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蒙叶秀山先生惠赠新出版的《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一书，叶先生在该书“前言”中说：“你要问我什麽是‘哲学’，我简单地可以告诉你，‘哲学’原本是‘通学’。就是说，‘哲学’的‘道理’，到哪里都能走得‘通’，只要你的哲学道理不是胡来的，那麽，它就不会‘碰壁’，任你‘铜墙铁壁’也挡不住它。那麽，中西的哲学为什麽反倒不能互相‘通’过去？”这段话看似平常，其中实在是包含了许多的甘苦！

    说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真是有一个坚信中西哲学能够“互相‘通’过去”的传统。当年金岳霖、贺麟、沈有鼎，还有曾兼任哲学所“中国哲学”之掌门的冯友兰先生，都是主张中西哲学之间是可以、应该也能够“互相‘通’”的。

    此所谓“通”不仅关涉到态度、立场，更关涉到方法、理路、眼界、知识、学养、功底乃至学者个人的生活阅历与性情，等等。

    “哲学”说到底毕竟是一门西方的学问，引进中国后便不免有些尴尬：有时尴尬的是这门学问，有时尴尬的是讲这门学问的人。

    上世纪初叶（约1914年前后）以降，国人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哲学概论》、《哲学导论》、《哲学通论》、《哲学纲要》、《哲学入门》一类的著作，或为翻译，或为写作，内容上都是止于介述西方哲学及其发展（诸如问题、历史、人物、流派、思潮、趋向等等），而与中国传统学问无关。这其中隐含着一个简单而明了的前提和预设：夫“哲学”者，“西方哲学”之谓也。此方面大约只有周辅成先生1941年出版的《哲学大纲》算是一个例外，后者力图在“哲学大纲”的名目下容纳“中国哲学”的某些内容。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至少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中国哲人诸如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熊十力、张君劢、贺麟、郑昕、张东荪、张申府、张岱年、周辅成、范寿康、陈康、谢无量、谢幼伟、朱谦之、蒋维乔、李石岑、陈大齐、方东美、宗白华、唐君毅、牟宗三，等等，大概都是相信中西哲学是可以互相“通”的。至于说到消融和跨越两大传统，真正做到顺适通达，了无隔碍，又谈何容易？

    贺麟先生早年的努力值得一提。“会通中西”是贺先生三、四十年代思想学术的重心和焦点所在，今天看来，他的有关思考及其成果虽然缺乏系统，而就中肯、贴切而言，则较之许多同时代人实有过之。叶秀山先生的路向，似与贺先生这条线索有关。

    五十年代后，在大陆方面，马克思主义结束了（终止了）百余年（以鸦片战争为界）的“中西之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哲学”的代名词，“中国哲学”被严格地限定在“史”的界域，成为了一堆供人随意加以处理的材料。“中西之间”的线索从港台一脉延续下来，待到重新在大陆学术界提出来加以讨论，已然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

    六十年代，唐君毅先生在香港写作出版两卷本的《哲学概论》。书中以中西哲学作平等观，但不知为什麽，读起来总不免觉得还是有点“隔”，这大约与唐先生常常是把不同的东西平铺的放在一起有关。另一位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积七十余年之功消化康德，他认为康德是沟通中西的一座桥梁，如果你真正走过了这座桥梁，两岸风光便可以尽收眼底。就思想创获而言，牟先生毕生的努力端在于会通儒家与康德，毫无疑问，其中可以批评、解破乃至牵强、谬误之处甚多，但就“中西之间”而言，牟较之早年的冯友兰先生等还是前进了一大步。

    除了难以掌控的政治因素以外，是“中西之间”决定了中国现当代哲人的命运与走向，亦不知这是幸耶，还是不幸？

    上面说的还是些题外话。

    余治平君，才华横溢，英姿勃发。由上海交大人文学院转赴社科院哲学所从事中国哲学博士后研究。第一次见面就取出皇皇30余万言的大作，托我写序。悉读之后，首先惊叹的是书中居然完全不以中西哲学的界限为念，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进退有度，挥洒自如，一路按照自己的脉络讲下去。掩卷之余，不仅慨叹：“隔”与“不隔”，或许也只是在一念心之间！

    《哲学的锁钥》一书，力图以一种深入浅出和生动诙谐的方式，回答“哲学”为何（是什麽）和“哲学”何为（做什麽）两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而全书的着眼点和切入点，则端在于“哲学”与“常识”的区分。书中的问题是从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之区分引出，而问题的展开及其内在理路却又非常的“中国化”。套用牟宗三先生的说法，书中有关本体及本体与现象之区分的诸种讨论，与其说是“存在意味的”，不如说是“价值意味的”；“本体”（“物自体”——此二者在书中常常通用）与其说是指向“物之在其自己”（物之原样），不如说是指向某种实践的领域，人生的境界。书中着力强调本体与现象之区分的真实涵义乃在于：通过彰显现象世界的暂时性、变动性、关系性、有限性，敦促人们换一种角度来看世界，看社会，看生活，看人生，能够常常从俗世生活的种种裹缚中超拔出来，抽离出来，体会一番“离一切诸相”（俗称“看破红尘”）的洁净空阔与悠远旷达。从此种意义上说，书中更多的是受佛、道两家的影响，尽管同样援引了大量儒家的资料。拜读之后，也确实给人以某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的感觉。

    这里我想提出另一种哲学境界加以讨论。这种哲学尊重“常识”，以现世生活为对为好，肯定即现象即本体，无往而不“变异”，亦无往而不“真实”，动静一元，显微无间，道不远人，亦圣亦凡，这就是传统儒家“体用不二”的哲学境界。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要将哲学混同或降低到“常识”的层面，儒家所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在有限的事物（现象、俗世、关系、变化、差异、杂多等等）之上（或之外）寻求所谓形上的真实。其中特别重要者或许在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为“变化”（时间）所困扰（海德格尔似有所不同），唯有儒家赋予“变化”以积极的意义——不是“生灭无常”，而是“生生之为易”，“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把“变易”与生成、发展、秩序、和谐联系起来，这是儒家的特异之处。

    与上一点相联系，在儒家看来，真正的解脱，只能够是“随感而应”，从认真的对待（而非“摆脱”）身边的人（父母、兄弟、朋友、邻里、同事等等）和事做起，从认真的处理（而非“逃离”或“割舍”）身边的诸种俗务和关系做起。即用即体，即用显体，即变异即真实，即瞬间即永恒，即人间即天国（不是说人间已然是“天国”。认定人间已然是“天国”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乃是“道统”中绝，以“政统”为“道统”的结果）。窃以为，这是提出了一种更为严苛的要求和指出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不是避居庙宇、山林，回避尘世的纷杂，而是让人们致力于在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中之种种诱惑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就个人的修为而言，这是一种更高也更难以企及的境界。

    治平君以为如何？

    书中广泛的论及许多专门而深刻的哲学问题，为时间亦为本人的知识所限，恕不能展开讨论和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