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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实不透明、不聚焦、不反射，扑朔迷离，就 因为它考验着我们的时代感知力，而时代感知力既在我们的生理身体、生产力身体和里比多身体之上凸现，又在我们的逻辑认知能力、直觉感悟能力和客观化能力之上综合。同时，它 既是个现象学问题又是个解释学问题。作为现象学的对象，现实的本质只在向我们的存在 还原时才能获得对它的真实把握；作为解释学的问题它只能在历史效果和视界融合的高度区分出自身的含义和其能产性的意义时才能将其澄明。我们的共和国刚刚渡过其五十岁的生日， 世界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又以新的时间地理学组织自己的结构。在这特殊的时刻，我们给中国在 新世纪的轨迹无论是画一条笔直的上升线还是无序的混沌，都只能是世界的现象在我们的存在之中的显现，是对历史解释的解释，只能是有限的推理，甚至还是一种猜测，决不能是预见。在整体性上未来永远是一个无解的谜。然而，尽管如此，对现实的分析只要能给人以微小的启迪也是值得庆幸。因为向前看才能具有定向和定 位的作用。本文则不惴冒昧地谈谈笔者的一点拙见。
一、怒吼的数字
社会的宏观统计永远是近似值，要让统计数据回答一切问题只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如果由统计数据编织成的整体具有一种系统质，即反映结构性和结构化的内在信息，统计就不再只是记录历史的档案，而是显露真相的莹屏。以下的统计数字的确有发聋振聩的效果：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改革的瓶颈。对于这一点，了解中国现状的人都会有共识。经过多年的努力，国企并没有起色，反而比前些年有恶化的趋势。1999年党中央专门为此召开会议，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令人振奋的希望。到1999年底，国企的下岗职工已达2000万。我 国城镇国有单位职工共有109亿人，其中闲置富余人员超过1500万，用于这些富余人员身上的支出每年达2000亿元。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已高达80%，死帐呆帐已达6000亿元以上，四 分之一的国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相当严重，1990年底，国有资产总量为57000亿人民币，至97年底，国有资产评估后净值只有32400亿，国有资产平均每年流失500亿元，从82年到20世纪末，国有资产流失近万亿。企业之间的三角债近8000亿，而收回三角债的投入成本大体是1：4，即投入1元方能收回4元钱。以此推算，即或把这些不良债务催回，其损失也是相当可观的。
我国金融企业的状况是最不容易乐观的。我国银行的自有资金只有3%，负债率已达97%。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国有企业亏损等项资金变动绝大多数形成银行的不良债务。到1997年上半年，银行的不良债务已达25%以上，这几年有增无减。到1999年底，城乡个人储蓄已达6万亿人民币。不良债务按30%计算，亦有2万亿元不翼而飞。随着中国加入市贸组织的日期日益临近，到2005年外国银行就可获准经营人民币。由于我国银行的投资成本始终比较高，加之效率、服务、信誉度等原因，缺乏竞争力，境内、境外银行机会均等，国有、私有银行机会均等的局面一旦形成，对国有银行肯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与国企职工大量失业的事实相对照的则是我国的收入不公平现象。官方统计的基尼系数已达 0.445，而私人统计的基尼系数则接近0.60。国际上通常把0.3-0.4之间的基尼系数定为 合理的界限，超过0.4即为危险的信号。我国城市现有贫困人口1500万，相对贫困人口4000万，贫困人口的恩格尔系数超过60%。我国的财富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占人口百分之一的富人是在改革之中靠不法手段或钻政策空子富裕起来的。1988年价值双轨制的差价1000亿，其中70%进入个人腰包。90年代的圈地热潮中，土地收益减少800亿，也绝大部分被私人侵吞。股份制改造又使内部人和杠杆部门的相关人员获得了天文数字的货币收入。与此同时，我国每年需要救济的灾民和贫困户14亿人，优抚对象4000万，孤老病残5000多万，总计23亿人。财富的分配不公是直接导致市场疲软的根本原因之一。1%的富人无论如何消费都 不能使市场活跃起来，市场的低迷又反过来加剧了企业的困境。黑龙江省40%的城镇人口入不敷出，试想市场如何能活跃起来。
谈及政治状况，更使人触目惊心。95年德国哥汀根大学一项政府清廉状况的评估报告中显示，纳入评估的41个国家中，我国政府清廉度是第40位，仅仅好于印尼，即倒数第2。想想我国近几年内的寻租现象如何猖獗，其清廉度便可想而知。每年公款吃喝挥霍近2000亿，洗浴200亿，各地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数扶摇直上。陈希同案件已让人瞪目结舌，但比起邓滨、沈太浮、褚时健等人来说几乎是小巫见大巫。辽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赵 国利于1996年仅用250天时间就鲸吞2019万元。创下世纪贪污速度之最。腐败的对象一般集 中在对国有资产的侵吞上，经营承包制、价值双轨制、推行股份制，中外合资、建立现代企业制、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等等都是贪污受贿的好机会。从已揭露出来的案件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贪污受贿达76%，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国企人员占60%。犯罪所得的经济收入有20%左右形成银行储蓄，余下或者沉淀，或者作为资本外逃。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资本外逃 1000亿美元，其中半数为非政府批准。这和中国需要大量外汇改造国有企业形成鲜明对照。
我国的人口管理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难题。1995年12月底，我国人口突破12亿大关，其中80%分布在农村，20%在城市；而社会生产力又80%在城市，20%在农村。目前，农村的劳动力已达5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到2010年将达3亿。消化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现在 无任何可行的措施。人口对环境的压力过大形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国有2/3的河流和1 000多万顷农田被污染。
经济恶化、人口膨胀、政府腐败成为社会状况混乱的合力。犯罪率久届不下，1995年全国判处杀人、抢劫、强奸、流氓、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分子274914人。1996年几乎又增加了10%。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我国现在已有许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存在，它们运用企业化经营型、以暴力为资本型等几种组织形式，并境内境外勾结，从事与黄、赌、毒及拐卖人口有关的违法活动，大多都有自己的武装。据公安部公布，从1991年至199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人口案件95万起，查获拐卖人口犯罪团伙19万个。共查获卖淫嫖娼人员1533万人，查获卖淫团伙32万人。1996年严打以来，收缴枪支56万支，其中军用枪支1200支。1995年，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案57524起，缴获海洛因2376公斤，鸦片1110公斤，大麻466公斤。19 96年又比前一年有增无减，估计贩毒案件上升30%以上。
