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西方学术体制内部产生的一种反叛实践，文化研究与一般的跨学科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它既不株守于固定的研究领域，也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扩展的知识实践领域，它的"动力部分源自于对既有学科的挑战。"　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通常是为传统学科所忽视或压抑的边缘性问题，它所警惕的恰恰是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不仅改写了传统学术的中心与边缘观念，而且对传统的学科理念和学科建制构成了强烈冲击。

       一、文化研究与反学科

       自从福柯提出"知识考古学"的概念以来，反思学科（discipline）的话语形构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以沃勒斯坦（I.Wallerstein）为首的一批学者指出，学科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静态的知识分类，而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历史产物。学科首先是一门经过分类的知识，而这种分类方法同时也成为这门学科的规范和要求，因此学科代表了知识和权力两方面的结合。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化之所以首先出现在18－19世纪的西方国家，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已经成为获取利润的手段，而科学的分化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通过对学科分化史的考察，这些学者发现，近代以自然科学为样板对人文社会科学所进行的划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直接的联系。诸如科学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观念，都催促了相应学科――如国家地理、文化人类学、种族学、国际政治等的诞生。因此，这种学科的划分实际上暗含着占据支配地位的民族、阶级和性别集团的利益和有利于他们的意识形态。

            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揭露了在西方殖民主义与他们所谓的"东方学"之间存在的共谋关系，可以说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例证。这种"东方学"将研究主体（欧洲）对客体（东方）的建构指称为客体本身的结构规律，将在殖民主义权力关系支配下发生的认知活动看作客观的科学研究，以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姿态掩盖了自身携带的符号暴力。尽管在内容、程度和表现形式上或有不同，但我们在许多现代学科背后都能发现类似的隐匿起来的话语权力关系。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学科主要寄植在社会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之中，而这种教育体制正是对现存社会统治秩序和不平等结构进行再生产的主要基地。现代学科制度参与这种再生产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标准化、科层化的区分体系形成一种"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这种"专业态度"使知识分子将其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狭隘的知识领域，一个知识分子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越高，也就意味着他的兴趣和能力越发集中于某一专门领域，意味着对普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正现象越发地漠不关心，意味着他越发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直接雇用。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公共代表角色，放弃了自己所承担的社会批判责任，成为一些面目模糊的专业人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赛义德才把这种"专业态度"看作"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

       如果我们对于塑造了现代学科体制的那些社会的、政治的权力关系有所了解，就会理解创建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的反学科意义。当霍加特在中心创建之初明确宣告文化研究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时，他所表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视野的扩展（如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扩展），而是以英国新左派的理论立场为依据，对当代欧美人文社会学科内部危机做出的积极的政治反应。

       文化研究是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霍加特、威廉斯两人都曾是文学教师。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英国文学学科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由于受到科学和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原来对于社会大众的引导和教化功能日益丧失，文学的影响力也大为减弱。面对学科危机，与大多数躲进自己的专业、和社会日益脱节的同行不同，威廉斯等人力求走出旧的学科体系，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们提出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他们选用"文化"作为关键词，恰恰看中了这一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包容性。"文化"作为一个与社会权力、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信仰有密切关联的范畴，是任何既有的一门学科所很难笼罩和限制的。曾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约翰生就明确地说："以为我们可以说，'这个术语（文化）意味着什么什么'，并希望能把这个词在历史上所有的含义整理出来，那只是一种理性主义者的幻想。正因为如此，我要挥舞文化的旗帜，继续使用这个并不精确的词"。

