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传统的、以审美为特征的批评遇到了比较多的麻烦。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批评的对象、批评的目的、批评的作用和地位、批评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批评的价值指向，都在这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期间，批评界对此曾有过诸多方面的思索、探讨和争论，人们一方面在追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总结批评理论百余年来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走过的坎坷、曲折的道路；另一方面，又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批评理论进行整合与价值重构，摸索出一条新路来。

        文化研究西风东渐

        批评界几年来的这种努力给一度处于“失语”或“阐释焦虑”状态的批评带来了走出困境的机会。有些比较乐观的人甚至认为，目前已经出现了批评将要复兴的迹象。这或许和国内学术界热衷于译介和传播风靡欧美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理论有关。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文化研究的译著明显地多起来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翻译出版了最早一批文化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到目前为止，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21种，其中包括了哈罗德·布鲁姆、保罗·德曼、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赛义德、本雅明和葛兰西等十余位批评理论家的著作。丛书主编王逢振先生在“总序”中说，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他就开始和美国学者米勒商议，要完成这项翻译出版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自选集”的计划，但直到1996年，这项计划才由社科出版社正式启动。

        在200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有一套和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丛书“传播与文化译丛”（常昌富主编）问世，这套译丛目前已出8种，主要有斯蒂文·小约翰的《传播理论》、罗伯特·C·艾伦的《重组话语频道》、丹尼斯·K·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利：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大卫·鲍德韦尔和诺埃尔·卡罗尔的《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以及常昌富选编的《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等。大众传播学也许有其独特之处，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应当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大众传媒批评实质上就是文化批评。

        几乎是在同时，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了李陀先生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目前已出版的有：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珍妮弗·克雷克的《时装的面貌》、劳拉·斯·蒙福德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以及安德鲁·古德温和加里·惠内尔的《电视的真相》。这套丛书在选题上区别于其他译著，论述集中于比较具体的日常生活领域，李陀先生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有关文化研究的理论著述太多了”，不得已“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也就是先选一些分析、论述都比较具体，大半都涉及读者较为熟悉并有兴趣的电视媒体、时装、肥皂剧等文化形式的作品，然后再进一步介绍那些理论性更强的论著”。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播西方古典学术著作的商务印书馆也加入了译介当代文化研究论著的行列，他们在去年年底推出了“现代性研究译丛”和“文化和传播译丛”两套丛书，这些译著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视野，其中像理查德·沃林的《文化批评的观念》，就通过诸多思想家对文化批评观念的解析，勾勒了西方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轮廓，读者从中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至今，来自欧美学术界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译著，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推崇，去年还先后有两种专门性的学术集刊出版。一个是李陀主编的《视界》，另一个则是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在此基础上，已经有人把文化批评理论作为新世纪重建中国本土批评范式的主要话语资源，不同程度地运用到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去，并思考其给中国本土批评理论建设所带来的启示和可能性。

        文化研究的丰富内涵

        文化批评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批评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文化批评在欧美已经走过了大约40年的发展历程，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些学者是文化批评最早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他们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与传统的、以审美为特征的批评完全不同的、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李陀先生在他为“大众文化研究译丛”所作的“序”中指出：“在一个新的批评视野里，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不再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对象，恰恰相反，这种分析和研究把注意力转向了被以往的理论活动所排斥或推向边缘的领域。”比如广告、时装、电视剧、畅销书、流行音乐、卡通漫画、新闻广播、室内装修乃至休闲方式，都将成为文化批评的对象。

        李陀在这里所列举的只能说是文化批评学术视野中很小的一部分，罗钢与刘象愚先生在为他们所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所作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不能把文化研究简单地归结为大众文化研究”，但他们也认为，“大众文化显然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如果谈文化研究而不谈大众文化，就如同出演《哈姆雷特》却缺少了王子”。事实上，文化批评涉及到的范围确实非常广泛，这一点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译著题材之广、之多，也能见其一斑。举凡传媒研究、性别政治、民族性与民族认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大众文化、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等，都可以纳入文化批评的学术视野。

        “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主编王逢振先生在谈到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著作翻译出版时，也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文化批评的理论特征，他说：“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我们需要文化研究的理由

        为什么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能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以后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显学呢？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60年代，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时期以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艺术，都出现了许多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想像，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他们的思考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而梯次展开的。在早期的文化批评理论家那里，文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他们把文化从传统的狭隘的精英文化的定义中解放出来，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然而，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使用更为广泛，同时也是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过去，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学者把大众文化看作是资产阶级宣传自身的意识形态，欺骗群众的工具，忽视了大众文化内部包含的差异、矛盾和斗争。而葛兰西的理论则认为，大众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共同构成的。

        实际上，西方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在最近几年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不是没有针对性的。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历史情势，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当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变革，各个方面的变革又相互缠绕和渗透，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有很多迹象表明，虽然中国社会远不够富裕和发达，但已经开始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特别是在大都市和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大众文化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所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能迅速在中国批评学者中形成热点，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我们很难拒绝借鉴文化批评理论，使其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实的某种思想和理论资源。

        刚刚离我们而去的20世纪被认为是“批评的世纪”。在这百余年里，众多流派与思潮纷至沓来，粉墨登场，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而几乎每一种批评理论都可以在中国本土找到它们相应的变体。也就是说，中国本土批评理论的建构从来都离不开与西方批评理论的对话与碰撞，这是一种张力关系，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从而使自身的文化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立足点。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理论也是如此，在进入中国以后，由于语境不同，这种理论势必也会产生极大的变化。事实上，只有扎根中国社会文化本身，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才能生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