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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科学：伪科学还是科学革命？ | |||||
| 作者：肖显静 文章来源：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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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科学的内涵是什么呢？后现代科学科学吗？它是一种伪科学还是一场科学革命？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一、两种后现代科学 后现代科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在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背景下产生的。从19世纪开始，针对启蒙理性、科学的机械论、还原论以及历史进步等观点的各种批判，导致了后现代主义对人本主义、宏大叙事、追求普遍性和价值中立的责难，以及对差异、历史、语言和偶然的强调。而在艺术上，后现代主义打破了不朽、本原和美学的纯正，产生了一个新的美学实践。这些论述产生了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对现代科学进行了大量的批判，并且为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提出后现代科学的概念创造条件。 后现代科学代表了多样可变的观点。它也经常被确定为非理性主义者和反科学的观点。这是起源于激进的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理论。在那里，真理的思想、客观性、理性和西方理性传统和霸权都受到左派、女权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人的挑战。大卫•格里芬等所提出的后现代科学就是沿着这一思路产生的。他们批判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考察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内涵，对科学所依据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近现代科学的后现代科学。在后现代科学中，泛经验论代替了实在论；超感官知觉代替了感官知觉；非实验的不可重复的方法代替了可重复的实验方法。虽然他们也从科学的最新发展吸取营养来为他们的后现代科学辩护，但是，从本质上考虑，这样的后现代科学与近现代科学没有根本的联结，已经呈现出一种与近现代科学的断裂状态。这一点通过前面以及后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把这样的后现代科学称作“激进的后现代科学”，虽然它自称是从建设性的角度来建构科学的。 另一种后现代科学的提出与上面不同。它主要地不是指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不是指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的哲学和社会批判，更不是指后现代科学哲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而是指随着科学的发展，在科学的某些领域出现了与现代性概念相违背，而与后现代性概念有着紧密关联或相一致的内涵。这样的一类科学有哪些呢？考察科学的发展及其所呈现出的特点，它的主要来源有五个：产生于19世纪的热力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出现于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控制论和信息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混沌和复杂理论。这些科学领域的进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引发了科学领域的后现代转向。这种转向是对机械论、还原论、朴素的实在论以及牛顿的物理学的决定论的反动，是以熵、进化、有机论、非决定论、可能性、相对性、复杂性、解释、混沌、互补性和自组织为基础的，更多地偏移确定性，朝向概率和统计的规则，从而使它与后现代性的一些概念相一致：反对固定的、永恒的秩序和绝对的真理，赞同演化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打破自然的机械论和机器隐喻，主张有机论和生态模型；抛弃自我包含的、永远不变的宇宙，转向开放的、不连续的、自组织的、动力学的永远变化和进化的宇宙。不过必须清楚的是，它与近现代科学不是断裂的，而是有紧密联系的；不是分离的，而是有一个重要的连续；不是矛盾的，而是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们都采用假说、观察、实验、数学、预言等方法，力图揭示自然界的规律，承受着理性的调查和真理的规范，同时使得科学上的各种类型的真理和客观性的合法证明成为可能。也正因为这样，对照上面所提到的“激进的后现代科学”，我们将之称为“温和的后现代科学”。 从上面的分析看，温和的后现代科学不是近代科学，而是现代科学中具有后现代性特征的那样一些科学领域，或该科学领域中所体现的后现代性的那一部分。如对于混沌和复杂理论，它们更多地体现了后现代性，可以看作是后现代科学中的典型代表。