            在《文化的用途》、《文化与社会》、《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几部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对于文化的整体性的关注引导作者打破了各种学科的限制。例如，上述霍加特和威廉斯的著作突破了旧有的文学批评的藩篱，E.P.汤普逊的著作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史和政治史的限制，而他们三人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抛弃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这种对于学科化和学科体制的批判和抵抗，构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这种反学科的立场和态度，使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易于在被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例如伯明翰中心在建立之后开展的一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研究，就是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考察。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中流行着一系列被视为"反文化"的生活时尚，如剃光头、开飞车、身着奇装异服、沉迷于强烈刺激的黑人音乐等。这种文化现象很难获得既有学科的关注，更不用说在这些学科之内据有一席之地。无论是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在既有的学科界线和规范之内都很难将它完整地纳入自己的范围。但是，伯明翰中心的学者们却集众人之力，在若干年时间内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继推出了《工人阶级文化》、《仪式抵抗》、《学习劳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等著作。他们指出，这种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保守价值观念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抵抗，具有深刻的阶级内容。他们的研究实践为把性别、种族、年龄等文化政治因素导入学术研究开辟了先河。正是通过这种文化政治，英国文化研究把自身与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文化研究与政治实践的这种相互呼应使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政治实践的疏远构成了鲜明的对立。

       文化研究以其坚定的反学科立场使自身获得了整体的社会视角和介入实际社会政治运动的能力。霍尔坚定地宣称，文化研究拒绝被任何一门学科收编，也拒绝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他认为，我们毋宁把它视作一个场所（site），一个区域，一个话题(subject)。文化研究可以采取各个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但在采用的过程中又必须对之进行批判和改造。在这一前提下，渗入到文化研究当中的诸多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民族志学（ethnography）和后殖民理论等，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文化批判功能，从而使文化研究跨越了已有学科的局限并保持了自我批判的内在活力。

       二、文化研究与学科自省

       正如许多学者所概括的那样，文化研究要探求的是个体"主体性"(subjectivities)是如何由社会构建而成的；它不是到个体的理性或主体性当中，而是到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和文化政治当中去寻找意义的根源。　这种跨学科的探求使文化研究必然超越传统学科的理念框架，更多触及到建构个体主体性的公共文化体系和政治体制问题。这种探求不仅铸就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批判维度，而且空前扩展了文化研究的问题范围。实际上，文化研究对于主体建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关注，与现代的批判理论传统有着深刻有关系。正是由于批判理论的引入，才使文化研究不单单成为跨学科的学术实践，还成了一块吸引各种理论的磁石，不断挪用（appropriation）和整合最新出现的激进理论，成为揭示社会秘密的批判性思想运动。

       文化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学科理念的束缚，除了得益于反学科的政治实践之外，还和它接受的西方学术思想传统有关；它所依赖的批判理论基础已经与传统的研究方法有了深刻的区别。早在1937年，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一文中区分了两种理论："传统理论"(traditional

            theory)与"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他指出，在传统理论中，研究对象被看成了先于再现行为的客观存在，主体与认识对象是截然分离的，这使得理论被看成了一种纯粹的思想行为，理论家被看作不带偏见的观察者，理论描述则被认为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霍克海默把这种将研究对象看成一系列有待检验的既存事实，将研究主体看作认识行为中消极因素的理论称之为"传统理论"。他所说推崇的"批判理论"与之相反，首先将科学和它研究的现实都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换句话说，研究对象和主体都是由社会建构的，研究对象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去把握的自然的事实，研究主体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的记录者，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主体都是复杂的社会过程的结果。

            　因而，批判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去反思既产生社会现实又产生寻求对这种现实进行解释的理论的社会结构，其中包括对于批判理论自身的建构过程的反思。

       循着批判理论的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文化研究的革命性意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出现在十六世纪的西方，是与作为"主体"的人（类）的概念共生的；文化作为等待认知的客体，被看作是人创造的精神成果，包括伦理、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等，这些精神价值使人脱离"自然"转变为文明的"人类"。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自然使人停留在必然王国，而文化则使人进于自由之域，在艺术作品中自然因素越多，它就越低劣，而纯粹形式的作品摆脱了自然的束缚，是最高的文化结晶。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即源于此。与这种思路相反，文化研究不再把文化看作一种既定的事实，而只看作一种社会建构，一种创造了价值、信仰和知识形式的相互交织的权力关系结构。促成这一思想转折的关键事件就是威廉斯对"文化"的重新解释："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既然文化就是社会生活方式本身，那么文化生活就绝不是自由的、自足的和纯粹的，而是各种群体（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利益冲突和争夺的空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

