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重大事象（event）的发生或出现都有其来龙去脉及其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探讨诸如「五四」运动事件时，应先以宏观的角度，力求能根据其本然事实，来论述相关问题，以免陷入知识虚无主义的谬误。

    本论文从学界对五四精神在诠释上的歧义开始，探讨了与五四精神中相关的思想如自由／民主的源流，从人类整个历史架构中，烛照自由思想的发展概况及指出我们现在在实践上应努力的方向。而目前是以加强完善民主制度胜过对自由哲学的漫天讨论。

    本论文论述了中国文化的部分精义，认为中国文化对民主／自由的发展并未构成如其它文化对各该国所曾发生的阻力那样大。而就世界各国文明发展史加以比较，中国文化也并不对本国文明的发展构成特别的障碍。中国的科学及科技文明是受制于明朝中叶以后的闭关自守政策而式微的。当代中国面向世界以来，在科学及科技上所获得的长足进步则是有目共睹的。

    本论文最后指出：朱教授光烈以宇宙诞生大爆炸学说所引申的「离散一整合］程序，并不适合于比喻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人类行为发展的一般逻辑，致力于提升精神向心力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归结我们目前当务之急，在于本着新闻自由的精义，促进及强化大众传媒的功能，以凝聚这一代中国人的智能，协力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国。

    [关键词]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知识虚无主义；五四精神；基督教教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新批评；普选；儒家思想；家庭制度；大爆炸；普世价值；新闻自由

一、楔子

    今年七月中接到北京广播学院朱光烈教授的信及其所附的《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与李慎之的历史地位》一文。我本来想及早回复，但是我正准备八月应邀随参访团访问香港，并考察「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回台湾后拟了这件事。但是我不是要写回信，而是要写一篇评论式的文章。我这样做的理由是他在信中说他收到我的《坚持应该坚持的——论媒体运作的理论与现实》一文，他虽然客气地说他很敬佩我做学问的敬业精神，但他也提及我论述的问题涉及一些重大哲学的问题，一言两语很难说清。他既附上这样一篇文章，就有点暗示他所说的那些重大问题是什幺，而且我在拜读之余，果然发现有很多论说与我的角度不同，尤其对于问题的时空掌握彼此是有出入的。所以我不能只是单纯的回信了事，我所面对的是他所附文章的不同观点的厘清。我或许可以通过某个期刊发表我这篇比信件正式些的文章，一方面有机会对我上述《坚持应该坚持的》一文，有近一步阐释的机会，也顺便可以邀请新闻学术界及实务界朋友参与讨论，来共同为这些我们必须面封的重大问题找答案。

    朱教授该篇为李慎之先生逝世所写的悼念文，我曾予仔细拜读，深觉论述深入且用情恳切。而我想先澄清的是：一、我尊重朱教授个人对李慎之先生的评价，但是我宁愿自己加上一些延伸性的思考；二、虽然我以该篇悼念文作为反思的对象，但是对于已作古的李慎之先生并没有什幺不敬之意，我所要论及的是对所提出的相关思想的思辨。但是如果我真的对李慎之的相关见解有什幺疏漏的话，那也是我在此之前并不知道他是继陈独秀、胡适、顾准等人之后，自由主义的掌旗人。我对他的了解仍很不够，也请先进们能宽谅。 

二、五四运动不是爱国运动？ 

    朱教授在悼念文中首先提到李慎之先生重新阐释了五四精神，认为爱国主义并不是五四精神，而且爱国主义具有两面性。我颇感困惑，觉得虽然事物的真实面不容易获得，但是事件的出现应都有它的来龙去脉，而且都有它不可抹煞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何不同的人看「五四」，会有这幺大的不同？

    据我过去的了解，“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运动，而救亡图存的运动不是一种爱国运动吗？至于如何救亡图存？要西化、要提倡民主与科学，当然也是重要的努力方向与努力的内涵（那时似乎也有发行《努力周报》、《新青年》等刊物），而且在这之前这些方向与内涵实际上都一直在酝酿进行中，所以尽可以把它说成是种新文化运动，但如果说它不是一种爱国运动，就有待商榷了。1919年五月四日北京街头所以会爆发示威活动，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居然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战胜国）山东的权益转移给日本。大家似乎巳感到亡国灭种的危机。那时北京的知识青年愤怒的涌上街头，高喊“内惩国贼，外驱强权”的口号。假如我们现在去翻翻那时的旧照片，应还可看到游行队伍中，那被高举的横额大标题。如果为这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重大事件加以定调的话，则“它是中国的知识青年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应是主要的。这一爱团主义精神，一直蔓延到北伐、抗战，最后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历史学与教育学教授贾可比（Russell Jacoby）在其近着《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学及文化》一书中，曾指出：当代美国在特定的知识社群中存在知识虚无主义。依我看，我们大陆也有，台湾则更普遍。

