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当今中国的处境毫无疑问是艰难的，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大学中的尴尬境遇中得到最浓缩的说明。这是因为变化了的时代不再需要哲学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问题，人人都需要哲学，就像人人都需要呼吸一样。但长期以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哲学的声誉已经越发变得可疑了——当哲学已经等同于“搞政治”的时候，除了怀疑、蔑视乃至抛弃，大众还能选择什么呢？于是，沉浸在对往昔的怀念中的老人们一方面在抱怨人心的功利化、青年人的背叛，另一方面则在抱残守缺中眼睁睁地看着大众的远去，全然没有想到哲学自身该如何去应对这变化了的时代。

    老黑格尔曾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青年的马克思则接着说，它是没有历史的，因此，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也就必须跟着变。可哲学的变革应当如何进行呢？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依旧是一个问题。正是在这种困惑的指引下，当我日前造访一位前辈并肆意搜刮他那里新鲜出炉的好书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看上了其中一本题为《思想的盛宴——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的新书。可等我迫不及待地将这本书翻阅一遍之后，却不禁发现自己上了一个“当”：书的编者说“本书收录了当代几位最著名哲学家的对话”，其中包括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罗蒂等为我们所熟知的当代大师，可这些大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其实并不显要，接受访谈时已年届91岁高龄的伽达默尔甚至可以说只是访谈的一个活道具！尽管如此，但我却要说，这的确是一场盛宴，因为在这里我窥见了哲学精神的真实暂露。

    《思想的盛宴》原名Philosophie Heute（《今日哲学》），它同时是科隆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一个访谈栏目的名称，也是电视上惟一不停播送的哲学节目。自1988年1月起，它就以各种形式探讨哲学问题，并成为当代德国大众了解哲学和哲学家的重要途径。在羡叹过哲学王国的这种繁荣之后，我突然发现，这种繁荣原本扎根在危机之中——第一次访谈的主题赫然就是“哲学有何用”。

    在20世纪德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哲学有何用”这个问题的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旗手阿多诺，那时侯（1962年），海德格尔已经走出二战的阴影，重新成为学院中的“哲学行话”，并溢出学院的高墙，成为一种社会时尚。面对哲学的这种“繁荣”，阿多诺感到相当意外和震惊，从而在《本真的行话》、《否定的辩证法》和一系列演讲中对海德格尔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的早期思想进行了措辞非常尖锐的批判，海德格尔的传记作者萨弗兰斯基因此认为这是两种类似的哲学出于嫉妒而发生的争斗。萨弗兰斯基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小部分：作为一个现象学中人，阿多诺受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按照他本人1930年代初的说法，《存在与时间》实际上为具有现实性的新哲学的出场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地平，但它本身却不是这种新哲学，因为在存在的同义反复之中，现实得到了最有力的维护，但哲学的使命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从1933年的《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开始，阿多诺一直在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为自己理论对话的主要目标和哲学建构的基本参照系，就此而论，阿多诺和海德格尔在思想史上的关系颇似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可如今，30年过去了，原本应当作为古董被送进教科书的海德格尔哲学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从纳粹的耻辱柱上悄然滑下，原封不动地重新成为时尚，而具自己所预言的哲学之死或哲学的现实化却始终没有来临，这是为什么吗？阿多诺自己的解释是：哲学曾经有机会实现自身，但却因为自己的退缩不前而沦为理性的失败主义；既然社会主义者们没有能够审时度势地利用可以利用的时机，实现哲学的世界化或世界的哲学化，那么，资本主义的同一性体制就必然会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不断扩张，从而实现自己惟一统治；在这种同一性中，理性已经被施魅，丧失原有的批判性成为同一性的合谋者，社会历史发展的真理也就因此变得不可致获。在这种阴霾的天空下，作为时代精神的的精华的哲学应当如何作为？始终具有精英主义倾向的阿多诺认为，具有现实性的哲学应当是否定性的，它应像一粒让人感到刺痛的芥子潜藏在已经变得麻木的理性之躯中，等待春天的到来以实现自身。换言之，阿多诺因为理性的被施魅而悲观地选择让哲学——准确地说是他的“否定的辩证法”——远离大众。

    阿多诺无疑是忧郁的，但也是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当那些弑父的新左派的政治激情消耗殆尽之后，他们不得不看到：在资本的全球扩张中，同一性已经牢不可破，革命已经无限期地被延宕下去，阿多诺当时所担心的如今已经成了现实！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德国的哲学家们重又提出了“哲学有何用”这一问题。

    虽然对于在《思想的盛宴》一书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些德国当代哲学家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但我却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们都是阿多诺的继承人，因为他们像阿多诺一样坚信：哲学的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他们与阿多诺的差别在于：在阿多诺让哲学远离大众的地方，他们看到，如果大众真的抛弃了哲学，哲学或许将真的死去，他们于是决心让哲学重新回到大众那里去。因为他们看到，“在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认为在电视里出现的东西就是重要的和真实的，如果哲学不在电视里出现，将会很糟糕”，于是，他们接受挑战，选择电视这一具有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媒体来传播最终将颠覆现实的哲学，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当然不是说它重让人们都成为了革命者，而是说它唤醒的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和更美好未来的向往，这是通向未来非常小但却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阿多诺早年曾说，他的哲学是一种唯物辩证法，晚年又说它是否定的辩证法。众所周知，辩证法的第一义是对话，其次才是通过对话实现对话者的自我否定。由此可见，没有对话和对话者，也就不会有否定。阿多诺的失误即在于，他远离大众，力图实现没有对话者的否定，最终只能在自己的影子里独立叹息。“今日哲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回到了哲学的古代源头，找到了自己的对话者，使得辩证法获得了自己的根。通过对“哲学”、“认识”、“道德”、“政治”和“生活”等一系列普通大众关心的社会问题的讨论，哲学再一次变得平易近人、谦虚起来，它放弃了对世界的包罗万象的解释，学会了倾听和获取信息，从而走出象牙塔，成了一种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但是，只要我们肯定哲学的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那么，实现与大众的对话、解决大众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就不应是哲学之最终的和最根本的“用处”，而只是它的“现代之用”。这可以说是哲学的最高用途和最低用途的差异吧！不过，以我之见，对于那些只愿意想象哲学的最高用途、习惯在言论的蜗牛角上撕杀的中国哲学家们来说，这个最低用途或许是最值得认真反思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