数据、比率的确不是必然性的产物，它们常常有掩盖真实性的可能。但是，各方面的数字一旦和某个量呈现规则性、规律性变化时，用数学的术语即若干量是某个量的函数时，它们就成了揭示真实性的可靠工具。以上的数字告诉我们在经济的梦幻般的繁荣之中，潜藏着危机。全社会的所有统计数据都是经济的函数。这是标准的协同学模型。其中内在的深层的问题肯定可以用一个最本质的因素予以说明。我们力图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没有危言但却耸听的答卷
近20年来，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它带着沉重的时代包袱走进了21世纪?以下四点应该为现状负责
1方法的倒错。消灭贫穷是人类最普遍、最崇高、最神圣、最道德、最容易被人理解的愿望。所有理性的政治制度的首要目标都是消灭贫穷，所有构造乌托邦的核心追求还是消灭贫穷。 最简单的消灭贫穷的方法就是平等，或称平均。这种方法在人类的历史上流行了几千年，尤以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家对其崇尚备至。20世纪以来，人类用现代的分类与命名重新实验了平等消灭贫穷的方法，20世纪60-70年代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卷进了这场巨大的实验场中。实验到了80年代有了明确的结果。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以他的短缺经济学给出了答案，平均主义只能平均贫穷而不能平均财富。这从理论上似乎由两点给予解释：其一是平均的 结果消灭了差异就好象一个物理系统中制造出无序的状态一样，使人完全丧失了追求，全社 会的“熵”即无序度最大，人也就变成了彻底符号化的同一性，除了浑浑噩噩地生存之外别无所求。其二是平均主义往往要在社会上已存在差异的状况下实施，富人保护自己的财富是其天性，那么平均主义就只能采取社会重组即革命的方式。重组社会一般是在短期内突发式地实现的，这正如高尔基在其《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所说的，革命往往政治上必要、思想上粗糙、行动上野蛮，因此，必然造成对全社会的巨大破坏。麾尔在《民主与专制 制度的起源》中反复说明，社会重组无论多么彻底都不可能直接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法国大 革命在其之后给法国带来100年黑暗一样。这样，以平均消灭贫穷只能是死路一条。
消灭贫穷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制造差异。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都是其鼓吹者，诸如马尔萨斯、 卢棱、罗素等等。贫富差异的确是一种无序的熵减少的表征，它鼓励人们去进行改变自己处 境的追求。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又连篇累牍地阐述国家采取劫富济贫的福利制度从而消灭贫 穷。然而，现代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绝非是人类前进道路 上必须搭乘的方便车，它只能给人类的伟大憧憬带来耻辱和悲哀。真正消灭贫穷的方法是机 会均等，让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经济起跑线上，最低也应该努力制造机会均等的条件。机会均 等才能使人类的美德、天赋、能力、意志力等最优秀的品格张扬开来，使优秀者或称精英获 得其应有的地位。
我们的改革的确是以消灭贫穷作为其初衷的。这绝没有错。传统经济体制中的普遍贫穷处处 低效的局面应该彻底改变。其方法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保证机会均等。然而，我们的改革措施 从一开始就是想方设法制造差异，完全忽视了机会均等。当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的口号时，响应者只能是那些社会闲散人员，包括退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游手好 闲者，偷机取巧者……等等。总而言之，是一些从品质上说最不应该富裕、从能力上说最不 应该掌财的人。紧接着，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又给那些握有企业权柄的人大开绿灯。价格 双轨制、股份制改造、房地产开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向政府官吏、有路子接近权势 的人，有本事贪脏枉法的人倾斜的政策。于是，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寻租现象不是得到抑 制而是受到鼓励受到保护的一种经济行为，寻租不仅仅没有成本，而是可以加倍获利。这种 方法上的倒错是造成分配不公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国企没有跟上市场经济大潮其实是受两件事困扰：折旧与福利。国企的设备大多是50 年代投入的，几十年虽然折旧年年提留，但却没有用于设备更新，大多数作为行政事业开支 拿走了。设备陈旧自然不可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福利是 政府统一管理的，而在改革中企业的福利沿革被体制的断裂所搁浅。重建劳动保险制度远非 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这样，国企自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并不机会均等，它进入市场的 条件根本不俱备。加之政府与企业负责人的寻租追求，自然会使国企陷入困境。
2权利的冲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比大大超前。近几年来，国家加强 立法，已经制订的5000条部门法大多是针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产权的，尤其是98年宪法修正案 又规定了非公有制形式的产权的合法地位，产权的立法可以说已初见端倪。有了产权就有了 获得产权的欲望，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的合法性根据自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有了突出 的位置。与此相对的则是我们的人身权利和公民权利不能和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乌托邦》一书中阐明了国家的形成就是要由一个机构和公民交 换保护来作为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即国家是一个机构，它拥有保护公民的职能 ，公民交税来和国家交换，国家提供的交换物则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各种各样他应获得 的权利。