       如果从社会整体结构，从这一社会结构和成员（agent）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考察，那么任何主体，包括从事文化研究的研究主体都不可能自外于或超越于这一社会结构。因此，在反思社会结构的同时，文化研究者必须同时反思自己在这一结构中的主体位置，反思制约这种位置的各种社会的和文化体制的权力关系（包括学科在内）。因为这些社会历史条件经过复杂的内化过程已溶入了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权力机制的规训作用引起足够警惕，自觉反思制约和限定他们思想的学术无意识。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自省意识和自我批判的勇气，文化研究的成果至少在两方面显示出与传统学术的显著差异。首先，文化研究者摒弃了过去那种不偏不倚的超然的研究态度，不但不掩盖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的局限性，相反将自己的经验变成了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宝贵材料。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中描绘三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时，就充分利用了自己童年时代的亲身经验，使这部著作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伯明翰中心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所进行的集体研究，更进一步强调研究者的直接参与和长期介入，使更多个人的、政治的、学术的不同因素都渗入到文化研究当中。他们大胆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本土文化和阶级文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点--也是文化研究不同于传统学术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研究者置身其中的文化体制尤其是学科体制的批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霍加特深受利维斯文学批评的影响，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他把文学批评仍然作为中心最重要的任务。但到十多年后，当文学从边缘再度成为研究中心关注的对象时，学者关注的已不再是文本或文本的语境，而是文学作为一种制度的实践问题，尤其是作为学科的文化政治意义。这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关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在体制内的定位和权力形式。一些学者开始将正统的英国文学教育看作一种文化政治实践，思考这种权威的英文教育在世界其它英语国家，尤其是英属殖民地国家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例如，珍妮特·巴茨丽尔（Janet

            Batsleer）等人分析了所谓大写的英国文学和"标准英语"在殖民地（如牙买加和尼加拉瓜）英文教育中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功能。

       正如霍尔所说，文化研究与传统的学术体制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尽管它自身不得不附着在现存的学科体制当中，但它一直强调反学科的重要性，反学科实践本身甚至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1972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完全脱离英文系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现在已经发展成"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拥有稳固的课程、教材和学生。在当今的高等教育体制中，经济和商业对于高等教育的过度索要已经使人文学科陷入不断边缘化的境地。而文化研究要想继续生存，要想吸引学生和获得研究基金，也很难完全抑制被学科化和商业化的趋势。但从总体上来看，正是由于文化研究在学术体制之内发挥了反学科和自我批判的功能，才经受住了多次的研究范式危机，使其在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当中脱颖而出，并保持了独树一帜的实践品格和批判意义。

       三、启示与思考

       由于文化研究最初脱胎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因此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念构成的冲击最为剧烈。与之类似，文化研究对于中国学界的影响，以文艺学领域的反响最为强烈。国内目前已经翻译出版了许多英美文化研究学者的重要成果，进行文化研究实践也日渐形成风气。仅就文艺学来说，借鉴文化研究的学科自省和反叛精神，重新审视文艺学自身的知识生产，是非常紧迫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学曾经以科学作为发展的样板，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在真实地反映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上；文艺学的发展也因此被看作是不断深化这种认识、不断积累文艺学知识的理性过程。但从学科自省的角度来看，这种"科学"追求实际上掩盖了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权力关系。回首近百年以来的文艺学发展史，可以看出，自晚清到1949年，文艺学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始终是比较暧昧的。"文学概论"最迟在1918年已经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的首要科目，1920年又被改为选修课，1925年曾被排为必修课，但在1935年的课程表中又被莫名其妙地取消。

            教学计划制定者对对待文学概论的犹豫态度，既表明文学概论在中文系所处的边缘和冷落处境，更表明了计划者自身对这门课地位的认知程度。直到1947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才在本系研究所中第一次明确设立"文学批评"组来培养研究生，以适应二十世纪的批评主流，但并没有形成学科的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在50年代突然改观，文艺学学科被牢固地确立起来，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赫地位。毕达可夫、柯尔尊等人从苏联带来了完整的文艺学体系和教材，并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文艺学教育和研究的专门人才，甚至沿用至今的"文艺学"这一学科称谓也是当时从苏联引进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贯彻国家文艺政策的需要，文艺学被认为是指导各类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科，只有那些能够坚持政治方向的人，才被认为有资格担任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显然，文艺学在当时的显要地位，文艺学同其它文学学科之间的所谓主次关系，都是由体现在学术体制之内的权力关系赋予的。