而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就不能说它是纯粹的后现代科学。因为，后现代科学所批判的基础主义、还原主义、主客体的二分性、单义决定论、时间不可逆性等等都是爱因斯坦一生所追求的。但是，又不能说，它是纯粹的现代科学。因为，在它的理论中，时空的相对性等又体现了某些后现代性。在探讨后现代科学时必须对此分析、批判、吸收。 由此可见，激进的后现代科学和温和的后现代科学既具有共同点又具有不同点。它们都具有新的范式。这种范式在哲学上更加灵活，科学上更加复杂，伦理上更加敏感，并且生态上也更加健全。它们两者都是针对人类生活危机和环境危机，针对人类对自然和人类的新认识，对近现代科学中所体现的现代性观念的批判，与后现代性概念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两者又是不同的，前者是对现代科学所体现的范式的完全抛弃，是对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真理与谬误、人与自然、事实与价值、部分与整体等之间的二分的完全否定。它更多地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激进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相联系，是对近现代科学的一个完全解构，从而走向了相对主义甚至于反科学。它完全抹杀了科学与非科学，甚至反科学之间的区别，解构了原先附着于科学之上的科学事实的客观性、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将科学完全等同于文学艺术等。这看起来是对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实际上对科学理性的威胁，是对科学的一种新扭曲，必然为正统的科学家所不能容忍，由此造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抗，引发了20世纪末的“科学战”。这客观上不利于两者的和谐共生，是不可能建立和发展的。 而后者保持了近现代科学的乐观主义，并且具有历史进步的涵义。它没有完全否定和抛弃原来的科学理论，而是将此以一种互补的关系融入到新的世界图景中。它经常用到规范的科学的证据以指明现代科学和工业的环境危机，并且仍然坚持定量化的认识、实验、预言和控制；它没有完全抹杀主体与客体、决定与不决定、偶然与必然、事实与价值等的区别，而是打破了传统科学观中关于客观实在性、真理性的绝对概念，打破了在机械论与有机论、整体论与还原论、自然与人类、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确定与不确定、决定与非决定、唯一与多元、主动与被动、可逆与不可逆、偶然与必然、动力学与热力学、熵与进化、自然选择和自组织、牛顿的和后牛顿的等之间僵硬的二分及其对立，倡导的是两者之间相对的区分及其融合，走向了一种新的范式。它将各种观点综合起来形成新的范式，从而能够适用于更广的范围，而不像老的范式只应用于某一自然的封闭的亚系统。从这点看，温和的后现代科学是不同于近现代科学的。如通过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等，科学家们对变化、生成、非决定和随机等非牛顿范式中的概念更加重视，开始根据一种复杂的、随机的和无规则的方式相作用的力的异质系统，形成对世界的新的不同于原来的提法，从而使得对世界的认识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多重化、暂时化。 如此，这种以科学最新发展为基础所生发出来的一些与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后现代科学，是科学家所不能否认的，也是他们能够接受的。这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它强调后现代科学与近现代科学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连接，因此它的发展是有基础的，也受到近现代科学的支持，反映了自然对象的基本特点，因而是有前途的。 关于这两种后现代科学的这些特征，将在下面的论述中体现出来，也使我们明了激进的后现代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伪科学，而温和的后现代科学则是科学领域所发生的一场科学革命。 二、激进的后现代科学是伪科学 大卫•格里芬等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可以看作是激进的后现代科学的典型代表。他们吸取生成哲学的很多有价值思想，对自然的祛魅给予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批判，从第一种形而上学和第二种形而上学走向第三种形而上学——世界的基本构成是心或意识，意识是世界的真正本质。以此为基础，他们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的概念，比较充分地阐述了后现代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内涵，使得后现代科学的范式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也使得后现代科学的成立成了问题。下面我们以大卫•格里芬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为蓝本对激进的后现代科学进行分析。 1、激进的后现代科学的特征。 概括而言，激进的后现代科学具有下列特征： （1）本体论上的泛经验论。 激进的后现代科学以返魅的自然为基础。认为自然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由创造性的、经验着的事件组成。