由于政府具有仲裁的职能，仲裁只能垄断才能实施，于是，政府有了加权，有了比 公民更为优越性的地位。这样，宪法就必须给公民和政府相平衡的各种权利。由于政府的失 误只有在它政府实施一定政策之 后的时间差中暴露，公民只能在事后表明他们的态度，因此，公民只有获得选择 政府的权利才能有自我保护的权利，这包括选择代表自 己的立法者的权利，决定税收使用方向和数量的权利，限制政府只对纳税人负责而不向上级 的无理要求屈服的权利，促使政务公开的权利……等等。显而易见，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利均 不到位。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基本上是采取先人权后产权或者人权与产权并驾齐驱的立法途径 。15世纪的威尼斯之所以率先垂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人权走在了产权 的前面，成了产权的基础与前提。威尼斯城邦国的最高执政者华立罗被立法院在没有革命没 有推翻已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判处死刑并顺利执行就是其人权有保障的明证。英国在光荣革 命之后也是首先进行人权立法与此同理。当然，美国的发展完全得益它有一个保证机会均 等的《人权宣言》(当然指白人机会均等，对有色人种并不机会均等)。与这些较为成功的现 代化国家相背的也不是没有例证，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哥伦比亚等，这些国家有相当发达 的产权制度和保护产权的技术，但却缺乏人权的可靠保证。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充满坎坷。在 产权的诱惑下，人们有了利益追求，但却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缺乏保护自己的法律体系。 这样，本来属于合法性的危机常常变为非法性危机，属于由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变为用非法 手段解决的问题。人们往往在法律之外寻求保护。这就是黑社会形成的法律漏洞，是法律的 不平衡对社会的最大报复。美国政治学家亨达顿在分析若干50-60年代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 国家时指出，一个国家在人均收入200美元以下时社会稳定，300-500美元社会动荡，1000美元以上社会稳定。究其内在原因，主要是产权和人权冲突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 哥伦比亚这些国家还是在黑(黑社会)白(政府)两道的控制之下，其深层的根源就是如此。在 这一点上，也许香港更为典型。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其经济立法当然很完备，产权立法更不必说。然而，由于香港是一块殖 民地，又毗邻中国大陆，殖民主义者担心给香港人以更多的人权他们会和自己分庭抗礼 。因此，英国人对香港华人有许多清规戒律，以防华人在政治上成长壮大起来。这样做的后 果非常明显，50年代到60年代香港的经济迅速崛起，70年代-80年代其经济成果令世界刮目 相看。当人们富裕起来的时候，一方面他的欲望激活了，他在正当方式无法获得欲望满足时 就通过非正当方式去实现；另一方面他也要争取和自己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当这种 要求和法律相冲突时他就进而寻求黑社会保护。这就是香港黑社会猖狂的合理解释。
中国当前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应的公民权利没有兑现，产生了两个不良后果：其一是 政治权力无法得到来自于公民方面的监督，政治的公开性极差，政府人员的寻租行为无法得 到抑制，腐败愈演愈烈，致使地方经济、黑社会交易相当严重。正如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 所说的，腐败导致政治权力的“软政权化”。其二是，由于软政权化，官吏的人格化行为发 生了变形，无法起到保护和仲裁的作用，从而使黑社会滋生起来，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稳定的 秩序，威协着改革已取得的成果。
3结构的断层。现代社会的结构分析可以从多元化的角度入手，既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 构也包括文化结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断层这三者兼而有之。
从政治结构着眼，它的层次主要是最高决策层，科层制的广大官吏集团，下层则是普通劳动 者。政治理性化的最显著标志则是官僚科层集团的非人格化特征，即他们很少有属于工作范 围之外的利益获取，能及时准确地反映普通劳动者的愿望和意见，不折不扣地执行最高决策 集团的政策和法令，官吏之间没有工作关系之外的私人关系……等等。然而，中国社会的政 治科层与此正好相反，在寻租过程中产生了人格化的欲望，即作为自然人的功利主义追求， 在权力市场化之中有了拉邦结伙形成小集团的需要；在权力商品化，资本化的泛滥时造成全 社会权力泛化，官吏将正常行政职能变成经济收入。这些经济行为显而易见和决策集团的要 求 相违背。于是，他们就变得阴奉阳违，使政治系统出现梗塞现象，使政策变形，使最高指令 无法完全实施。这是第一个结构断层。
第二个结构断层则是指中国改革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消灭中产阶层的机制。中产阶层在财富占 有上自然是指那些比大富豪财产小又比普通劳动者财产多的那一个阶层。他们不仅仅是社 会财富的重要拥有者，还是财富从上层流到底层的中间地带。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制造出来 的消费是社会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然而，由于中国的大富豪拥有和权力交往的密密通道甚 至是公开通道而成为官僚有产者，他们自己寻租或者借助他人寻租将权力商品化、资本化， 其 发财致富的成本十分低廉，因而在市场上具有极大的经济竞争力和极厚的政治保护伞。中产 阶 层与之相比十分脆弱。中国的行政双轨制和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使其行政支出非常庞大，必须 保持高税收方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中产阶层由于其政治地位而成为首当其冲的纳税人， 他们或者将纳税变为腐蚀政府官员的手段或者低效运转其自己的产业。中产阶层得不 到发展。这样，减少了社会财富流入下层的数量，使全社会的消费水准下降。
第三个断层则表现在文化产业生产的非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上。我国的文化产业本来就很薄 弱，而其产品意识形态化倾向十分严重，很少有属于市民文化的佳作。意识形态是一种强制 性的文化消费，它在市场经济中不会形成经济规模，只是一种行政支出。这样，在文化系统 中则直接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脱节。文化产业化不可能实现。我们每一年都拿出大量资金支 付文化团体的需要。即或如此，文化系统中的从业者除少数歌星、影星之外均是低收入者， 他 们加入了相对贫困者的大军。本来应该是中产阶层的当然成员，却成了捧着金碗要饭吃的富 余人员。