       新时期以来，国内渴望交流和追赶西方思潮的焦虑刺激了文艺学对于各种新潮理论的热烈追逐，这一方面使得文艺学关注的问题和方法获得了空前的扩展，成为引领文艺研究走向的时代先锋，另一方面也使得文艺学陷入无尽的话语转换和失落之中。八十年代中期兴盛的"文艺美学热"，以看似维护美学纯粹性和自足性的姿态，实际上传达了强烈的为自由文艺发展开道的意识形态吁求。"美学热"退潮之后，在中国出现了较多的文艺学专著和流派，中国的文艺学被认为已经走入了体系相对完备的时期。此时的大多数文艺理论教材主张将文艺看成一种特殊的精神实践活动，但对于这种实践活动的阐释却不自觉地陷入到审美自足论的体系当中。对于文学本质、文学活动主体、文本分析和接受的分类和安排，几乎使文艺学变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与学科的知识化趋势相匹配，高等学校的文艺学教育也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分层培养体系。深受"专业"分科概念（源于苏联的实用教育理念和体制）影响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更是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细化到所谓文艺原理、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中西诗学比较等分级门类当中。教师和学生被安排到分类森严的文艺学体制当中，从选题到答辩都受到严格的规范，几乎成了在现今文艺理论总体框架之内修补的工匠。从这一点来说，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几乎变成了知识分类和学科规划的体制化生产，成为一小部分学人专有的话语游戏之所，这无疑会压制文艺学应有的挑战性和反学科冲动。

       根据以上对于文艺学的学科构建历史的考察，结合文化研究的反学科实践经验，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三点启示。

       首先，文艺学的学科理念需要重新反省。文艺学学科的建构过程体现出显而易见的人为性、历史性，这表明文艺学并不简单是一套可以不断修补和扩充的知识体系，它涉及到学科之间的权力关系。例如对于文艺原理、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美学等分支学科的划分，使得文艺学的研究和教学越来越多地被带上了资格准入、岗位占领和学位等级认证的体制化色彩。这种体制性的分化正暗合了中国高校文学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方面的科层化趋向，在培养专业人才和专业态度的同时，却使学者们逐渐丧失掉关注公共问题的热情。这说明为文艺学学术划界和分类的努力，其背后所包含的社会权力意义远远超出了学科知识体系的范围。

       其次，文艺学要借鉴文化研究反学科的实践经验，重构自己的研究范式，重新焕发对社会的影响力。自从符号学和文化政治介入文学研究以来，传统的文学学科界限在很大程度已被冲破了。文艺学的研究视野得到了空前的扩展，文艺学也决不是中立的、可以通约的知识体系，而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和身份认同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文艺学要想保持自己的挑战活力，研究者就必须重新理解葛兰西所说"有机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和社会使命。文艺学必须面向现实的社会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发言，寻找在学术体制之外与社会政治运动建立动态联系的可能性。

       第三，文艺学应该始终保持对自身建制的批判性警觉。从文化研究反学科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门学科一旦被建立起完备的体系，就可能成为压抑多元思想和自身发展的体制化禁锢，就应该对自我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因此，尽管我们重视文化研究反学科实践对于文艺学带来的有益启示，但并不认为文化研究可以取代已有的文学研究范式，也不认为要完全抛弃现有的文艺学学科体制（况且，文化研究自身也面临体制化的危险），而只是强调应该强化对现有学科体制的反思。现有学科体制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平台和基地，文艺学可以借鉴文化研究反学科的实践精神，从文艺学与整个学科体制的深层权力关系入手，不断反观与破解自身的体制化倾向，破除研究者本人对于权力关系的人为封闭，以获得突破现今学科规范的更多创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