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多元文化张力作用. 为了搞好大众文化传播控制，有关部门有必要跳出“道德义愤”和“虔诚义愤”的巢臼，遵循全球“统一场”的规律，注意把握好“策略”的灵活机动性。唯其如此，才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 媒介；大众文化传播；多元文化

        国际发展形势及状况表明，随着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文化传播控制与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值得重视。当众所周知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中提出的“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预言，在现实生活中正在相继实现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对他曾提出的思想术语与现实生活的关联进行进一步审视。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其实，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但对他思想理解的应用几乎还没有开始。笔者在此以他的媒介理论为先导，对中国大众文化传播控制问题加以探讨，以资商榷。

        一、“策略”的可能性视角

        麦克卢汉博士在英美文学的园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执教英美文学期间，曾默默无闻20年。直到1964年《理解媒介》出版才一举成名。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而当时作为大众文化传播沃土的美国，也为他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可以发挥的空间。

        麦克卢汉博士带给人们的精神遗产是丰厚的。试想一下，40年前，谁曾梦想数字化生存、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世界、虚拟世界?又有谁能大声疾呼全球一体、重新部落化、地球村?麦克卢汉博士以超然的悟性和独特的思维向度提出了这一切。他探索而不做结论，铺陈而不做归纳；他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作定量；他形而上而不做实证，一切均让时间去告知。他对文化的态度是客观的，既不当卫道士，也不当吹鼓手，而只当探索者。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能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

        今天，他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仍对我们有所启示。他把这种探索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并描述说：“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作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拋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他认为，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势堵塞了洞悉的目光和创新的思路，许多人对媒介形式本身的革命力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所谓媒介的形式本身，就曾经改变了世界，改写了人类历史。所以他说“媒介即讯息”。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证明，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市场化趋势无可逆转。正如麦克卢汉预见的“媒介即讯息”，“地球村”、“信息时代”必定到来一样。然而，当这一趋势与国家发展中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文化传统产生抵触时，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策略。

        纵观40几年来各国实施过的文化策略，主要有:追随-同化策略、超越策略、分离策略、选择参与策略。[1]

        选择追随-同化策略的国家，主要以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为代表。这些国家多有殖民统治或者被占领的历史背景，在经济及上层建筑领域已初具西方化基础，并与西方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价值观也颇为认同。

        采取超越策略的国家主要是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这些国家试图通过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和区域国家联盟，用指令式集中资源的方式加强竞争，以便在最短的时段中不断取得超越的成绩。

        采用分离策略的国家以甘地主义时期的印度和霍梅尼主义的伊朗为代表，将反西方、反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和反殖民主义、反城市文明、反商业功利主义、反世俗文化的立场结合起来。印度和伊朗均通过重归宗教传统来达到调动文化资源，对抗全球化的目的。当这些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社会原有结构的承受力达到极限之时，分离策略成为舒缓内部危机的办法之一。

        我国在“文革”之后，较为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从原先采取的分离策略转为选择—参与策略。事实证明，选择-参与策略，是我们应付全球化趋势采取的积极谨慎而稳妥的态度。它可以使我们通过选择采用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现代科技、管理、制度而有步骤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当然，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如何保护本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维护文化价值系统的完整性和社会政治的稳定，我们还任重而道远。然而，正如许多其它国家原有的传统策略必定要“谢幕”与“隐退”一样，我们也一定要冲出传统的某些箍制的“樊篱”才会不断发展进步。

        毋庸讳言，选择-参与策略的实施，也使我们的文化传播有了新“策略”选择的可能性视角，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传播观念和传播体制的发展。当全球化带给许多国家在发展方面以多重压力的时候，就导致一些国家对传播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体进行严密监控，从所有权到经营权，从节目规划制作到发行审查，甚至到指令性消费。目的在于可以全面而高度集中地保证利用媒介进行社会控制。前苏联解体和政权更迭的教训告诉人们，传播媒介的失控是政治全面失控的肇始。

        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传播媒介表现着社会的多种利益诉求，我国与其实践上的这种差别源于不同的传播观念。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传播观念是体现《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2] 中关于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思想。虽然这种表述的理想信念和实际传播体制运作不尽一致。同时，政治和文化差异也导致各自的报导重点有所不同。比如，美国新闻里有大量的对政府和人权状况的批评，有强烈的“煽情”、猎奇色彩，对突发事件、灾难、犯罪极感兴趣。而在我国的新闻报导中，更多的是注意导向、采取正面观点。西方国家曾高举所谓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大旗，攻击传播控制的集权主义；而发展中国家也曾强烈批评西方价值中心论和商业功利主义。事实上，如果从讨论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为知识论话语的层面来讨论此议题，我国的学界、业界人士已充分认识到传播媒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团结，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应承担重要责任。因此他们主张应通过媒介关注民生、民情、民意，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及国家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如国防机密、恐怖主义威胁等，则主张支持传播自由应接受和尊重一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重的限制。

