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呈现出特有的形式。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就来源于集权主义的传播理论，它崇尚大众传播与政府相结合，但不同于传统的集权主义传播，而带有自身的特性。

    一、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念概要

    提到“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必须追溯到“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马克思的思想虽然不是共产主义传播理论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但说它是“必要条件”并不为过。马克思是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应当以个人为出发点来了解社会，而应当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来了解个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但是列宁主义特别是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曲解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提出：“人”是社会的主要成分，但也仅仅是社会的一种成分而已（Ｊｕｓｔ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相对于自由主义社会而言，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并不是显得那么重要。

    基于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前苏联共产主义认为，社会是最重要的，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人的最终目标仅在于完成社会的永恒发展。因此，个人与社会必须有统一性（Ｕｎｉｔｙ），在一党专政之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冲突、没有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他们看来，人民不应该有异见，辩论、批评是暴乱与无政府状态的体现，甚至“折衷”也是懦弱的表现。只有经过马克思解释的“正确立场”，才是大众所应该维护和发扬的。这一思想直接应用于前苏联的新闻媒介中，形成了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的理论依据。

    前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统治下的新闻媒介，强调大众传播与政府相结合，报刊、广播等都是国有的。在当时，前苏联把大众传播媒介当作一种工具，与其它社会公共事业一样，媒介是使政府完成服务的途径，是为了完成党和国家所指派的任务而存在的，因此传播事业必须是公有的。在他们看来，传播事业的私有如同重工业的私有一样不可思议。前苏联的新闻学当中，有一半的内容是在阐述报刊等新闻媒介的任务、职责，以及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和职责。

    在前苏联，媒体是国家的重要工具之一，与其它工具（如军事、教育、经济等）密切结合，即便把前苏联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介看成一个整体，它也只能是国家、党、政府三位一体中的一个部件。它必须驯服、机械而又灵敏地依据党的路线变动和政府领导人的具体指示运作，并且尽最大能力为国家机器服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媒体是党思想作战最尖锐的武器，是组织及教育人民最有效的工具，是协助共产党达致理想目标最可靠的一种社会工具。

    就真理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而言，前苏联共产主义与自由社会截然不同，在自由社会中，“真理”是多元的，可以有许多来源。社会组织可以依照各自的方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而政府的责任则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增进人民福利。相对于此，共产主义认为，真理乃是团结的象征。［2］

    前苏联共产主义者坚决认为：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只有一个发言人，即党或党的领袖。全国所有的机构、团体或个人，都必须紧密团结在一个终极目标下。为了保证社会受此唯一“终极目标”的指导，大众媒介必须为政府所拥有，并且为政府所用；同时，因为真理是由党的集体思考而得，指导媒体的任务也必须落在共产党的身上。列宁（Ｖ．Ｉ．Ｌｅｎｉｎ １８７０－１９２４）就曾明确指出：“报纸应该是集体的宣传者、煽动者与组织者。”［3］对民主社会的传播事业，他曾提出严厉的批评：“资本主义的报纸是富人赚钱的工具，是获取新闻与享受娱乐的媒介，是玩弄劳动阶级的手法。”斯大林（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ａｌｉｎ １８７９－１９５３）也认为，大众媒介是党与群众之间的传声筒。

    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是由集权主义传播理论衍变而来的。虽然两者都建立在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真理的特质上，但它们又不尽相同，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可谓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一种集权主义理论。最后，我们通过对传统“集权主义传播理论”与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的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1． 传统集权主义对大众媒介的作用采取一种消极限制的态度；而前苏联共产主义则积极地规定大众媒介的传播责任与功能。
2． “维持现状”是传统集权主义下的大众媒介的责任；而前苏联共产主义中的传播事业则负有“完成某种特定变革”的重任，例如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宣扬本国制度的优越性。
3． 大众媒介在传统集权主义中，只是一种“受控制的媒体”；而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大众媒介则是“计划化的媒体”，它如同国家的军队与钢铁工厂，是经过政府的整合与计划，为党或国家完成某种特定的目标。

