这个系统再生产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他们已经迥异于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是现代国家监控、管理和服务社会的重要 力量。第二，现代国家通过对话语的政治控制，逐渐使得知识分子与政治变得不相关了。当 这种不相关性达到最低点时，现代知识分子便满足于政治之外的思想和表达的自由，这就便 是毫无实践结果的自我封闭的学术话语。意义、象征和符号变成为各种人文社科知识极力阐 述对象。从齐美尔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的“陌生人”，到本尼迪克特对“文化类型”的关注， 再到吉尔兹对“局部知识”的“厚描”，思想的考察沉溺于局部意义的深层中［8］。至此 ，我们发现鲍曼和福柯及利奥塔或雅各比殊途同归了。��

    在福柯那里，普遍的知识分子转化为专门的知识分子，而在鲍曼的分析参照中，“立法 型”的知识分子转化成了“解释型”的知识分子。表述虽有不同，但实质却很接近。“立法 的”和“解释的”策略的差异，也就是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这一转变也就是知识分子社会 功能的脱节，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断裂。于是，文化不再是一个塑造或再塑造的实践对 象，而是一个研究对象或解释对象［9］。进而言之，那就是，知识分子过去是以自己生活 的现实社会的探索和实践为目标，因此他们的知识探求总是和“生活世界”关系密切，和这 个社会的公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则，当今社会知识的高度专业化，教育的制度化，知 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职业化，都使得传统的关联解体了，学术与学者个体的关系也许比知识与 “生活世界”的联系更重要，兼济天下的关怀退缩到独善其身的狭小专业领域，远离政治和 社会的思想自由成为学术的时髦。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教育、研究和学术的制度化，使 得传统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雅各比)和“批判话语的文化”维护者(古德纳)的角色受到了 威胁［10］。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伴随专业化、职业化过程的制度化。萨义德认为今 天的知识分子正在遭受四种专业态度的压力，这四种压力是：专业化，专业知识和崇拜合格 专家，追随者无可避免地导向权力的权威等。那么，面对这些压力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呢? 萨义德的答案是耐人寻味的：“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因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 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 及他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11］��

    从普遍性知识分子转向专家性知识分子，从关注宏大叙事的启蒙英雄转向小叙事的专门 家， 转向立法者(权威、作者和教育者)，转向局部问题和专业领域解释者，似乎都说明在向后现 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在这种转变中，萨义 德所说的变成“业余的”可能吗?这是一个值得深省的问题。��

二��

    倘使说在后现代社会中，专业型的知识分子活动于一些细密分工的专门领域的话，那么 ，后 现代社会的另一种知识分子角色则忙碌于符号和影像生产及传播的公共领域。不同于专家型 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些公共形象，或者是公共形象的生产和传播者。从表面上看，他们和 早先担当社会道义的启蒙知识分子很是相像。其实不然。��

    毫无疑问，后现代社会有两个显而易见的趋势值得注意。第一，知识和教育占有越来越 重要 的作用，于是，拥有知识的人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了有利位置；第二，消费社会形态的出现， 使得知识的生产与符号交换和消费(服务型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于是，对后现代知识分子 的讨论有必要紧紧扣住这两个环节。��

    先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在后现代社会，教育和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深刻地改变了 社会的结构和特性，也改变着不同社会阶层在社会中所拥有的财富和特权。美国社会学家古 德纳在70年代末提出，知识分子是因其“文化资本”特征而不同于传统的资本家。因此，现 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与生产手段有一种独特的关系，由于知识是控制生产的要素，知识分子作 为一个阶级就在公共领域中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当然，他的知识分子概念含义很广，包括工 程师、技术专家、媒介人士、教师、学者、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政治官员。古德纳认为， 从整体上说，他们应该是“文化资产阶级”［12］。更复杂的社会学分析揭示，在信息社 会中，符号和象征产品的生产有着相当重要的功能，它甚至比一般的物质产品更加重要，因 为这种生产不只是产品的生产，它同时也是思想、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生产；它不但生产特定 的产品，同时也生产出相应的消费者和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