        我们知道，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全包括在内，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受众影响面最广、最直接的就是文化传播。古往今来，我国的文化精英族始终追求一种关注社会、渡人济事的人文精神，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关照”实现社会关爱的终极意义追寻，发挥对大众传播的引导、规范、教化的作用。进入近现代以后，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外侮内乱的动荡之中，人文知识分子进一步充当了引导社会大众的导师角色，精英文化在启蒙民众救亡图强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建国后，我国的文化政策有过“阳光灿烂”的光明期，也出现过“极左”“文革”等时期的黑暗年代。当然，在传播观念及体制方面也是经过反复并承受了无数次的洗礼。从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现代化运动中，再次发出启蒙的话语，倡导旨在启蒙和引导社会大众、服务和贡献社会实践的精英文化传播。这正如著名学者谢冕所说：“我觉得，如今生活着的几代人都是幸运的。我们有幸站在两个重大时代的交点之上。历史给我们以机会和可能，进行范围广泛的全民反思。这种历史性的反思，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民族的灵智。作为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我当然也无法(当然也不谋求)逃遁这一历史的使命。”[3]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大众文化传播处在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张力作用下，传统“樊篱”的“谢幕”与“隐退”成为事实的同时，“策略”的可能性视角中也不乏对新意识形态的批评，人文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精神取向成为广受注目的焦点。

        二、走出“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的窠臼  

        目前，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传统的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情景，正由明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和政治活动家取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正在被取代……传统的名著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4]

        不言而喻，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发展的一种趋势，以及以市场经济建构为契机与国际接轨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具有极大的文化影响。由于市场经济以利益的追逐为根本目标，因此只能带来少量经济利益甚至不能带来利润收获的文化传播自然也就无法显示出它的诱惑力，因此也便出现了“传统的名著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的状况。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加深，并直接体现在对中国大众文化传播的诱导上。正如英国著名记者、学者哈里森早在《第三世界》一书中分析指出的：随着西方政治经济的世界性发展，西方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也开始在全世界发生强大的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世界的西方化”。[5]

        “世界的西方化”大量通过大众传播途径四散开来，其诱导核心是创造了一大批模仿西方大众文化生产创作的大众文化生产者，他们在生产、创作、传播的过程中，首先自己被西化，而后按照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指向，创作中国的大众文化传播产品。体现在媒体娱乐传播中，从节目制作内容到形式风格都表现出极强的商业性特征，形成了具有浓厚西方趣味的大众文化产品。

        然而，大众文化在基本层面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可能消解，这种矛盾冲突展现在现实生活中，就体现为大众文化传播对精英文化传播市场的挤占和地盘剥夺，对精英文化主体队伍的侵蚀和削弱，特别是它通过渲染一种享乐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大众的精英文化情结，摧毁了精英文化深厚的社会基础，从而日益把精英文化推向当代中国文化舞台的边缘。

        精英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它始终执行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因而它潜在地包含着反思意识、批判意识、探索意识、教化意识等，它关注社会现实中的不满足、不合理现象，并把它们揭示、展示、暴露出来，并发掘这些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使社会主体在思考、震颤中达到精神的升华，并试图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类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也就是说，反思、批判现实，探索理想、合理的社会状态，引导人们走向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是精英文化传播的主导文化精神。

        大众文化传播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事件，它不追究这些平常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而只是把这些事件直白地宣示给人们，其目的不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批判现实，而是引起人们的娱乐和消遣，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以一种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直接投入生活的享乐当中。社会大众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即便在大众文化中也创作出某些曾经在精英文化中出现的作品形式，它也把这些作品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造，使之失去原来的意义，并更多地仍然是为了消闲。

        大众文化传播所渲染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向人们昭示了一种关注现世、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这和精英文化的理想引导显然是相悖的。特别是当代传媒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及时享乐、如何消费的大众文化话语，无疑对长期没有享受富裕生活的中国大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比如在各种媒介中不断被渲染的各种明星的生活方式、收入状况，实际上隐含着一种价值观念。当人们看到电视剧中随处流行的洋房、汽车、娱乐时，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比照”。

        当前，大众不断地追随明星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时尚，就充分说明了大众文化传播对人们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诱导有多大。难怪连一些知识精英也在不断悄悄地发生着角色转型，自动退出自己原来固守留恋的精英文化领域。比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曾在精英文化阵地力图通过他对黄土地上民族生活的揭示，为读者提供一种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升腾和喧嚣，他也不得不和大众文化妥协，创作了《废都》、《白夜》等作品。而军旅作家莫言，虽然讲求创作要有“高雅”格调，但他的“丰肥”作品本身却没有摆脱暴力、性、物质享乐等大众文化内容。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严肃的电视节目，包括央视的一些娱乐节目，为了获得收视率也不得不向边缘化或精英与大众的中间状态靠拢……