    知识虚无主义的主要论点是说：退去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乃是权力所建构出来的，无所谓真与假，或是与非，它只是赤裸的权力，以及靠着权力而长出来的嘴巴所说的某种“论述”。治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的人，往往陷人一种概念游戏。为当下的短线立即利益，而忽略长远的价值关怀，把地去的“文本”（符号或文化器物等）有选择性地择取其一部分，忽略另一部分，或整个加以否定，连带的也将过去的事实一并否定，结果是“真实”（reality）不存在了。真正的历史不见了，而存在的只有“想象”(imagination)。社会科学家所想出的知识，由虚构变成了新的“超实体”，并以此［超实体］来臧否其它。他们似特别重视语言的效用（语言在人类社会的确有很大的功能），但重视得太过的话，其所“论述”的知识往往就此溶解在语言学里。这是人类自从启蒙时代迄今的最大倒退。

    难道文艺复兴以后所追求的理性传统，其发展的结果真的反而失去了理性？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应有预存立场。我们虽承认史家大都有史观，但也要肯定“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才不会使逻辑推理出现缺陷。李慎之长期从事新闻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导以及参与这个最高层决策一类的工作。尤其他在自由主义方面所撑起的大旗，实具有某项权力特质，尤其是有关五四事件的论述。

    我们深切认为，如要使历史研究的进步有其可能性的话，史家对于历史现象的探讨，要尽可能使其能回归事物的本然面目。尤其历史研究的庄严性，在使全体人类都能以史为鉴而获得人类社会的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因此其无可取代的要素是“事实真象”。

    再说，爱国有什幺不好？它是一种当国家社会发生危机时，其国民从内心爆发出来的珍贵情操。君不见，美国在两年前的九月十一日，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厦遭受恐怖攻击后两个月内，其国会就通过“爱国法”，为国安问题对媒体及大众都有所新的规范。话说回来，爱国心是否能发挥积极作用，实赖我们运用它的智能。 

三、“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怎幺说？ 

    说句实在话，我以前也跟朱教授同样是自由、民主及科学的信仰者并且认为自由有普世价值。但目前我只认同自由主义具有终极的价值而且须对它们加上几许理性思考。毕竟，我们对事物在意义上的诠释会因时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而且概念上的意义也有层次的不同。我一生思想的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后来我好奇地多读了许多那时非官式的书籍，也包括后来我曾到欧美浪迹了十几个国家。一路走来我心中所一直存念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应朝什幺地方去”、“是向东或向西”“人生意义是什幺？”“什幺是我一生要追益的理想？”等等。我曾困顿过，也曾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我不敢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了答案，倒是有待彼此进一步相互切磋。

  1、基督教教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辨析

    那是十五世纪中叶，中古封建欧洲的后期，因为印刷术的发明可以大量印刷圣经，使教权的垄断发生动摇，终于在十六世纪引发了新教革命。同样的，那是十八世纪蒸气机的发明，也导致产业革命的加速发展，使欧洲的专制统治受到考验。因人们的财富增加了，人们开始要求被承认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体，而要求政治参与来获取这种承认，所以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发展起来了。就在向现代转型的时候，新教牧师之一的加尔文（Calvin）在原先所宣扬的一些新教教义中，直接间接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教导信徒不为世上的舒适来浪费他们的金钱，教徒们也纷纷节省他们的金钱，重新投资在他们的经济企业中，他们努力工作，并且通常致力于求取经济的成功来寻求他们未来能获得上帝救赎的保证，并成为一种风潮。至于后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台尤其如此。这种社会现象正印证了朱教授在上述悼念文中所提到的“信息社会…新的历史条件大大凸显了人的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直接的愈来愈巨大地推动意义”之灼见。其实人的精神作用面不只出现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自古以来人类社会都是如此。

    欧美近代史的发展，就是如此的使基督教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相纠结在一起，后来因为资本主义的流弊愈发严重，才出现社会主义来制衡。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就是比较强调平等观念，反对强势阶级压迫弱势阶级。如果说只有资本主义才有自由思想，那是不够全面的。

2、哈耶克VS．自由主义

    奥裔英藉的哈耶克（台湾译海耶克）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然而就当代思想学术界而言，仍称哈耶克为保守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也要肯认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代表一位二十世纪思想家对于自由主义传统的重新发掘、诠释与认同，及他对到当前流行的政治价值，予以深刻反省舆批判所做的努力。他的学术领域涵盖哲学、法律、政治学、与经济方面，也都能成一家之言。但学界对他的争论也不少。他在一九四七年发起组成“培勒林山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此一学会中个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那时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向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而要与之划清界线。