“事件”、“经验着的”和“创造性的”这三个术语说明了这种假设的三个主要的方面。 “事件”这一术语表明现实的基本单位不是“永久不变”的事物或物质，而是瞬间事件，那些在现代哲学看来是“永久不变”的事物，诸如一个电子、一个原子、一个细胞或一种精神，实际上都是一种短暂性的社会（atemporal society），由一系列瞬间（momentary）事件所构成。每一事件都接受了（incorporate）先前事件的影响。这样一来，原来当作世界基本构成单位的静止的、分列的、只具有外在关系的实体被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事件所代替，也就是被一种生成性的过程所代替。这就将实体、关系、属性都包含于世界的基本构成之中，也将世界的基本构成看作是由关系网络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先于关系物；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世界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内在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实体与其性质的关系问题上，他们否定传统的要素决定论，提出生态学性质的环境决定论，并认为，可以从高层次事物那里为低度层次事物找原因。 泛经验论的第二个方面是世界的基本单位是“经验的”。这一术语表明世界的基本单位事件不是缺乏经验的“空洞实在”，而是具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感受、记忆、愿望、目的等相类似的东西”。虽然这样的东西并不等同于人的意识、思想和感官知觉，但是，所有事件的这种经验性与人类的经验性并非是绝对不同的，它们占据着具有无限范围的宇宙的可变之物（variables），诸如感情、记忆、欲望和目的系列中的某一位置。它认为，二元论是错误的，低级个体如细胞和分子与具有意识经验的人类在种类上并非绝然不同，这些低级个体与我们人类的意识只是在量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 泛经验论的第三个方面是它的创造性。它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哪怕些许的目的因。尽管所有事件都受先前事件影响，但没有一个事件完全是由过去的事件所决定，每个事件至少具有一点自我决定和自我创造，因此都具有对未来进行创造性影响的某些力量。即具有某种自我决定的力量。即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具有某种目的性。“无论人类经验还是任何与之相类似的事物，都不完全是由外部活动决定的；相反，每一真正的个体都是部分自决的。”[1] “所有个体（包括非人类个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真正（自决）自由的个体，并认为不同等级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因此，“心灵和大脑细胞的相互作用并不介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而是介于自由的多与少之间。”[2] （2）认识论上的泛心理学。 在认识对象上，传统科学以返魅的自然为基础，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只具有外在关系，而不具有内在关联；除了人类之外，没有经验和目的。因此，它主要研究实体的外在性质和关系，而不涉及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和事物的经验和目的。与此相反，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激进的后现代科学由于以泛经验论为它的本体论基础，所以，它就不仅研究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外在关系，还要研究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事物运动的终结因和目的因，即研究经验和目的。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大卫•格里芬主张泛心理学的认识论。 泛心理学的认识论与泛经验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泛经验论认为，所有个体（而不单纯是那些具有感官的个体）都有经验，没有感官的个体具有原始的感觉。在这种感觉形式中，现在从经验领悟了先前经验的感受，并因此把先前经验作为具体化的东西融入自身。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世上万物一定有一种非感性的知觉方式。他们把这种非感性的知觉方式称为领悟。并认为，非感官的领悟是感官感觉的基础，位于感官感觉的底部，是最基本的知觉形式。这是与经验主义完全不同的。不仅如此，泛经验论还认为，记忆与领悟也有直接的关联。在记忆关系中，记忆是对先前事件的领悟，是现在的经验对先前经验的领悟，是依赖一种现实来感受另一种现实的过程。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现实世界也应该有记忆。这是人类和万物所共有的、基本的、非感官的感觉。这样一来，感觉和记忆就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两者都是对过去事件的直接领悟。 