三个断层形成一个系统效应，这就是官僚阶层的膨胀。中产阶层的土壤不复存在，一大批 社会精英集团的后备力量千方百计向官僚集团进军，高学历者(本科、硕士、博士)毕业之后 就开始钻营进入官僚阶层的技术和氛围。于是，政府部门的冗员很难减下来。在理性原则没 有建立起来之前，人格化的因素，诸如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帮派势力，必然有其用武之地 。用这些手段，将有许多可以在其他行业中大有作为的人挤进官僚集团，使得维持社会运转 的经济支出久居不下。
4背景的虚化。社会权力都有背景。契约性权力以平等的交换作为其背景。非契约性权力 通常是以天命作为其背景。以天命作为背景的权力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以历史包括自 然史的某一先在性事物作为背景，如原始图腾、祖先崇拜、先王立嗣、外在暴力的支持等等 。而当基督教把预成论的世界模型翻转为末世学的世界模型之后，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天命观 ，即代表末世学模型的未来天命论。以莫尔为代表的乌托邦政论派是这种天命论的典型。而 值 得特殊提出的是未来天命论往往是革命的催化剂或者是革命的动力泵。革命通常打着代表未 来历史走向的大旗动员民众。革命是社会重组，是用暴力推翻另一个社会整体性机制。暴力 的猝发性和暂短性使它无法找到其民主性的权力基础，即或得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亦 无法履行民意性的权力程序。因此，革命总是代表一种天命。当我们的政权在获得权力的时 候是以一种天命的形式赋予其合法地位的，这就是一种未来型的天命背景。
权力的另一个背景则是道德。天命型权力的发生学是一种外在论的模式，不是由权力的客体 自愿认同的事物。因此，想把天命型权力转换为内在性的权力模式，通常的情况下它则求助 于道德。不管道德有多少虚伪性，道德都得变为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直言律令才能生效，即道 德是一种内在性的道德主体自愿遵守的社会规范。因此，天命型权力总是天命与道德合一， 成为权力的背景条件。获得了天命同时便获得了道德优越感和楷模化。天命通常要由暴力获 得，为掩盖暴力的非法面目，张扬道德的确是一种好方法，即不道德的暴力行为道德化了。 值得特殊提出的是，契约性权力并不需要和道德共谋，因为它的合法性是由契约双方共同建 构的，其合法化是由双方共同承担的。
历史上天命型权力在人心目中失宠既可以由天命也可以由道德为突破口。中国历代农民战争 大多是以其所在的朝代失去天命为借口从而组织起意欲推翻当时政权的暴力力量，如黄巾军 、黄巢起义、高迎祥和李自成起义……等等。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朝朝代代的君主对 天命则十分敏感，他们皆虔诚地祭天、祭祖、祭孔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由少数民族建立 起来的中央政权对此就更是维持着一根神经质的大脑通路。在清代乾隆年间即1768年，各地 皆以讹传讹流传着有人偷剪他人辫子以行妖术，其实根本是子虚乌有，但乾隆对此却坚信不 移，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始终把维护天命正统当成他的天职。他动用专制权力的每一个细节和 每一个张力，强行运转官吏的规范权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妖术”的大清巢。各地抓了 许多乞丐和和尚，许多人被屈打成招或屈打致死。最后，乾隆发现自己只是和假想敌打一场 耗时费力的神统大战。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叫魂》维妙维肖地记录和分析了这一切，它 所揭示出来的深层意蕴耐人寻味。
当我们的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天命和道德两者兼具。理想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使其异乎寻 常的稳定。如果我们选择了消灭贫穷的正确方法其结果将光明而乐观。这只能是一种虚拟语 态了。即或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政权的稳定性仍然十分可观。可见道德与天命的结合会 产生多大的凝聚力。文革的十年则是道德大曝光的十年，它让人们看清了天命与道德并不是 一回事，人性有其自律性和自治性的一面，它几乎不以经济身份和政治地位为转移，但是， 不受限制的权力则让人性中丑恶的成分激活。如果说文革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无穷无尽 的灾难的话，它则直接打开了天命与道德结盟的索链。从此之后，我们政权的背景开始虚化 了。
我们的天命观建筑在一种经济程序上，这种经济秩序有消灭贫穷的承诺，有打破财富差异彻 底平等的责任感，它仇视金钱，因而它把经济中一切价值的尺度均放在了每一个人的自我需 求上，保证这种需求或者最低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保证这种需求又成为了一种递进的理想承诺 。需求的无限升级或者自我需求对他的需求的侵犯是任何人都耳熟能详的心理资质。于是， 我们这种经济秩序又必须制造人一个超越社会的综合力量既包括经济又包括政治和文化的综 合性能力来进行社会的分配，同时就得保证这个综合力量是非人格化的，非自身目的性的， 非自我同一的(即在工作中是一架机器的部件，最有名的社界锣丝钉隐喻，而在非工作实践 中才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人)。于是，这些天命实施和天命信仰的条件又都以道德为其前提。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历史证明了我们只能平均贫穷而不能平均财富，加之道德的失宠，我们 开始另辟蹊径，即引进效率机制打破平等的格局。平等与效率的二律背反中我们的天平失衡 了 。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权力的背景天命虚化了。天命的虚化同样对道德的神话也是一种有力 的揭露。于是，权力市场化的步骤加快了，道德约束只是一纸空文。权力背景的虚化使我们 的文明失去了固锁精神的工具。于是，人才外流、文化迷茫、理想丧失、纵欲姿行、畸型消 费、廉耻尽丢、见利忘义……等等失落、堕落、末落现象开始蔓延。
以上就是我们这二十年内发生的事情，它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三、历史与现实合谋：迟到的未来
提出谁为今天负责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个体在历史中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人在历史中常 常变为大写的主体，但它又不同于种系、种族、种群的集合，它如何形成整体性的合力，那 种现象学整体性的合力而非科学整体性的合力，其结构起来的方式则每一次都是一种合目的 性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问人如何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历史性。历史就像一张绳 子结成的网，既有历史的节点又有历史的线段。在节点上，历史如何分叉和形成自己的路径 有多种可能性，历史人物只有在这节点上才能发挥一点自己人格的力量，对历史产生影响。 而在历史的线段上，人只能按着历史的既定轨迹走完人生的旅程。正是依据这一准则，我们 给现实把脉。