    哈耶克对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很执着倒是真的，他从来就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他常常抱怨有关这方面的思想，而那时候苏联是社会主义最大的重镇之一，更是他所要批评的对象，但在政治现实上，由于二次大战中苏联的被迫参战，为避免批评战时的盟邦，所以在举例上反倒以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主，来批评社会主义，可说是指鹿为马。希特勒其实是反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如把他的那一套比喻成什幺“社会主义”，实在是睁眼说瞎话，而且别有用心。

    哈耶克曾致力于分析英美实施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政策，指陈其与自由主义在根本上不能兼容（incompatible）乃是偏离自由主义而误入相反方向的。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国际上社会主义意识型态的兴起，西方政治思想转变之基本方向，在于放弃以减少政府干预来保障个人自由之古典自由主义，而要求以政府之干预来解决工商发达以后产生之种种社会问题，乃至藉由政府权力来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因此有民主社会主义及福利国政策之出现，可见自由资本主义的此一转向，毋宁说是为了求存及获得新生。而吸取了社会主义若干观念因素来修正自己在实践中所遇到的瓶颈。正如跟目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纪登斯（A．Giddens）教授等欧美思想界有走第三条路的提法一样，都是些调整性的作法，这也是很辩证的。但是那时哈耶克对资本主义的改革，却自以为是而不予赞同。这除了显现其不重视社会实践外，并不代表什幺。

    思想界对自由主义的界说有多种多样，十九世纪的时候，致力于研究人类自由史的艾克顿爵士（Lord Acton）即曾收集了两百多个关于自由的定义。二十世纪以后歧义更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类在一定的体制及社会背景下终究能拥有什幺样的自由及我们所能拥有的自由份量有多少，才是最重要的。

四、是谁在赞许哈耶克？ 

    我惊见于朱教授着迷于林毓生对哈耶克的推崇，假如正如朱教授将此用语比喻说，李慎之也淌着哈耶克那样的血液的话，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我看他对哈耶克在没有充分了解如上述种种下就发出评述，可能不具中肯性。

    有些人看来是大学问家（如院士），可是却往往经不起检验。林毓生曾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思想与人物》一书。内所收集的第一篇论文，〈中国人文的重建〉中，对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说法大加挞伐。胡适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他却以后来方有长足发展的实证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批评胡适，实有点过分苛责于前人的。胡适提倡“考据”，这本也是“整理国故”的必要步骤之一，林先生却批评这不是在做学问，而且不值得做。其实，胡适这样的提倡是见于我国当时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承中，“考据”尚有一些基础，研究学问从自己有基础的地方开始，才是务实的做法。虽然“考据” 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有差别，但是既然林先生的题目是关于中国人文的重建，而中国原有的文学遗产或古典著作，也是属重要的人文层面，对它的版本或内容的考据，在人文研究项目上，有什幺不合呢？林先生又非常抨击某些人把人文学称作“人文科学”，好象“人文学”有点刻意想要与“社曾科学”凑热闹似的。其实这要看你对“科学”一词的定义而定。假如你把“科学”以较大含盖性地定义为“科学就是指有系统的知识”。那幺，在此定义下，一些有系统的人文知识为什幺不能称为“人文科学”？其实如主张把社会科学研究完全比照自然科学研究一般，只讲经验的实证，除此之外，就不是有价值的研究，有些学者如狄尔泰等人就批评这是科学主义的偏见。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同属精神科学，与物理科学是不一样的，将其称为“人文科学”亦无不可。

    再就研究方法论而言，林先生根本分不清什幺是人文学研究与人文创作的分际。说实在的，研究文学的不一定是作家，音乐欣赏家（或音乐评论家）也不一定是作曲家。人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对“文本”意义的了解与显现。譬如你研究古典文学，你主要的任务是在诠释古典文学的意义及对其内涵或形式的彰显，但你不一定是古典文学作家。固然你也可以是一位娴熟的古典文学作家，但这要依个别情况而定。

林先生批评曾经流行过的一股研究潮流——“新批评”（new criticism），台大教授颜元叔曾有中肯的介绍与发挥，但这在林先生眼中，根本不值一文。其实“新批评”不像在此之前的“文学批评”主要在对“文本”创作者的原意或意识形态勤加以“求证”，用以论述作者的思想应是什幺，而新批评则直击文本本身，并以时代环境来突显文本所呈现的内涵及其形式。假如误解“新批评”不重视思想，是不对的。换言之，“新批评”的理论重点是在关注一个作品的本身，及关注文学生产的逻辑。