由于激进的后现代科学将领悟、感觉、记忆都看作是事物的经验形式，将领悟作为最基本的知觉形式，因此，后现代科学就不仅承认人具有领悟、感觉、记忆的能力，也承认世上的万物也具有这样的能力；不仅承认人具有一种感官感觉的能力，也承认人具有一种非感官感觉（实际上是超感官感觉）的能力。既然这样，与心灵致动、心电感应、遥视和遥控等与灵学有关的这样一些认识形式，就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的认识形式。也正因为这样，后现代科学把灵学当成它的基础也就不奇怪了。 （3）方法论上提倡非重复性实验。 在方法论上，激进的后现代科学提倡非重复性的实验方法。而这一点又是与他所坚持的本体论、认识论的观点相一致。 将经验和目的赋予自然，也使得激进的后现代科学对自然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认为，所有的自然规律本质上只不过是自然的一种最持久的习性，“是一种进化的习性产物，物理定律应被看作进化而来的而且还将继续进化的习性，于是自然法则变成了社会法则，这种观点进一步消除了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二元论。”[3]既然规律是社会规律，那么它应该就是可变的，按理说就应该没有像传统科学所发现的那样不变的规律。但是，激进的后现代科学也承认，自然规律的不变性是不同的。“当人们与越来越高级的个体打交道时，终结因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规律性和可预测性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4]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光子、电子、原子、分子甚至像DNA这样的大分子的习性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会改变，另外一方面也使我们相信自然界中存在大量的变化比较大的规律。 对于后一种规律，由于它是变化的，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有机个体的进化而进化，所以，它的可重复性就比较差了。如此，后现代科学就不应只研究客观的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或法则，还应研究这些规律或法则形成的边界条件；就不仅容许可重复性、可预测性高的现象和规律的存在，也应该容许可重复性、可预测性低的现象和规律的存在。正因为这样，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科学应该容许任何特殊形式的可重复性和证明，像在灵学中表现的那样。 在前面观念的基础上，后现代科学考察批判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卫•格里芬认为，传统的实验方法反映了唯物论、非生态的假设，即万物可以从它们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呈现出一种可检验、可预测、可重复的现象，而泛经验论的世界观表明，事物是复杂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内在的，真实的事物的变化可以呈现出一种不可还原、不可重复的状态，正因为这样，后现代科学“需要反复的经验证明，却不需要某一特殊类型的证明，如实验室的实验。”[5]它应该从传统的实验室研究的传统中走出来，走向新的认识方法。而这点与他上面所提倡的超心理学方法有紧密的关联。 总之，由于激进的后现代科学以泛经验论为基础，使它具有上述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特点，也使得在它那里，“自然、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神在世界中的作用（依靠它的作用，价值才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影响）、生态伦理以及对泛心理学如超感官视觉、心灵感应以及中国气功师的外气发功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死后生命问题等都占有一席之地。” [6]对于这样的科学，值得我们分析批判。 2、泛经验论的是与非。 后现代科学的本体论基础是泛经验论。泛经验论有道理吗？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1）关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 这种整体论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科学的最新发展表明了这一点。当代自组织理论提出：科学认识过程中的还原论是站不住脚的。系统的性质并非各部分之和。整体和部分呈现复杂的关系，有的系统整体性质可以还原为部分特性，有的则不能。例如混沌就是系统的整体行为方式，它不能还原成部分特性，不能用分析——累加的方法去把握。对此，必须换一种思维方式，用整体的观念去观察思考问题。不仅如此，部分只有在整体的环境中才可理解。在不同的环境中，部分会有不同的特性。按照传统的观点，不管环境如何，基因总是具有自我统一性的物质微粒。而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基因可以受到有机体的影响，分子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至于以何种方式，则取决于细胞的环境影响以及当时分子所处的环境。