1中国文化中道德与反道德的二律背反。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产物。思索中国问题 的人都会对这一点达成共识。传统以文化的形式延续。克拉孔和克罗伯对文化的解释，即把 文化看成是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在一定意 义上有点狭隘。这体现了启蒙理性的元叙事话语，一种强调内聚力的思想范式。一种文化完 全可能是由若干种相互冲突的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些价值系统既可以表现在社会的各个子系 统的综合之上，也可以表现在某一个子系统即人们的一种社会行为上。这就是把文化看成是 各种价值 系统相互冲突、互相协调、互相运作的场域，像布尔迪厄处理文化那样。拉兹洛的广义进化 论定义的大文化系统也带有相同的含义。如此理解文化，把中国文化笼统地说成是儒家文 化、儒释道合一的文化……等等，似乎都不全面。它既要包含社会每一个子系统中的核心观 念，又要包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方式；我们既要分析每一种价值系统的元素与结构，又要 分析它们所形成的场域与场域之中的游戏规则。
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福柯在《词与扬》反复论证的回 溯与回归，起点与终点的悖论结合对中国文化分析完全适用。儒家思想的哲学概括不是一种 难事，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论语》所标榜 的 伦理意识和道德规范在孟子的言行中一语破的，即性善论，在《三字经》中它几乎以现象学 还原的方式把其放在卷首：“人之初，善本性；性相近，习相远”。正如现象学是一种本体 论一样，儒家学说也是一种本体论，即伦理本体化的本体论。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 “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 ，它既包括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至高的善，也包括《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人性 的善，甚至包括柏拉图在《理想国》所说的达到理想政治境况的得力措施。“仁”成了一种 泛伦理的崇高品性。“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 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 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 庸等等也无不可。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五伦”首 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 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 下 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这其中已经种下 了不道德的种子。
如果在中国文化的分析中只看到儒家学说的道德宣传那可就太片面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中一定要算入法家对专制秩序、专制权利、专制手段和专制人物的褒扬与赞颂。对于这一点 ，余应时和黄仁宇这两位在当代史学中颇有造诣的学者皆充分肯定。法家学说首先以政治实 践的方式进入了中国思想的视野。李斯这个法家的集大成者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上都创下了 登峰造极的业绩。尤其是他开创了知识份子精神卖淫的典范，或称知识分子官僚化的先河。 他在秦代与秦国中的所作所为让后代知识分子口头唾弃却暗中效仿。汉承 秦制，这只是体制上的继承，而汉对秦的思想继承则更应被我们肯定。董仲舒罢拙百家独尊 儒术从本体论上说绝对是儒家伦理本体化的重大举措，但对其自我相关的方法论分析他又是 绝对的法家专制主义的楷模，这和李斯焚书坑儒在本质上当然没有一点点差异。因此，我们 可以说汉代是以法家的专制主义手段实行儒家的伦理本体化的双料继承和道德与专制的水乳 融和。当儒家的伦理本体化包括着把政治等级秩序变成道德的直言律令时，它同时就充分肯 定了政治专制的合理性和合理化。政治专制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反道德的。于是，中国文化 就把道德与反道德在历史中以历史性的历史化的形式，既悖论性的同时又是逻辑性地结合在 一起 了。说它是悖论性的是指道德与反道德的结合；说它是逻辑性的是指“五伦”作为伦理秩序 已经蕴含了不道德因素的道德性。
中国文化以人的自然化作为伦理的参考系，这就形成了“家”的借喻、隐喻、明喻，甚至讽 喻的意义派生。像国家、社会大家庭、日常用语中对非血缘关系的血缘称谓(如姐妹、弟兄 、哥们、爷们……等等)皆属于此。费正清在其《中国社会史》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元 素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家庭的实体化和家庭的隐喻化共同合作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思想观 念，柯尔内在其《短缺经济学》中充分论证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弊端即父爱主义原则(国 是父亲、企业是儿子，都是儿子因此得平均主义)就在这种家庭的隐喻中铁一样地蕴含其中 了。贝克尔在用经济方法分析人类行为时指出，利他主义在家庭中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因为 利他主义可以产生对血缘传承有益的经济效益。于是，家庭的隐喻又包含着利他主义的幻像 。人们希望着自己成为利他主义的对象。当社会出现财富差别的时候，平均主义和利他主义 都不能容忍。在社会上的失落者看来这是一种不公，一种财产数量上的不公，红眼病就这样 发作了，当然中国人从来都看不到机会均等的伦理效果和伦理地位，只知道要分得别人碗里 的菜馔。当把不公正、不平等、不道德的中国式的解释学循环上升到伦理高度之后，人们就 不惜用不道德的形式去实施自己心中那种对道德偶像和道德目标的追求，即用暴力形式去实 现道德目标，主要是平均主义目标。《水浒传》中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以暴力去抢夺他人财 产的虚伪道德行径就在中国人的英雄崇拜中成了最伟大的英雄形象。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 充分看清中国文化中以不道德生产道德的政治经济学是如何构造自己的公理体系的。我们试 将其图解如下：
中国文化伦理本体化→“仁”、“中”、“五伦”→家庭本 位→利他主义 平均主义→功利追求
专制形式的社会本体化→ 专制、暴力→政治秩序合理 化→权力生产→权力消费