    林毓生先生曾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台北出版的那一期《文星》杂志（现已停刊），发表《鲁迅政治观的困境》一文，提到当年轻人要求鲁迅就人生问题给予指导的时候，鲁迅说到：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幺，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我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见鲁迅《华盖集·北京通讯》）

这本来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答复，也是对青年人的期待，如要对其加以诠释的话，从本篇作品的字面及上下文来着手就可以了。也许鲁迅在其它某些作品曾表达过文学创作的政治上问题，但就此把它说成是他在政治思想上陷人困境这是不够中肯的。如在进行以此“想象物”（imagination）来诠释他的其它作品，更是不妥了。林先生把鲁迅上述之所以那样的表达说成是自然表示，生命不应该囿于政治；人生的范围远超过并高过政治的范围。鲁迅本人有这样的逻辑吗？把一些对文本的解说，讲得沸沸扬扬，可是却常言不及义。一个“文本”常是独立于我们的主观的推论而存在的。解释者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他自己的观点来主观地解释文本，然后又用其它的材料来证实自己原有的观点，这样的诠释有可能陷人一种另类的虚无主义。

    德国文学批评家史钟迪（Peter Szondi，1929~1971）在二次战后对德团文学批评界那种只强调思想层面，把文学陈述当作意识型态信念的证明，甚至是权威的源泉的作法深不以见然。他认为这种标准舆作法对于文学自己的主题来说是不合适的。“新批评”的理论家们意识到文学的方法既不能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也不是实证的文学史的方法。所以史钟迪非常欣赏那时英美“新批评”学派的许多主张，看法容或有不同，但不能判别的看法随意加以抹煞，“新批评”其在不但丰富了文学批评学界，也对当代诠释学做了一部分很有意义的贡献。 

五、人类追求「自由」的一些启示 

    从事自由运动的人，在经验中一定会被迫考虑如何及怎样落实他们的理想。那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学者们渐渐了解到要少谈一些哲学，多谈一些制度上的立法问题，因为制度才是最关键的。从英法的发展经验，大家似乎感觉到，要建立民主制度才能最终保护人民的自由。但像欧美国家原先从事自由运动时由于未充分注意到自己国家环境及社会背景之差异，来调整自己的行动步伐，而发生了不同的结果，人民所付的代价也不一样。

    话说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辖下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因到了那样的新天地，自由主义思想澎湃，加上英国派在那里的官员滥权种种，引发独立革命，那时法国王室政权也直接间接帮了他们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但是也颇有些法国民主运动人士，就此以为依循北美十三洲人民的那套做法，也可以获得相同的自由结果，所以革命的动力累积起来了，终于爆发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当然其它内部因素仍有很多），但革命之后反而引来社会全面动荡。因为思想突然一旦松绑了，社会马上进入胜林状态，又因资源无法满足高涨的欲望，社会的混乱就不可避免了，他们虽然知道自由应要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但是他们也      不晓得如何来有效处理彼此的矛盾冲突，终于出现了罗伯斯比的恐怖统治。作家罗兰曾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至于德国的发展情况，也有过一段困境，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它是战败国，自己也无可如何地通过了那时算来比较先进的（自由化程度较高的）魏玛宪法，很受称道。但魏玛宪法总共才存活了十四年，在此十四年中，德国换了十七个内阁（主要还是因资源不够，又须支付沉重的战债，社会动荡不安）。他们曾发生多次的政治暗杀，这些暗杀跟国外的强权势力也有相当关系，而且德意志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着无法应变的慢性思维，光有陈义过高的宪法，欠缺落实它的社会基础，政党的恶斗及政客的操弄，人们丧失理性的思考，导致希特勒胜选上台，德国的浩劫也开始了。总结欧洲的历史教训，应该是建立制度重于自由，但在美国因为基本上有很宽广的活动天地及丰富的资源，欲可先行自由而再思考制度建立的问题，人民的生活态度，基本上是剧烈向前进取的。他们不停的拓植，向南部抢得新墨西哥等州，向西也几乎抢据光了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后来又以廉价购得阿拉斯加州，一路走来，可说活动空间宽广，尤其从十九世纪末的美西战争，获得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地开始，经过关岛，进入菲律宾，触角越遇太平洋，后来并参加了清末的八国联军。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冷战时期，更大大地发了军火财，成就了它目前的霸业。