        可见，大众文化传播对精英文化传播最强有力的冲击，是使社会大众原来对精英文化的崇敬心态有所破解，心中理想的圣地轰然倒塌。大众文化传播在渲染、张扬娱乐消遣、物质享受的过程中，使社会大众羡慕、追逐世俗的、物质的利益，淡漠、远离甚至讽刺精英文化及其理想信念。正是在这种诱导下，许多的社会大众无视精英文化的道德训诫和理想追寻，沉浸在大众文化传播的享乐精神中，并奋起谋求这样的生活，于是就逐步远离了精英文化。而人们对实际利益的不适当的追逐，更使崇高、神圣、庄严、正义、功德失去了对于秩序的权威性。

        究其原因，是因为大众文化传播在文化主导取向上和以意识形态为意义负载的精英文化传播取向，在内容、话语上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产生出一定的负面效应，某种程度上消解、破坏着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毋庸讳言，科技就是生产力，任何国家都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发展，离不开精英文化族的不朽奉献，否则国家的发展等一切都无从谈起。

        然而，也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我们对文学和文化传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着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麦克卢汉认为，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他说：“一切研究环境的线性路子都没有用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它可以使科学家使用一套连续性的术语，藉以把各个学科领域联系起来。” [6] 事实上，大众文化传播在我国文化发展历史上一直很受重视，虽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但其在稳定社会、教化世风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做出的贡献不容低估。因此，在“媒介即讯息”的今天，在当前的这种社会状态下，反思过去，有关部门走出“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的窠臼，在“策略”的可能性视角中，进行“线性领域”的突围与超越，把文化大众化、境界提升化作为一种管理目标很有必要。

        三、“统一场”的必由之途

        所谓文化大众化、境界提升化管理，就是指国家政府通过制定自身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文化政策、文化市场规范，协调各种文化机构、文化市场，进行指导、引导、限定、规范式管理。主要是通过传媒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秩序，以国家安全利益为重，以国家的发展为前提，提高受众的精神境界，把精英文化意志渗透到文化政策和文化传播当中，使社会大众在接受文化传播时，自发地接受精英文化的思想及成果，实现自发的“他律”与“自律”，实现人文素质的整体提高。

        正如麦克卢汉以反传统的“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一样，有关部门也应通过关注研究人的 “意识延伸”，发挥一定的职能作用。因为文化大众化、境界提升化，在其现象表面是社会大众自主地接受文化传播及其影响。然而由于社会大众在文化活动中的二重性，文化大众化、境界提升化也体现了政府在文化传播中的自主性及主观性意志，同时政府通过文化境界提升，把自己的意志扩展到社会大众思想深处，实现了对社会大众的间接性管理。

        大众文化传播由于其趣味性、渗透性、大量性等特征，在国家政府实施文化大众化、境界提升化管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国家政府自觉地通过大众文化传播渗透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管理意志，大众在接受和参与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使得国家政府的意识形态得以传播，从而形成社会大众的统一思想观念和整个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思想观念，在其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最终实现国家政府对大众文化传播的有效控制，实现对大众的有效管理，把握好人文视野中当代中国的精神取向。

        我们知道，文化绝不是完全中立性的，它必然和国家政府的意志、意识形态发生一定的关联，“受到政府意志的左右、影响和渗透。”

        国家政府在宏观上制定符合自身意志的文化指导思想、发展方针、文化政策，媒介及传播管理者贯彻落实这些方针政策，实际上就是把国家政府的意志渗透到传播当中，从而使政府的意志和意识形态沉淀为文化传播的深层次内涵，成为政府管理意志和意识形态的承载物。例如，颇受中国社会大众欢迎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及各种大型盛典转播，就成功地把国家政府的意志和意识形态同趣味性结合起来，让人们在娱乐消遣中，轻轻松松地认同和接受了国家的一些管理意志及思想。

        西方一些理论家否认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中性的、非意识形态性的文化，我国也有学者步西方理论家后尘，认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一种纯粹消费性的、世俗性的甚至庸俗性的商业文化，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公允。事实上，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不可能和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严格分割开来。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直接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类型，具有可感、可接近、可见等特点，对社会大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由于它具有着某种商业性特点也显示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力量。因此，大众文化在传递渗透意识形态时，不像政治意识形态那样具有明确的、强制性的政治指向，大众是在大众文化对自身生活的那种贴近感中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接受意识形态的，因而大众文化可以是、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寓教于乐”的文化。大众文化传播的这种效能作用，使国家政府的管理意志和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渗透不可采取强行的政治干预，而只能采取“怀柔”之计，在宏观管理政策上自觉渗透，从而为大众文化传播成为国家政府管理社会大众的有效手段提供充足、适宜、可行的保证。