    再从后一个方面来看，现代社会是生产的社会，而后现代社会则是消费的社会。后者特 征在于消费是中心，生产服务于消费，而消费本身不再有理性和节制，它带有某种与需求毫 无联系的歇斯底里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交换行为不再是面对他人，而是面对一个商 品和信息的浮动能指系统［13］。一些学者(如贝尔、杰姆逊、费尔斯通等)则主张，后现代 主义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这个概念不仅是指作为商品的文化产品不断增长的生产和凸 显，而且是指某种特定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文化活动和表意实践的主体越来越以消费为中 介，而消费则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符号和形象的消费。”［14］把后现代主义的这个特征与前 面所讨论的文化资本以及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化联系起来，一个问题便难以回避：在此种条件 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会发生什么深刻的变化呢?��

    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学者德布雷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解释。他认为法国现代知识分子 走过 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都和一种社会制度形式联系在一起。第一阶段(1880-1930)， 法国知识分子以大学制度为依托，开展了反对封建、捍卫第三共和国和知识创新的的伟大事 业；第二阶段(1930-1960)，知识分子主要借助于出版社来活动，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法国作 家和思想家(如萨特、加缪等)；第三阶段(1960年以后)，知识分子则与大众媒介密切关联， 这一时期，他们背离了前两个阶段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角色，蜕变成为“追逐名声的动物”。 从教师到作家，再到名流，在前两个阶段，知识和文化尚追求某种自律性和独立价值，而在 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同流合污时期，市场价值和商业价值压倒一切，经济的尺度决定着文化 的命运。在这种条件下，文化衰落了，知识变质了，知识分子也衰退了。他们与其说是在强 化媒介的合法化，不如说是借助媒介来使自身得到合法化［15］。知识分子与媒体的 结盟改变了自己角色。如果把这种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启蒙知识分子作比较，其差异是明显 的：在启蒙时代，活动在公共领域的启蒙知识分子与其说是在追逐个人名利，毋宁说是在改 造社会和民众；反之，后现代知识分子与媒体的联姻，则导致了相反的冲动，他们与其说是 在改造社会和民众，不如说是在增加自己的文化资本，获得更多的名声和合法性。��

    这就意味着，后现代文化中实际上存在一个全新的角色，英国社会学家费尔斯通称之为 “新 的文化中间人”。他们其实就是中产阶级中专事于象征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人士。“他们从事 这样的工作，即提供前面所说的各种象征产品和服务——营销、广告、公共关系、广播和电 视的生产者，设计家、杂志记者、时尚作家，以及各种服务性的人士(社会工作者、婚姻顾 问、性治疗师、饮食专家、游戏专家等)。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一群体的习性、分类格局和 倾向性，就会注意到已经把他们称之为‘新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一种学习模式引入生活。 他们为身份、表征、外观、生活风格和对新经验的无穷追求所着迷。”［16］这些人 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好的社会职业和较高的收入，对生活有明确的追求和品味，他们是一 些“自私的完美主义者，自恋的、精于计算的享乐主义者”。新中产阶级不同于老式的中产 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再追求一种高雅的文化，而是往往以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模糊两 种文化之间的界限，即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先锋派与庸俗艺术、新与旧、怀旧的和未来的 等等的区别。他们无所不及，旨在培育一种特殊的趣味“新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一方面 在创造一种自身的趣味和追求，另一方面又以这种趣味来影响其他社会阶层，因为他们占据 了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有力地位，拥有某种足以影响他人的文化权力：“他们据说既创造又操 纵或玩弄文化象征和媒介形象，因而极力扩大了消费主义。……他们对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和 价值或意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17］晚近一些西方学者提出，后现代文化其实是一种“ 媒介文化”。媒介赋予这些新的文化中间人以更多的权威和权力。但这是否会导致一种新的 文化“霸权”呢?��

    我以为，这种社会角色所以会有历史上知识分子所不曾有过的如此影响力和权威性，一 个重 要原因在于他们自己往往是一些公共形象，或者说他们的活动场所就是公共领域，通过媒介 和形象的广泛传播，他们无形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权力。用洛文塔尔的话来说，他们本质 上是一些“消费偶像”。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生产偶像”上，他们是思 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和企业家，具有开拓精神和创造性；而后现代所青睐的则是 另一类人物，他们是歌星、影星、体育明星、模特、电视主持人、形象设计师一类的角色。 较之于“生产偶像”，他们与其说是在创造什么，不如说是在鼓励消费什么［18］。进而言 之，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最为活跃的主体恰恰就是这类“新的文化中间人”或 “新中产阶级”。正像古德纳的“文化资本”概念所揭示的那样，拥有这种资本的“新的文 化中间人”，他们对社会公众具有深刻影响。他们也许在人口学数量上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 ，但其作用则不可小觑。他们在无形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权力。��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部分的先锋派艺术家和激进知 识分 子，与新的文化中间人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和立场的典型区别。传统意义上的先锋派艺术家 有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否定的强烈冲动，有一种对落后的非人道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立场 ，一种与拜物的、商业性和服务于交换原则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敌对态度。简而言之，这是 一种精英主义的批判倾向。然而，新的文化中间人似乎一改以往的激进传统，转向对现存社 会的消费文化的默认、赞许和褒奖。乃至可以说这些社会角色就是为了服务于消费文化而出 现的，他们不但自己在宣传这种有品味、有格调的生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自己本身就 是这个消费文化的产物。尽管从理论上说，随着传媒的急速发展，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是拓 展了，照理说为各种古德纳所强调的“批判话语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实际 倾向却是相反，它限制和萎缩了批判话语的公共空间。这一点可以从新的文化人与媒介的互 动关系上明显看出。一方面，新的文化角色本身就是媒介文化的动力学因素之一，他们与媒 介的关系是毛和皮的关系，离开了媒介，他们的职业和角色便不复存在。所以，他们寄生于 媒体之中，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展媒体。另一方面，他们又得益于媒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 们是借助媒体而使自己“增势”的。新的文化角色的文化资本如果说有一部分来自他们自己 所受的教育和专业资格的话，那么，更多的则来自于他们与媒体的“寄生”关系，或“互惠 ”关系：拥有接近和操作媒体并在媒体上的亮相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本，知识分子 的高低水平，在于其接近媒介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说，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批判知识分子的功 能在新的文化人身上似乎被消费文化的内在逻辑有力地消解了。从角色的转变角度来说，他 们不再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种对现存生活批判性观念和思考，而是直接诉求人们应该如何去享 受生活。从社会批判者向社会赞美者角色的功能转变，我想是最耐人寻味的转化。传统意义 上的知识分子让位于象征与符号产品的专门家，批判功能的衰弱是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ご有碌奈幕�人对消费文化的倡导和礼赞的策略来看，他们一方面放弃了传统文人关于文 化优秀标准的刻板观念，主张灵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对过去被贬斥为庸俗畸 趣的东西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往往把先锋的东西钝化，使之适合于日常生活的普通 性，将乌托邦因素转化为世俗的现实成份，将过去只是少数精英和有教养的人所拥有的审美 因素，转变为大众可以接近的日常生活。于是，最先锋的东西在新文化人那里变得只是徒有 虚名的形式上先锋，它与日常生活原有的尖锐对立，转化为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先锋性只 存在于形式中，成为被大多数人可以欣赏品味的日常生活的“装饰”。同时，后卫的世俗乃 至平庸，也在新文化人的升华和改造中变化了原有的形态，当他们与先锋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时，自身的畸趣也就改变了形态，似乎成了讲求格调而令人羡慕的东西。这里，先锋和后卫 的混杂是通过另一个重要的策略来完成的，那就是“时尚”。先锋在消费文化中的作用说穿 了不过是新时尚的标志，但它自身很快也会随着时尚化而变得平庸乃至过时。因此，在时尚 永恒的流转法则和过程中，先锋的东西总是被不断地“后卫化”，这恰恰就是新文化人与传 统先锋派之间的区别所在。正是通过与时尚的结合，一切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东西，都可以 转化为日常生活的资源和范例，成为消费品或商品。先锋的转化标志着一种文化角色的转化 。过去那种精英的、象牙塔式的激进和不妥协，被更加民主的大众的宽容所取代，完美的卓 越及其绝对的标准，被更加多元化的差异和相对主义所取代。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也从 过去那种前者对后者的“启蒙”和“教育”关系，转化为现在新文化人和大众之间的平等互 动关系，共享的生产——消费关系。道理很简单，新文化人在创造象征的产品的同时，就在 创造这种产品合理的消费者。从过去那种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单向关系和被动关系，转变为当 下新文化人与大众的双向妥协与互动关系。这种转变既有得也有失。得在于知识人与大众关 系变得民主了平等了，而失则在于前者的社会批判力量衰落了。��

    透过媒介——时尚——复制这类策略，可以瞥见新文化人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角色 功能 ：公众趣味的缔造者。当社会告别以生产为中心的格局，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时，当教 育的普及造就了大量有一般文化教养的公众时，当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变得暖昧和妥协时 ，当审美趣味不再是少数高贵人的特权而变成普通人可以接近的日常生活时，趣味的塑造便 和更多的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它不但关乎审美和文化，而且与经济、市场和效益密切相关 。倘使说传统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是一种思想启蒙的话，那么新文化人与大众的关系则 更加倾向于共享日常生活，把生活变成为艺术，或把艺术引入生活；如果说传统的知识分子 的意识形态生产是依据“现实原则”的话，那么在比较的意义上说，当前新的文化人象征产 品生产和传播所依据的则是“欲望原则”。时尚性的生活趣味的培育总和欲望的唤起和更舒 适更有品味更有格调的生活模式联系在一起。我们有理由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文化范畴，一 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是“欲望原则”的合理化。��

    这里凸显出的严峻问题是：后现代的这种知识分子，虽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文化资本，拥 有更多的权威和权力，但他们还是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吗?这个问题难以定论，不过可以 肯定，他们确实是后现代文化中活跃的“行为主体”。��

　　注释��

　　［1］Terry Eagleton,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Cambridge:Blackwell,1996 ,PP.vii-viii.��
    ［2］《福柯专访录》，载《东西方文化评论》，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26 2页。��
    ［3］引自Steven Connor,Postmodernist Culture, Cambridge:Blackwell,1989,PP.41 -42。��
    ［4］Russell Jacoby,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 ademe,New York: Noonday,1987,PP.6-7.��
    ［5］参见赵汀阳：《公共视野和公共语言》，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6日。并 参见以后的讨论。��
    ［6］［8］［9］Zygman Bauman,“Legislator and Interpeters:Culture as Ideolog y of Intellectuals,”in Hans Haferkemp,(ed),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PP.320-321、P324、P330.��
    ［7］鲍曼的这一理论和另一种看法似有不同，他并不把知识分子的角色从一开始就界 定为一种批判者和对抗者，他认为在现代性扩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最初是作为肯定的积极 的力量而出现的，他们在文化、教育、权力合理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扮演了极其重要“权威 ”角色，他名之为“立法者”。我以为，鲍曼的说法揭示了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复杂性和变 化，值得关注。��
    ［10］［12］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认为，文化资本赋予知识分子一种“阶级意识”，这 使得他们以塑造“批判话语的文化”为己任。所谓“批判性话语的文化”，在他看来是“历 史地演变的一系列规则，是话语的语法。第一，它关心对其各种种主张合理性的证明；第二 ，证明的方式不是求助于权威；第三，它强调在只在论辩的基础上追求自愿的认同。”见Al vin W. Gouldner,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New Yo rk:Oxford University,1979,P.28。��
    ［1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台湾麦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97，第121页。��
    ［13］Mark Poster,(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9-55.��
    ［14］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Globalization,Postmodernism and Ide ntity,London:Sage,1995,P.75.��
    ［15］Regis Debray,Teachers,Writers,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London:New Left Books,1981,P.121,P.128.��
    ［16］Mike Featherstone,“Toward a Sociology of Postmodern Culture,”in Hans  Haferkemp,(ed),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Walter de Guyter ,1989,P.16 4.��
    ［17］Dominic Strinati,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ge,19 95,P.237.��
    ［18］Leo lowenthal,liturature,Populur culture and socilty,Pale Alto,CA:Paci fic Books.1961.�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