我曾去过美国看他们很民主自由，也真的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人民生活很富足，也很讲理，可以说大多数美国人民是好的。与中国人比较起来较随性及任性一点。我起初也颇觉得纳闷：为什幺他们看来行为合理的国民，对外会那幺讲求霸道？这除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格（目的在寻求资源的支配）以外，他们对外的集体意志表现常受少数政治实力人物所左右而显现欠缺理性。特别是现在国际社会不像以前有制衡它的力量，致使他们肆意染指。也不像他们在国内，当随心所欲而欲逾矩时，第三制衡力量及媒体的监督就出来扮演它们的角色。所以，你只要深人研究其社会发展状况，就不难知道他们一般行为的演绎规律。但是其它国家并不能像美国那样得天独厚，所以不得不到人们一般社会行为规范严一点，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已开发的国家，即是一个先例。而美国之所以对外关系不断的发生问题，就是它常常以他们高度自由化的观点来要求其它回家，进至他们的国民在外国犯法也要求以他们的标准来审判，甚至包庇或暗中遣送回国，引发当地国家许多的抗议示威。现在美国甚至不管国际法，声言人权胜于主权，或公然不理会联合国安理会，出兵攻打伊拉克，因此所谓“美国帝国主义”真的有身有影，不是街头游行时，拿来当抗争的口号喊而已！他们政府可以眼睁睁的看着地球的暖化，而宣布不遵守京都协议书。他们已是世界唯一超强，还要建立NMD这种不顾国际舆论的单边主义行为，等于在警告并威胁其它国家说美式价值，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其实在经济和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都应该发展一种对整个世界有益的责任感，否则世界迟早会陷入一种浩劫。

    像英国这样一个比美国较有历史文化的四家，较有民主的传统，它们比较有开明的政治领导人，而且有较高的理性思雄，在给人民增加自由度的时候，也注意到制度面的建立及调整。该立法就立法，一再显示它们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合宜的妥协，具有较高的政治艺术。演进的结果，虽然现在英国仍保有皇室制度，但是没有人敢说，英国没有民主自由！这是它们的特色，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曾有别于英美的自我特色，这是历史的必然。 

六、中国的“自由之路”初探 

    我看我们中国，虽然有人说地大物博，但这是自我陶醉的成份居多，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又众多，而我们政府对外却常常表现出负责任的行为，要对外掠夺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也知道，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盲目的跟随美国的做法，问题也很多。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意气风发地高唱重建开放，用震荡（shock）疗法，想一下子完全去拥抱西方价值，也曾被西方各国领袖（包括里根在内）称道，且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自己的国家却陷入空前危机仍不自知，尤其在准备不充份的情况下，冒然实施普选制度，其瓦解遂不可避免。

    无论如何，除非国家透过社会教育工作，提高人们知识水平，培养负责任有见识的公民，逐步发展出适宜本国国情的体制，国家的发展前景才是光明的。尤其是，社会大众如能够通过大众傅媒彼此切磋熏陶，才终能达成这个远景。欧洲人为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个人自由，至今，已经努力了几百年，这证明它不是一时一刻可达成的。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要形成民主的巨流，要一点一滴的努力。欧洲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做法，也未免会受外界的影响，当把自由的理念无限上拥，也不免要吃亏受难。然而他们也在不断地尝试与错误中累积经验。尤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方思想家已慢慢把谈论自由哲学转移到民主制度（立法）的建立方面。渐渐地，“自由”大体只是被拿来当作对外政策方面及意识形态的论述工具而已，如：二次大战中罗斯福对抗轴心国所提的“四大自由”，及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攻防中，“自由”的类似用法皆属之。我们应了解目前世界潮流，如现在还再想来鼓动风潮，说有了自由，然后才可能有民主，真使人有点历史的时光倒流的感觉。虽然，在某些方面来说，我国或许有透过传媒进行启蒙运动补课的需要，但是也能一起把焦点转移到民主制度的建立工作上，可能较务实。李慎之的思想似乎还陶醉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热情中。

    我们的民主制度已经不断地在建立，至于普选办法怎幺办呢？依我看来，依照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国的文化传统总是不容易被拔除的，往往在有形无形之间发挥其作用），我们到普遍选择的开放幅度，在2020年前的设计（如果有的话）都不宜超过县级的普选。在传统上，县官是父母官，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让人民来选择自己的父母官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并容易得到投票人的热烈参与。至于省级领导人就不宜轻率地举行普选，因为传统上中国人省籍偏见较强，省与省之间的隔阂较大，选举一开动，候选人为讨好选民，可能会提出一些与中央政策不合可是却对地方有吸引力的政见，当其对立矛盾越大，选情对该候选人也越有帮助，台湾的经验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希望中国大陆不要误信小布什先生，去年在清大演说时，说邓小平承诺中国将实施普选，由地方一路到中央。这可能总设计师知道美国人喜欢听这一类的话，但况且这也没有时间表。再说实施省级以上领导人的普选，以目前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一来人民对省政工作大都不太了解，二来人民对被提名的候选人很难有充分的认识且接触的机会也不多，那个候选人比较适合担任省政工作，实在不容易做中肯的选择，充其量只能跟着呐喊，这有必要吗？归结历史实践及当下环境来看，目前中国大陆的发展还算稳健，道才是重点，这是当代中国人未来前景最大的保证，无论如何，国家应该随时掌握改革的契机，也是顶重要的。 