当人们把功利需求变成权力消费的时候，便赤裸裸地将伦理的理性意识纯粹变成了欲望的非 理性行为。在中国特殊的生产平均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人们最容易受到平均主义 目标的盅惑，人也最容易使用暴力去实现自己的功利需求。在绝对遵奉传统和传统使时间凝 固的中国历史中，人们如何生产自己的历史性在几个重大的点节上是决定论的而非随机性的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历史的线段中人们对专制十分顺从，自己甘心作符号暴力的对 象，符号暴力即协助统治者统治，协助剥削者剥削，协助虐待者虐待、协助阉割者自阉的暴 力；而在中国历史的节点上，人们又不惜使用暴力去追求自己的功利。暴力之后的社会重组 又建立了一个姓氏不同而结构一致的王国。社会重组的过程中唯一受到优待的是道德，因为 天命需要道德的辅佐，它又穿上了新皇帝的新衣。当然，在天命受到挑战时，道德就会冲破 虚幻衣衫的约束，人会重新干起一切不道德的行为而再也没有任何顾及。这种振荡中国历史 一次又一次重演。当然，在中国式的权力运作中，专制权力即人格化的权力和规范权力即法 律权力相比，前者总比后者更有威力，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专制权力既容易形成，行使起来又 非 常方便，日常政治实践中所说的权大于法其道理就在于此。只要专制权力有其市场，权力的 市场化就有广阔的市场，人们就会用金钱去换暴力。这不恰恰说明中国这块土壤会把一切舶 耒品和移植物按自己的方式生产和培育出来吗?
2暴力型社会重组的后遗症。某种文化、某种生产方式支撑的社会系统通通以进化的方式 再续自己的历史。进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斯宾塞、斯宾格勒以及现代的拉兹洛对此都有 相当令人信服的论证 。但是，社会系统也有突变式的社会重组。突变式的社会重组又有暴力型和非暴力型两种。 法国大革命当然属于前者，英国的光荣革命显然属于后者。也许在50年前人们会对暴力型社 会重组大加赞赏。然而50年后，经过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哲学家们的认真思 考和精心研究，大家的看法和以前大相径庭。
暴力型社会重组当然是以法国大革命最为典型，甚至可以说在“革命”这个概念的典型内涵 上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绝对破天荒的第一次，激烈的程度、猝发的速度、暴行的力度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但是，法国大革命给法国人民带来了一百年的艰辛岁月。麾尔准确地指出 了这一点。其他历史学家也看到了与摩尔的结论相同的事实。然而，对这种暴力型革命的分 析略显平淡。以我们看来，暴力型社会重组的前提中蕴含着它的结果，这几乎是一个同义反 复的重言式。在社会变化、演进的过程中若能动员起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所信 奉的价值观念，最低是价值观念的范式或模型，一定是和它们反对的价值观念的范式绝对背 道而驰、南辕北辙的。暴力过程包括四个步骤：动员、组织、实施和补偿它们所造成的损失 。前三个步骤显然要有绝对大于非暴力的经济消耗，人要有勇气去以死和对手抗争当然就会 无从顾及，暴力组织者不会精心计算它的经济成本，通常是破釜沉舟。暴力重组社会的目标 完全有可能实现，但它肯定会给全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说到弥 补它们造成的损失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如果说社会重组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 这就要看新的生产方式能否比旧的生产方式有更高的效率。的确有这种情况即社会重组建立 了新的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要说例证还当之无愧是法国大革命，它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 底 又彻底地交给了法国人民。然而，实施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而暴力在实 施的过程中则是彻底又彻底地打碎了已有的社会组织。重新把社会成员和生产要素组织起来 同样需要时间和经济消耗。法国人整整用了一百年来重新组织社会这个脱缰的野马。不用说 其他资源的浪费，仅时间这个资源的浪费就无从估算。看来补偿是不太可能的。至于说社会 重组根本就没有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那它的后果只能是巨大的破坏了。中国历史上社会重 组频频发生，它们的后果只能是大大贻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
暴力型社会重组通常是以思想上粗糙、行动上野蛮的方式实施政治上必要(而非必然)的事。 这样做必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把已有的社会形态在道德上彻底否定，在法律体制上彻 底砸碎。在否定已有道德的时候就要用非道德或新的道德，在砸碎已往的法律体制就要使用 非法。一切 道德体系中都会有道德的成分，哪怕它整体上是非道德的；一切法律体制都有合法的成分， 哪怕它整体上并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暴力重组社会就一定越过道德的界限和法 律的界限，它在组织实施自己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动员起那些道德意识和法律观念淡薄的人 ，也 一定会激活人性中的那些恶的东西，更会利用恶的人和人的恶的一面、恶的一刻。暴力重组 社会的成功要重建法律体系和道德意识。法律体系的建立也许比较容易。而道德意识的建立 就更显得艰难。因为法律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道德则是社会规范的自我建构，完全要有一 种自治的自律的力量。对于那些习惯于不道德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困难的。社会要为此付出巨 大的代价。
“革命”其词源学中的原始意义指完全颠倒。在这种暴力重组社会的目标成为现实之后，社 会的最底层一昼夜而成为了最顶层。无论社会上层集团多么残暴、腐败、丑恶、无道德，也 无论社会下层如何蕴藏着推动着社会向前的物质力量，总而言之，社会下层肯定是文化素养 最低、道德意识较差、自律性和自治性不强、很少纪律约束的集团。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 流动应保持一定的规模和一定的渠道。上下全颠倒式的社会流动不仅仅社会本身难以承当， 流 动者本人也无法适应。骤然间向社会下层集团打开的物质仓库令他们眼花缭乱，刹那时激起 的对社会不公的仇视会使他们对社会采取最贪婪、最残暴、最无节制的报复行为。而当一旦 取得物质财富又不知道珍惜，因为对一事物的珍惜程度和获得它所付出的努力成正比。社会 管理由这些非精英集团实施，最容易导致暴民专政。李自成在北京的历史教训大抵如此。