既然如此，要对部分（低层次）运动的起因进行研究，就必须要从与之相比的同层次、低层次或高层次那里去寻找，而不应象唯物论的本体还原论世界观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原因都是侧向和向上发展的，要寻找某事物运动的原因，应该从同层次的或低层次的实体那里为高层次的实体寻找原因。实际上，高层次可以成为低层次的原因。这样的因果关系称为向下的因果关系（downword causation）。 关于自然界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不仅体现在量子力学中，而且也体现在生物学中。在传统的生物科学中，生物在自然内部进化，它只限于从自然吸取能量和物质，只为着自身事物和其它物质需要而依赖自然。自然则是各种生物系统的选择者，而不是把各种生物系统结合为一体的生态系统。而在现代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的关系不是两个封闭实体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两个开放系统之间的相互包容的关系，其中每一个系统即构成另一个系统的部分，同时又继承整体。一个生物系统愈是具有自主性，它愈是依赖于生态系统。事实上，自主性以复杂性为前提，而复杂性意味着和环境之间的多种多样的极其丰富的联系，也就是说，依赖着相互关系；相互关系恰恰构成了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是相对的独立性的条件。”[7]自然的这种内在关系体现了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对此，哈里斯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8] 不过，必须清楚的是，泛经验论将事件作为世界的基本单位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对于事件的载体是什么的问题，泛经验论是无法回答的。而且，对于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到底指的是什么，向下的原因到底应用什么方法探求，泛经验论也不能回答。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2）关于自然的经验性。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他们的这种观点寻找科学根据，但是，受到很多人的批判。通过对自然科学的考察，我们发现，将经验赋予万物是没有根据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将更多的经验赋予生物有机体是得到生物学的支持的。生物有智能、情感、文化、情感等吗？当然，定义这些表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过它们有一些外在的行为效应，可以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检验这些行为效应，来判断智能等的存在。生物心理学、生物社会学就是依据这一原理来确认动物主体性的存在的。虽然我们不能观察到动物是否具有智能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动物如果具有智能等的话，它应该怎样行动。而且当只能用智能等解释这种行为时，我们一般也就说它们可能具有智能等。 当然，这里的意思并非说动物的复杂行为与智能等的存在相伴随。在一些情况下，复杂行为并不意味着智能存在。这可能是由它们的本能引起，也可能是人类把一心想要看到的那些联系和巧合与动物的某些偶然表现相联，赋予动物以智能等；还可能是人类忽视了“习得经验”（rules of thumb），对它们的行为进行了复杂的解释。 鉴于上述情况，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用更简单的解释来说明动物的复杂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用简单的解释，当用所有的简单解释并不能解释动物的某种复杂的行为，而此时只能用智能等的存在去解释它们的复杂行为，那么我们就有比较充分的理由相信动物具有智能等。由此可以发现，当某些动物的行为，超越了它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表现出对世界的足够认识，以致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图，对环境做出非常复杂的评判，调整它们的行为，面对特殊的环境时，我们就可以说动物具有意识了。 这类例子很多，概括起来有：动物有智能；动物有文化；动物有情感；动物有思想。[9] 这类例子表明，很多动物的行为我们用本能及其自发的冲动是不够的，动物的行为有时是经过组织的和其组织作用的，而且动物的通讯已经涵盖了一个复杂的符号领域，它大大超出了性关系的范围，而涉及到多种多样的个体间的关系：服从、恐吓、欢迎、抛弃、挑选、友谊。此外它涉及基本的组织性的现象，如人口的调解、对地盘的利用和保卫。它的结构是等级制的。这就是说动物社会学和动物行为学的成果，对于人类学主义封闭的认识范式同样是催毁性的。人们认识到，通讯、符号、礼仪都不是人类的独占物，它们有着在物种的进化的历史上可以远远上溯的起源。 这也说明，将人类所具有的经验性赋予部分的自然界有一定道理。因为行为的复杂程度以及适应环境的变化能力确实是智能等的部分特征。现在我们已经将高智能给予星外来客，为什么我们不能将此有限度地赋予某些动物呢？这样一些动物与我们一起分享共同的进化历史，它们的系统的细胞与我们人类非常相似，为什么我们有智能等而他们就不可能有呢？如果它们的行为足够复杂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动物存在思维情感等以及在某些方面具有和我们相同的个人体验。