        当前，我国大众文化传播发展中，文化大众化、境界提升化方面的效能作用，已在不知不觉中初露端倪：公益广告传递着国家政府进行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科教兴国等基本国策，也传播着利人、利己、利社会的人文精神；反映慈善义举的新闻或生活化了的艺术形式，把“博爱”的人性理念传递开来……

        但是，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文化大众化有余、境界提升化不足的问题。比如，对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的提升，其政府管理手段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比如，日本的一个个百集儿童电视剧就正在使我们千千万万的孩子向电视“痴呆儿”的方向发展……

        诚然，无论是西方还是国内，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传播观。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非文化、反文化，甚至是文化垃圾。另一种观点则简单地把大众文化视为文化民主化的思想，认为只要是当代大众文化中存在的都是应该肯定的，不分糟粕，不加排除，并冠之以文化多元论的说法。细究这两种文化传播观的深层理念，前者其实是一种固守的贵族式的文化思想。它漠视社会大众的文化品味和文化能力，把大众文化视为一味向社会大众献媚的“谄媚“的东西。后者则因极度否定文化、道德的力量而必定流于低劣，其结果与文化发展的目标相悖，与人类走向美好精神家园的目标相违。其实，极端精英主义的文化观、泛大众文化的观点都是偏颇的。不仅是偏颇的，而且这类争执归根结底也是无聊的。因为这种学术上的对立，论战双方都可以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挑剔对方的毛病，以确立自己的体系，说出一套理论。但却永远也说服不了对方。我们既反对极端精英主义的文化传播观，也要反对泛大众化传播的观点。事实上，在当今“媒介即讯息”的“地球村”，无论是精英文化传播还是大众文化传播，都已处在一个“统一场”中，两种文化的传播已没有决绝的分野，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了的后现代语境使得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有着千思万缕的联系，文化已卸下过去只有知识群体才能赏玩的贵族式光圈，而变得越来越大众、平民。另外，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普及，高雅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接受。不是吗，大众文化与高科技融为一体的“统一场”我们随处可见：枪战大片、电视剧中的计算机制作与技术等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统一场”的魅力和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这一切也告诉人们，人类的科学、经济、文化、艺术，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人，都为了人。离开“人”无以谈文化传播，而未来人类发展的最高命题也仍然是人。总之，文化传播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很值得探索的问题。一方面，科学实证不断地在改变着文化传播传统的路子；另一方面，主体性的确立，又多样而复杂。然而，文化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人。如果无视不断发展着的文化传播态势及环境，就今天而言，如果无视新的世界文化变革的趋向，离开了一定历史和社会的现状，文化传播也就不成其为文化传播。相反，如果在认真分析新的世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强调传播中的人性和人的价值，那么文化传播就永远和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一道前行。正如麦克卢汉认为的，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

        大众文化传播控制的实践与实现，要通过影响大众的理念现实化到大众的实践活动中，从而使政府的意志最终呈现为社会大众的实践，由此政府对社会、对社会大众的管理也就获得了最终实现。在这种大众文化传播控制中，文化大众化、境界提升化使国家政府意志的渗透和传播，渐趋成为社会大众的统一思想和行动，特别是因为它在传播政府意志过程中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大众文化传播就成为“媒介即讯息”时代里，国家政府管理社会、谋求发展的独特的而尤为不可忽视的有效途径。

        综上，科学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文化传播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人，在“人”的主题下，在科学的“统一场”中，精英与大众的“一统”，恰恰体现了人自身真与美意志的结合。因此，在以人为中心的今日世界，大众文化传播控制，首先要致力于改造人类自身的素质，要拋弃原来极左路线或强制性手段中使用的“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的管理方法，要在大众文化传播中使大众潜移默化地接受精英文化，追寻美德与崇高，排斥假、恶、丑，唯其如此，国家的发展才拥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实现人的“意识延伸”才有可能。也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实现文化人类学的指归与定位，实现“地球村”的“重新部落化”，实现人类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目标。

        作者简介：薛中军，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博士。

        通讯处：上海大学 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 上海 200072

        [1]? 著，卫景宜译，（美）《各国文化模式》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

        [2]（美）康拉德·芬克着，《冲击力》，柳姗、顾振凯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页7。

        [3] 谢冕，《文学评论选》后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4] 李兵，《我思，我在》，东方出版社，1996年。

        [5] 哈里森，《第三世界》，新华出版社，1984年，页35。

        [6] Marsha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The MIT  Press, 1994.

        [7]（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生产》，越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页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