七、中华文化VS．外国文化  

     再就朱教授的悼念文提到中国文化评价问题而言，我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包袱，如果我们深人加以研究的话，就知道其中蕴涵人类宝贵的生活经验，它反倒是一项资产。正如我以前所提到过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一再表示：秩序井然之亚洲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并非西方之个人自由观念。纪律与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之所需。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对亚洲社会秩序之维持是有帮助的。

    把中国文化说成什幺封建专制文化？在中国道统中，中国皇帝其实并无绝对的权威，皇帝会因为“无道”而失“天命”，改朝换代正是权威的更迭。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之精髓，在于强烈的家庭中心观念。家庭制度的健全固然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中国人因为家庭关系太强了，不信所谓“外人”，致使群体导向欠缺。有道是：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但其每一粒散沙其实是一个个家庭而非个人。是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强化了中国人的群体导向。

传统上，中国人一直对官府心存戒心（“民不见官”），且正因为中国人以家为先（“忠孝难两全”），其中央统治阶层的构成一向微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予我何有哉？”）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开明的专制，所以中国人所具现代世界那种“民主自由”思潮，没有那幺强烈，这是许多西方学者所认为的。

    中国历史上有强大效力的统治时期并不多，所以“中国”往往只是一个地理名词，或一个具有文化意涵的概念。像汉唐盛世是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至于中国人的创造力当然也是源源不绝，尤其到宋朝其科技正达世界高峰（李约瑟语）。那是明朝中叶以后闭关自守，不求长进，中国才衰微下来的。中国的威权政治与文明创造力并没有绝对的负关系。中国的衰微是科技不如人，这是明朝中叶以后锁国的错误政策有造成的。当代中国已显现科技的长足进步，并且是有目共睹的。

    北大杨适教授认为：西方自由思想源自于古希腊时代希腊人五湖四海的生活方式及像雅典这样的小国寡民。话说回来，那是正如上述，产业革命时期及其后，自由主义思想又突然窜起，而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虽正如前述，新教教义有助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实际上原来的基督教某些表现形式，和主张宽容及竞争的民主政治是不合的。它是早先在克服了宗教战争及宗教裁判所等等弊端之后，才得以在近代出现民主的。如拿儒家文化与其它文化思想比较，它舆民主反而较具兼容性。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指出：现今亚洲各国儒家社会，并不存在着阻挠民主化的根本文化障碍，而且随着日趋富裕，亚洲应当会迈向更大的政治自由化。他认为儒家的价值理念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是行得通的。我们不能把中国此一社会长久发展下来所累积的种种缺点，都归咎于儒家思想。当然儒家思想同样需要不停的重新诠释与研究发展，才能跟得上时代。

    朱教授在其悼念文中所提到的一个灼见，“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企业内……”云云。其实最早是英美企业界人士惊见日本产业的窜起，而且其公司又常能在社会经济震荡中充满了竞争力，善尽社会责任。为什幺？经过研究发现日本商社大都采取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般，成员彼此关心照顾，他们把建设公司文化当作是公司经营的重要一课。不但使员工很有向心力，能共同为公司打拼，并且把公司与社会融成一体，所以《日本第一》（一本书名）。据论，那是因为日本有中国文化的基底，才能有以致之。看来，现在中国许多优良传统反而要去日本寻找，真是“礼失求诸野”。应该说，不但很多中国的名胜古迹及美丽的自然地貌是世界遗产，就是中华文化也是人类经验的宝库。我们不但不要把它当包袱丢掉，还应该就中国文化进行一次现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中国文化能获得再造，并真正的中国文化价值展示给世人。到那时，将显现人类文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