20世纪中叶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重组。历史是许多因素的代数和。绝大多 数重大历史事件是无法避免的。中国的事情也是如此。应该说中国的社会重组不仅仅是一种 必然，而且是控制得相对成功的，精英集团的作用始终是最强有力的，它们产生的震荡亦是 相当较少的。仅管如此，其后遗症仍然不可低估。土改运动中完全可以把大土地所有者掌握 的社会生产力直接引向城市的工商业，无偿地分配土地所留下的道德祸根即不投本就获利的 乞丐文化的心态在改革中暴露无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对全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 的破坏。我们按着一种近似于乌托邦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根本不适应社会的现实，根 本不适应人类本性中的那些由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所形成的心理和生理属性。文化革命中的 暴民运动使全民族丢弃了道德意识和法律观念。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造就了一大批懒汉。尤 其是人为制造一个超越社会的管理集团，由它实施全社会的精神和物质分配，把握意识形态 。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权力就不再是一种契约性权力，并且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吏集团，给 后来的社会改革留下隐患。企业国有化所形成的产权虚化使社会生产力根本不可能高速发展 ，我们建立了一种非经济性的生产关系，或者称其为权力生产关系，这是一种没有经济效益 的生产关系，只是由生产力豢养的生产关系。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浪费。它所耗费的经济 成果挤压了国有企业的折旧和福利，今天国企的欠债完全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正在医治社会 重组留下的后遗症。
在改革之初，最原始的路线设计就是要偿付社会重组的代价。但是，在改革的艰辛路上，我 们时刻发现历史的烙印继续生出新疮。许多新的暴发户都是社会重组过程中获得政治地位的 人或者是他们的后代，新崛起的政治势力对财富的野心正是对前者效仿的结果。中国的资本 原始积累在几年之内完成，社会分配不公短时间内蔓延到每一个角落，这正是暴力的泛化和 泛化的暴力的结果，从全社会来看是泛化的暴力，从新富那里来看即暴力的泛化。而一旦改 革为全社会打开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闸门，人们立刻失去道德，失去廉耻，失去节操，全社 会出现索贿受贿的政客、腰缠万贯的乞丐、公开拉客的妓女、造假吹牛的学者……等等，不 恰恰是我们破坏道德律的结果吗?而我们的道德约束手段只有奉献型的学雷锋之类的和市场 经济伦理规范相对立的东西。这种道德的二元性只能加剧道德失落的局面。当然，我们也有 非常值得欣慰的地方。我们的改革没有带来社会重组，使我们避免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俄 罗斯的社会格式塔式的转型造成的历史悲剧没有在中国发生绝对是一大幸事。
3技术官僚管理体制。改革20年来，我们全社会范围内中高层次的行政管理者和经济管理 者皆大面积更新，许多新的管理者具有很高的学历。但是，绝大多数是学理工出身的。这也 和我们那场巨大的社会重组有关。我们把它单列出来是因为它有更大的现实性。
我们的社会重组是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巨大的实验场的一个车间。全世界在50-60年代这场社 会实验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以意识形态先行，并始终在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它在没 有 夺取政权之前就建立了牢固的意识形态专政。这使得这场实验只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它一而 再、再而三告诫人们，意识形态已经一劳永逸的解决了，人文精神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 科 学、哲学的研究只能是运用这种意识形态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这种意识形态幻象使我们的 政治家们只注意培养理工农医方面的人才，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反右 、反右倾等)使人对人文科学心有余悸。精英人物的人生定向大都选在理工方面。这里造成 技术官僚体制的意识形态原因。
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形成两大阵营，冷战曾使两大阵营尖锐对峙。当50年代末美苏戴维营 会谈之后，美国解除了冷战政策，继之以新的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在这场竞赛之中，受过 理工训练的社会精英显而易见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前苏联在60年代迅速形成了技术官僚集 团，并在1964年一举击败前苏联的第二代元老派，而成了新的统治集团。这足以证明，技术 官僚体制在苏联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的。
技术官僚体制以意识形态方式生产技术理性这自然不必赘述。然而，这仅仅是技术理性生产 的例行公事。技术官僚以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方式生产技术理性才是其最大特色。科学技 术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依附于某种权力背景的思想体系。科学技术形成的科学技术共 同体就是其权力运作的产物。这种共同体握有意识形态霸权。然而，当技术官僚超过科学意 识形态的界限以泛科学技术的政治经济模式生产技术理性之后，全社会就容易丢弃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包括人对自身的理解，人自身的历史地位，人组织自身的组织原则，人际之 间的关系准则，人与不同时代的本质联系……等等。丢弃这些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最重要 东西其后果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得一清两楚。
以布罗代学为代表的史学年鉴学派，以确凿的史实和精湛的理论，揭示了在人类社会的现代 化进程中，真正的动力来源是人文精神，真正的动力机制是人组织自己的技术。资本 主义发端于意大利的城邦威尼斯。15世纪-16世纪那里资源贫乏、基础薄弱。然而，威尼斯 人有最民主的政治意识，有最自由的经济氛围，他们发展起最有代表性的人组织自己、管理 自己的技术，如会计双轨制、保险制度、契约关系制度、经济交易制度、税收制度…等等。 他们率先垂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把社会的组织手段从以政治为本位变为以经济为本位，使 经济决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最早生效。这种人文精神和人管理自己的技术紧接着又 被尼德兰效仿，光荣革命之所的英国又虚心地学到了威尼斯的精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 发展 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后以首先在一些小国中站稳脚跟，就是因为小国中容易把人组织自身的 技术迅速发展推广开来。至于说，自然科学和开发物质的技术也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起来， 它只是人文精神的副产品，也只有把人管理自己的技术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实施才能使它兴旺 ，默 顿的科学社会学从本质上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科学技术只是人文精神的结果，而不是社会 发展的原因。
