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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压迫工具的电视          【字体:
作为压迫工具的电视
作者:包亚明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16

 

 

 

 

 

 

  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

杀案审理、快餐商业广告、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等等都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

庭。电视渗透的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又是如此之深,它对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

极大的作用,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批判机制来帮助我们认清电视的本

质以及它能对人造成的影响,布尔迪厄的《论电视》(On Television,1998)正是试图在这

一方面有所作为的一本书,它是布尔迪厄根据自己最初在电视上所作的两个讲座发展而成

的。 

 

  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发表反对电视的讲话本身是一个令人存疑的机会,布尔迪厄对此

非常敏感,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因为听众会远远超出法兰西学院惯常有的那些人,

但谈论的话题又是那样的不讨巧,一个人如何能在电视上批判性地谈论电视呢?布尔迪厄用

行动完成了这个艰巨而又貌似似是而非的工作。 

 

  在《论电视》一书中,布尔迪厄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他认为电视以目前的形式构成了

对政治生活和对民主本身的威胁,并进一步指出,电视只提供了一种自由的错觉,因为几

乎所有在屏幕上显现出来的形象都是完全由公司和政治利益所操纵的。电视为了追求高收

视率就刻意迎合观众的口味,把新闻简化为一系列预先包装好的声音片断和感官刺激强烈

的影像片段以吸引短时间的注意力。布尔迪厄试图阐明电视所建构的"隐性作用过程",并

分析它们对新闻工作以及艺术、科学、哲学和法律所产生的均质化作用(homogenizing ef

fect)。在布尔迪厄看来,电视作为一种思考的工具,应该有一个真正的民主任务,它原本

可以成为一种直接民主的工具,但如今却转变成了象征性压迫的工具。 

 

  布尔迪厄主要攻击的目标是电视上的新闻演播,可以说,这是对电视新闻工作的一个

摧枯拉朽式的批判。他正确地注意到,法国和美国的电视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即在寻找视

角方面,始终无法跳出主流圈子之外来看待问题,总是同样的那些人出现在谈话节目上来

讨论热点话题,而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事实上常常都是好朋友。于是,关于那些有可

能会影响占人口比率很大的众多观众的主题,却最终不能给人任何新的见解甚至新的信息

,不能给人任何有教益的东西。布尔迪厄同样对新闻工作中的危言耸听进行了抨击,认为

这是为了取悦大众本能性的欲望。他列举了一个法国儿童被谋杀、当地媒体对此加以报道

的例子,来说明新法西斯主义"全国战线"的成员是如何在群众呼吁要不按法律程序立即裁

决的呼声中最终被卷入进来的。布尔迪厄进一步认为,一旦缺少了媒体的支持,事实上,

就不可能发起任何行动。这也就是50个人游行的场面在电视上出现几分钟的威力,为什么

会大大超过不被报道的几万人的大游行的原因。因此,新闻主义是通过操纵所有的政治、

科学或知识生活才能最终实现的。布尔迪厄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指出了电视等媒体是

一个有权势的行业,而且指出了这个行业是由非常脆弱的个人组成的,"基本上,这是反常

的现象,在强势的集团权力下,相对于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而处于次等

位置的记者,其地位的脆弱性,导致了记者的极端的不一致性。就总体而言,记者可能摧

毁一切,就个人而言,他们本身却不断地处在危险之中。这是一个职业,从社会学理论方

面看,生活是极为艰巨的(这并不意外,我们会发现有的记者是酗酒者),而且媒体中的下

主管通常是非常可怕的,他们颠覆的不仅仅是记者的声誉,也是其意识。记者在忍受这许

多的同时,也可能变得很危险,他们处在这个痛苦的环境里,只好将其痛苦移情外化,并

在暴力和轻蔑的形式下,来终结其痛苦"。就电视而言,电视的游戏规则规定了诸如主题是

 

否必须谈论、人物是否重要等等,正是由于这些服从性,电视在异化新闻主义的剩余空间

时,也异化了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压迫工具的电视,其施暴的对象早已越出了包括

记者等在内在大众传媒领域,电视甚至污染了知识界、科学界和艺术界,我们很难想象:

如果还存在着现时代的凡高的话,他将忍受媒体怎样的摆布。因为,在文学或科学的小世

界里一生默默无闻、固执理念的价值观,在充满竞争的现实条件里已经受到了电视的威胁

。 

 

  布尔迪厄特别提到,资浅的记者和女性记者,在媒体的暴力中总是最先的牺牲者,这

并不完全是因为小主管们特别刁难他们,而是媒体的整个结构在压迫他们,他们只有觉悟

到这种结构性的压迫,才有可能抵御暴力,并自我组织起来,从而在交往关系中减少暴力

,同时瓦解个人主义的神话,这将可能成为帮助人们理解社会集体性的一种方法。另外,

只有坚持加强每一个传媒机构的自治性与差异性,才有可能打破媒体的垄断性机制和压迫

结构,记者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某种共同的组织,并在紧急事件中(如一个小孩被绑架),记

 

者们同意进行全面的消息封锁,从而不计较媒体竞争上的利益,以维护一种共同的伦理。

 

 

  有些人认为布尔迪厄对于电视的批判过于悲观,认为他并没有为他所描述的问题提供

多少解决答案。也许电视的发展并不像布尔迪厄所想象的那样灰暗,但电视的影响的确正

在不断增长,因而有关电视的讨论也就显得日趋重要,在这一点上,《论电视》无疑有其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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