    本来人本精神的管理早就有人把它拿来与较不符合人本精神的管理相互实验研究，也都显现人本精神管理较容易培养团队精神。但是目前在信息时代已经又出现了另一个管理的重要观念。因为在信息时代，不但实际强化了信息（知识）就是力量，而且就产业经营来说，由于信息到处在移动，而且移动速度之快，其产生的影响力，又深具普遍性。信息获取缓慢的人马上就曾落伍了。因此一般的管理组织，愈来愈为平化，其层级越来越少。现在所谓管理效率的讲求，不再像是后极分明的军陈，而是像是层级分工的一个交响乐团。这些专业的各项乐器演奏者，只要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指挥者就可以了，而且就能演奏出协和的大乐章。

    譬如当代管理学大师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其《巨变时代的管理》等诸多著作中，就一再阐述这种见解。这也显现中华文化要与世界文化接轨，才能相得益彰。

    现在是信息时代，而且大众媒媒本身（包括互联网）就是重要的信息搜索者、产生者、及传输者，其中的工作人员都应设想是专业人员，才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照理就应该放手让他们在第一线有相对的自主空间。至于其表现水平如何或有无缺失，有机制来考核，也是必须的。这也是我在《坚持应该坚持的》一文中，所提的一些“与时俱进”方策的主要着眼点这些逐渐构成劳动主力的知识工作者，无法适应过去的指挥及控制方法，尤其是假如指挥者及控制者是不同专业的人的话。所以要使一个组织形成有竞争力且有效率的团队，可能更要注意到信息时代所具有的这点特色。 

八、新闻界的使命舆努力的方向 

    毫无疑问地，我们透过新闻制度的完善化，使关于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问题，能透过大众媒体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才能日渐其功。就是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是最需要去发挥的地方。我们对于大众传播的角色与功能仍然发挥的不够，君不见，英美计画到伊拉克用兵时峙，所激发（利用）他们的传媒工具，其声势之浩大，直如排山倒海。在没有动武理由的充分证据及得不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同意，仍然形成动武的风潮。西方学界有可靠的资料显示：愈多接触媒体对此事件报导的人，愈赞成攻打伊拉克。因此布什和布雷尔才会那样有恃无恐！

    但是话回来，如果我们可以在西方找到什幺可参考的地方，也是不能完全移植。不是要我们把所有媒体都变成市场化营利性的私人企业，才算符台所谓“新闻自由”的标准。媒体的本质本来就是被定位为“社会公器”，我们就应该维持它原来应有的角色。所以，它应做是在一个社会所可控制的情况下来操作。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特色，我们的媒体就是要这样立基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中。

    我国新闻学界可能有部分人对“新闻自由”的看法，隐藏了一个难解的盲点。对新闻自由界说（如果有的话），偏向秉持着“国际新闻学会”或“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定义所设下的规格。美国对媒体角色特性的看法，有其发展上的背景，大体说来看待媒体的经营与运作，所以他们有那样的界说。大体说来，他们最早争取新闻自由的目的，希望能在传播真理时不受限制，而当媒体走向市场化而成一经济体时，他们所以要争取新闻自由，是希望能多争取信息资源，以便拿到市场去贩卖。而且政府正也需要把一些政令、政策传达给民众，所以乐得在民主政治活动中，由媒体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双方濡沫以需。后来它所附带演变的是政府不应与民争利，所以政府不要办媒体。而且，再者，政党是政党政治角色的扮演者，犹如球踢上的球员，当球员（各政党）在比赛中，不应由政党透过媒体来兼裁判，裁判角色应该由民间其它的专业媒体来担任，所以政党也愿退出媒体。在西方新闻制度的演绎中，媒体“市场经济论”与“自由市场论”（theory of free  market）、“意见市场论”（theory of marketplace of ideas）或“言论自由论”（theory of free speech）等都有相同或类似的意理及内涵。我在《坚持应该坚持的》一文的初稿中已有阐述。虽然他们所达成的媒体观点也有其阶段性的任务及其可取之处。但是报业完全成为私人营利机构之后，发展的结果，一心为营利的新闻报导受到垄断，言论受扭曲。他们已在一九四四年组织“新闻自由委员会”加以调查并在一九四七年提出最终报告，主张“社会责任论”，但成效不大。目前乃普遍呈现“社会公器”理念有名无实，“社会责任观念”欠缺，经营者内心所想的是怎样赚钱。美国媒体在国内的公信力，远远落后于它们在国外所享有的。我们中国现站在比较有利的地方是：譬如说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要让媒体面向市场，但不能像西方那样完全市场化，是不难找到平衡点的。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欧洲的媒体经营制度，应可发现他们有许多地方异于美国。也们对待媒体有较严肃的传统及理念。事实上他们对“新闻自由”的看法，有很多并不抄袭美国。譬如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疆界记者”（P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国际新闻组织就有另一套新闻自由的评核标准。该组织系通过对实际社会的媒体经营状况调查，及对新闻工作人员的问卷搜集专业意见，来做为评估工作。也就是说，以新闻工作人员的外在环境与媒体机构内部到记者的影响，做为评估自由指数的主要参考点。去年所得出的排名，美国被列为第十七名及另一个G7成员意大利名利第四十名。今年所新出炉的排名，美国巳落到第31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就此要舍美取欧。中国舍长补短也应有其特色。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的要点应是注意媒体的社会效益，只要能够不断的来提升社会效益，协助国家发展，其它也就成为次要的了。