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历史上明代中叶之前那摇摇领先的科学技术( 当然科学较少，主要是技术)，李约瑟那洋洋数百万言的中国科技史把这些显示无疑。而那 闻名于世的李约瑟难题也的确曾使人无所适从：1400年前中国与印度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领 先，而1470年之后西方的崛起，中国与印度从此一厥不振。这是为什么?李约瑟难题暗示着 科学技术不能永恒地带来社会发展的动力，科学技术也不能永远有同一的发展速率。90年代 ，中国权威的自然科学杂志《自然杂志》曾就李约瑟难题征集答案。但也没有太让人折服的 观点。倒是黄红宇这位历史学家的观点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在《中国大历史》、《 赫德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21世纪》等几部著述中反复说明，中国落后归根结 底是中国缺乏先进的人文精神。中国宋代的技术不仅绝对世界一流，而且领先西方500年， 当然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小国更不在话下。然而，宋代不仅仅没有把社会组织得适于发展科学 技术，也没有发展起经济。它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职业军人建立起的政权，然而，它在军事 上最落后，它同周围少数民族的争战屡打屡败，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政权。科学技术在社 会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已不言而喻。
4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开始批判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它的着眼点主 要是技术不仅仅生产对人有益的物品，也生产大规模的杀伤武器，生产破坏性的力量。现在 看来，这种看法实在是太肤浅了。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者马尔库塞从人的多向度全 面发展的角度批判技术理性。现在看来，这也有点肤浅了。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其人文精神 上的遣传病则在于它是一种认识论范式的产物，即人为区分主体与客体的认识论霸权。人作 为认识论主体是由自己封赏自己的无意识权利，人把这种特权完全变成了潜意识中的永远发 挥作用的支配力量。人自己制造神话，人同时就成了这种神经的信徒，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人的自我异化。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尔在本世纪中叶提醒我们进行自觉认识论断裂，就是要人 们不在迷恋主体无意识。后来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最高代表阿多尔诺撰写《否定辩 证法》，其目的则主要在于超越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让主体崇拜不再成为盅惑我们行凶作恶 的集体无意识。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说穿了就是主体理性，他者是自我的坟墓那种超主体理 性，就是自己成为主体，他人必然是客体的那种理性。看来科学技术不是什么好东西，虽然 没 有科学技术世界将更糟。让科学技术不再成为主体无意识，只有一个办法，在科学技术的知 识体系之林中建立起人文精神的氛围，让平等、自由、公正、真、善、美等伦理观众和其结 构信息在人与知识、人与人知识体系与知识体系之间组建一种合协的大系统。
技术官僚是一个在道德上信奉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政治集团。它常常是在技术理性和工具 理性之外看不到其他伦理规范和伦理准则的存在。而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绝对不是技术理性 和工具理性。这样一来，技术官僚体制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能重建自己的道德基础。人类在19 72年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世界环境大会，对人类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对环境的 破坏提出警告，生态伦理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空间。这同样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技术理性要 在其自身之外找到其人文的、伦理的、法律的根基。
当前，在我国改革的路上，最迫切需要的恰恰不是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而是以平面化、多元性、凸显性为特征的人文精神。人的本性和本质在于人分别于自己的特定生存空间以特定 的方式创造自己，只有在这种自我创造自我的游戏之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在这个意义上 人是 多元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成为自己的时候，人是平等的，人在资本的场域中争取获得更多 的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额。资本的隐喻告诉我们，世界肯定是由既是义务又是权利、既是 利益又是劳作，既是获得又是付出的各种事物构成的网络。这就是广义的资本，权力是这种 资本，地位是这种资本，物质是这种资本。人面对资本应该是一种市场模式，即机会均等。 于是世界是平面化的。而在平面的世界之上，应该由平面的相互运作形成规则，这种规则是 由各种运作凸显出来的，而不是由某一个超越的人规定的。也不是由某一个超越的集团规定 的。因此，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官僚体制，当然不是组织结构，而是组织 原则和组织技术，在大规模地宣扬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效应已如火如荼的时候，应该大力提倡 人正确理解自己的现代意识了。中国需要生产商品，中国需要生产科技，中国最需要更需要 生产人。改革中的不道德行为、掠夺性生产、官僚中的寻租现象、经济中的伪劣质量、不履 约等非法活动归根结底在于我们没有生产出现代的人。但是，必须指出，生产现代化的人不 是由人本主义的母体负责，不是人首先现代化，而是要结构上、在机制上、在社会的组织原 则上、在主体规范上凸显出一个不在场的文化母体。从费尔巴哈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潮同样 是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帮凶。启蒙以来的人本主义宣扬类的人、主体性、本真性、异化、 超越性、类本质等。实践证明，它们照样是给世界制造灾难的克星。让我们抛弃个体优先性 ，坚定不移主张结构优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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