但是，这并不说明世上的万物都有经验。 （3）关于自然的目的性。 目的性（teleolomy）一词是1956年C.S.Pittendrish首次指出的。它由词根teleo（目的）和nomy（学、法则）组成，以专指某一客体或系统指向目标的活动的过程，既没有意向性的含义，也没有合目的性所具有的适合于谁的目的的含义。他为什么创造这一词语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有效的因果原理，为了强调定向性目的的识别与描述，而又不含有信奉亚里士多德派目的论的意味，如果一切指向目标的系统都由某个其它的术语，如目的性（teleonony）来表示，那么，生物学长期以来的混乱将会得到完全清除。”[10] 这就是说，这一词的创立是为了摆脱传统的目的论在生物学中的影响，强调在生物学中指向目标活动的重要性，与生物学的研究相一致。此后，目的性这一一概念被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接受，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学和哲学的文献中。 那么，自然客体具有目的性吗？一般而言，天然的无机客体不存在指向目标的活动，而人工创造的无机系统，如由计算机操纵的目标跟踪系统，则可以称得上是指向目标的系统。对于有机体，则可以认为它们具有目的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具有特定的偏爱状态，具有自我反馈调节能力，具有特定程序的存在。当然，有的学者也提倡有机体具有某种合目的性。这样的合目的性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合乎自身的目的。从有机体的角度看，有机体能够通过生长、再生和繁殖而形成一种整合的、多相的一致性，达到自我维护的目的，如此就使得有机体本身具有某种“合目的性”。二是合乎自然的整体要求。对于这点，甚至是生物学家中最彻底的物理主义者J•莫诺也表示赞同。他认为，生命基本的独特特征是“合目的性”，即对系统的整体性的类似目的的决定作用。“实质上，‘合目的性’就是各个组成部分、机能和过程之受结构或整个有机体系统的支配，不管后者是什么，总是通过各个成份之间相互调整，以及各方对环境变化的相互调整，保持或增加有序整体中的熵因素”。[11] 而且，自组织理论表明，目的性并非人类独有的特征，自组织系统也具有这一特性。普里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形成耗散结构的先行条件是偏离并远离平衡态，失去稳定性，进入非线性区，才能形成新型的目的性的结构，它表现为依靠正反馈机制，自动搜寻目标，从而自行产生和维持这样的结构。哈肯的协同学阐明，所谓目的，就是在给定的环境中，系统只有在目的点和目的环上才是稳定的，离开了就不稳定，系统自己要拖到目的环上才停止，这也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而在混沌学中，任何吸引子刻划的都是系统演化的目的性趋势。混沌吸引子是混沌背后的内在的有序结构，是一种特殊目的性结构。 总之，目的是自组织系统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动力，人类不能自诩为唯一具有这一特性的生物。“在生物圈内，各种植物、动物、微生物与自然环境编成目的与手段的立体交叉网络，保持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它们具有内在的目的性与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12] “所在系统都有价值和内在价值。它们都是自然强烈追求秩序和调节的表现，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13] 这样一来，目的性的概念就彻底摆脱了古代目的论自然观所具有的神秘色彩，成为解释世界的一种全新的概念。在近现代科学中，对事物的解释采用的是因果解释框架，认为，“过去是运动的决定性的原因”。而在自组织系统中，目的性概念反映的是一种“未来的决定性”，即当下的还不存在的终极状态或目标对系统起着现实的“吸引和引导”作用，使得系统朝着终极目标和状态迈进。在此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原因对结果的现实作用，而且存在着结果对原因的作用，发生着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把传统的因果关系称为因果决定论的话，那么，这样的因果关系可称为果因决定论。这是因果观念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总之，泛经验论将经验赋予世上的万物，确实增加了自然的情感性以及人们对自然的尊重，从而为环境伦理学的建立，以及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创造了条件。问题是，泛经验论走得太远了。虽然它对人们的思想具有启迪之处，虽然它将经验赋予世上的万事万物，避免了二元论所带来的危害，但是泛经验论缺乏起码的科学根据，主观臆想的成份太多，走向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与许多伪科学相一致。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大卫•格里芬自己也承认，“泛经验论是一种未被证实的假设”。科学的发现表明，泛经验论在无机界没有得到哪怕是较少的证明。相反，无机界不存在经验性则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更多的证明。从这点看，唯物论要比泛经验论要受到更多人的认同，也更加合理。 