九、后话 

我不清楚朱教授在信中所指的是哪些方面的哲学问题，不过我是针对该悼念文中所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劲地写了这幺许多，或许朱教授会认为我太敏感了，何必这样郑重其事？不过，我认为可能许多人也有相类似的疑点，说了比没说好。

    有关朱教授引述宇宙诞生之初的大爆炸问题，我认为那只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并未完全证实它就是真的。就像宇宙是否除物质以外，还有“反物质”？宇宙的空间是否有“以太”充塞？都是有待证实的假说。其实就能量不减定律，及质量与能量互换的规律而言，宇宙诞生之初，不管它原来那个点有多细密，怎能与无数天体（据闻比现存的沙子还多）及在地球上数以亿计的物种划上等号？说不定宇宙本来就是现在这样的格局，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一些变化或演化，就如地球的万物一般。至于所谓“诞生不诞生”是不是在附和基督教教义中的“创世妃”？

    再者，对于朱教授以宇宙诞生的离散与整合事例来比喻自由的过程，我不认为世间的事也可以这样的程序来概括。谈到一国文明振兴所需自由空间的问题，那当然只有我们个人能对必然规律取得认识，以达到精神的解放，才能获得真自由，才是发挥创造力的最大泉源。或有人引喻自我是处于受局限的情况而无从发挥。可是问题在于他是否真的依规律努力去做有价值的发挥？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爱智者，虽然后来被判死，但他伟大的哲学思想却不被埋没而永存。朱教授所提宇宙的“离散一整合”例子，在有生世界中好象在说：把家里棚中的牛只通通野放了，先让它们四外奔走吧，不必去管它们，牛只自然人会长得更肥更胖，并可能出生更多的小牛只，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朱教授有没有想到：它们也可能把庄稼踩坏，谷物受损？就现在中国的现实环境来说，为养活如此众多人口，每块可利用的土地，大概都被利用了，除内蒙古和青康藏高原才有校大的草原或野地。妥适的办法应是有计划的放牧，否则徒让那些牛只在大地自我遨游，可能会迷失或走的不知去向，最终反而只见“离散”而不见“整合”。这可能也是一般人类社会行为的逻辑现实。如说我们中国要讲发展，就要先来个“离散”！今天世界上，倒是称霸的一方及资源丰富的国家，才不怕讲“离散”，反正世界上想讨生活的人，似乎最后仍得跟着它走！经过一次离散及再次的洗牌后的整合，反而使它的阵营更加壮大。而弱势国家，欲非得要先讲团结，才得自保。近代史的发展可证明这一点。

    其实，我在此一路行文下来，对朱教授的一些真知灼见，也显现某种程度的赞同，只是有一些中外不同时空的考虑及定义的层次差别。尤其同身为一位新闻学与傅播学的科研及教育工作者，应深入及慎重的加以厘清，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将领导我们国家社会的舆论，而“正确的舆论导引，是国家之福，错误的舆论导引，是国家之害，人民之祸”。

    现在虽然中国人站起来了，但从任何方面来说，仍经不起“离散”的打击。这也是为什幺我们在台湾颇有些志土仁人在为确保中国未来的统一奋斗不懈的原因。中国自满清末年以来，一直受制种一种“离散”之苦，现在才初步看到整合的机会，不但国内多数人民，就是海外华人，莫不期待中国从此屹立不摇，文化获得振兴！在此改革开放期间，经济体制正尝试大力与世界接轨，内外交会东西碰触，整体上讲，仍然是相对需要小心谨慎。

    然而，万有引力倒是真的有，而且都可以观测得出来。我们也可以肯定，不是只有现在，亘古以来都存在着万有引力，但朱教授知道今日全球华人的引力在哪里吗？就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只是一个刚显现的象征），缺少了这个中心引力，华人整合将无望！有道是：传媒是社会的粘胶。因此，去强调我们大众传播播工作，实在是当务之急，务使大众传播的运作能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而国人（包括台湾在内）得能提升到与民主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意识水平，到那时候我们主体中国的整个体制就能自然建立。届时中国才真正是世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