    二、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比较

    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新闻事业与自由主义新闻事业对新闻自由所订定的范畴大相径庭。共产主义传播理论的信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纯属无稽之谈，它的大众媒介是不负责任而且混乱的，新闻自由会给国家社会带来危险。列宁曾说：“新闻自由乃资产阶级之政治组织及其代理人的自由；授予此等人新闻自由，无异是加强敌对的势力。我们不愿自杀，故不容许新闻自由存在。”因此，他们永远不允许类似西方的传播事业出现，社会本身也不允许有外来的传播活动，唯恐人民的思想观念遭受“污染”。列宁还指出：“生活在社会中而想不受社会的约束，那是不可能的。”所谓的自由传播并非绝无价值，但此种“自由”必须以前苏联共产党所认定的真理为内容。

    前苏联的共产主义传播理论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相比，对新闻观念的定义也有所区别。后者认为，冲突性、传奇性、刺激性、显著性、接近性等是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新闻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 Ｎｅｗｓ）的要件，包括客观性、时间性与趣味性。然而，作为集权主义传播理论的一种新型模式，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的新闻观念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首先，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以“客观性”为新闻报道的圭臬，认为报纸内容应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真实反映。但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拒斥这种观点，否认“绝对的客观”的存在。根据这一理论，所谓“客观性新闻”，只是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一种手段。列宁曾说：“有些人，要寻求以纯粹的客观来解释任何事实，就像有些国家，常冒战争的危险，为他们所认定的事实，做自圆其说的辩护一样。”他认为“新闻”必须彰显党性，而且一切新闻的价值都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评估；客观是脱离正确路线的，客观报道纯属伪善和胡诌。

    其次，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强调及时性，形容新闻是“易碎品”。列宁和斯大林等则反复论证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这导致新闻媒介重宣教、动员而轻时效。为达宣扬政制、鼓动群众的目的，同一天的报刊常刊载大量相同或相似的材料，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连续报道同一主题却已是“明日黄花”的事件。

    再次，西方新闻界推崇人情趣味性，认为这是媒介对人性的关注。前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闻媒体却注重使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类意识形态浓厚的语言来向群众传达观察和分析的方法，以使他们能够从细微中把握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社区的某次义务劳动，也被赋予了“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的意义，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工人应当在刊物中看到事实的真相，要在事实、数字、判决中找到领导人思想的解释和政府指示。”[4]

    此外，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排除媒介“求取利润”的动机，他们努力的目的仅限于宣传工作合乎正统并富于技巧，而不在于谋求事业的发达。因此，无论从理论、制度，还是从内容、新闻观念来看，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都是不同的。然而，造成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大众传播事业与自由主义传播事业截然对立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的差异。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在集权主义政权下具有非独立性，它主要表现为存在和行动两方面：

    １．存在的非独立性：在前苏联共产主义社会中，大众媒介无法独立存在，它是党和国家的工具，完全受其控制、管理与指挥。
２．行动的非独立性：存在的非独立性决定了前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大众媒介毫无行动的自主权。它们所肩负的责任并非策动舆论或促成政府作某一政策性决定，而是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指令及其所制定的计划行动，以配合其政策，从而达到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目的。换言之，处于前苏联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大众媒介不是民意的平台，也不意在向民众报道消息，而只是统治者掌控群众的工具，它们的责任就是完成政府赋予的任务和目标。

    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在20世纪可谓风光显赫，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面貌已全然不同。１９８９年柏林围墙的倒塌，象征着前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在东欧的土崩瓦解；随后，苏联这个最早也是最老的共产国家在１９９１年正式解体，前苏联共产主义传播理论也就因此渐趋没落。

    注释：

［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第5页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２］ Willis Moore, The Lectures On Philosophy of Journalism(SIU,1964)
［３］ Ａｌｅｘ Ｌｕｋｅ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ｖｉｅｔ Ｒｕｓｓｉ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５０）ｐg.135
［４］ 徐耀魁主编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194页 季燕京撰 《自由主义理论》新闻出版社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