3、泛心理学是不存在的。 对泛经验论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万物并不具有非感官知觉。对于超感官知觉等，它是否成立呢？ 这主要是针对人的。属于超心理学的方法。包括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心电感应、心灵致动、预知等等。超感官感觉的典型是超视力，即对客观事物的超大型感应力；心电感应就是对别人思想的超感应力；预感力就是对未来事件的感应力；心灵致动就是通过心灵活动去影响物体或事态的发展。 超心理现象存在吗？这就是说，像超感官知觉、心电感应、心灵致动等作用存在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自然科学是否发现了所有的相互作用或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超心理现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作用或力不存在。也许它们存在，只是不属于迄今为止科学理论所发现的作用或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超心理现象是否存在，就依赖于超心理现象过程中所体现的那种作用或力是否属于自然科学所发现的作用或力？如果属于，那么，超心理现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力就是存在的，即超心理学现象是存在的。如果不属于，那么，我们就只能说，超心理现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力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超心理现象不存在。 什么叫力，力是一个变化的发动者。不过，物理学上的力是这样定义的：它引起对象或对象系统去改变它的存在状态。实际上，牛顿第二定律本质上是力的定义。在工程力学上，力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它由一个对象施加到另一个对象之上，并且是双向作用的。在现代粒子物理学中，力的概念被概括成为抽象的思想——相互作用。一种力就是一对粒子间的相互作用。由这些粒子构成的事物是由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控制的。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存在的粒子可以消失，粒子的总数在反应中可以改变，不变的只是系统的总能量和动量、角动量、重子数等。 如此一来，“现代科学知道所有的相互作用了吗？”这一问题也就转变为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我们知道所有的粒子了吗？我们知道所有的说明这些粒子活动的相互作用了吗？ 迄今为止，发现的基本粒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如质子、中子、π介子、奇异粒子和一系列共振态粒子，统称为强子；另一类是不参与强相互作用，只参与电磁、弱相互作用的粒子，如电子、μ子和中微子等，统称为轻子。之后，进一步的高能物理实验又揭示了上百种的强子并不“基本”，是有内部结构的，它们由更小的夸克组成。到1995年，总共发现了6种夸克。它们是上夸克u、下夸克d、奇异夸克s、粲夸克c、底夸克b和顶夸克t。这6 种夸克就是构成所有数百种强子的“基本”单元。同时，轻子的发现也达到了6种。它们是电子、电子型中微子、μ子、μ型中微子、γ轻子、γ型中微子。因此，夸克和轻子是目前阶段我们所认识的物质结构的新层次。如果我们重新将此分类，则可以分为下列三类：第一类是上夸克u和下夸克d、电子和电中微子；第二类是奇异夸克s和粲夸克c、μ子和μ型中微子；第三类是底夸克b和顶夸克t、γ轻子和γ型中微子。这是高能物理中的一个标准模型。它表明所有的粒子都可以归结到这三大类中，每类含有四种粒子。在通常的物质中，所有的粒子都由第一种类型的粒子构成。后两种类型只在高能量状态下存在。 至此，我们知道了所有的粒子了吗？当然不能作绝对肯定的回答。在高能粒子加速器上所做的实验表明可能存在不同的粒子，并且这样的新的粒子等着我们去发现。但是，粒子物理学的发展表明这些粒子的种类一般不超过上面的三类。而且，即使发现了新的不属于上面三类的新粒子，这些新粒子与常态下的物质所发生的行为没有关系。当然，上面的每一个粒子都有一个反粒子。然而在我们的世界中，反粒子只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现，它们不是通常物质的组成部分。 知道了组成物质系统的基本粒子之后，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基本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种类怎样呢？归纳起来有四种：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这四种相互作用是粒子物理学中标准模型的基础。这不是说，标准模型是完整的，有许多问题等着我们去回答。我们很想知道电子为什么和质子有相同的电量，也很想知道电子是否有一个更简单的结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科学的发展看，四种已知的力说明了所有的上面被观察到的三个种类粒子间的相互作用。由于自然中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根据成对粒子间的的相互作用来分析，所以，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可以看作所有运动的来源，说明了自然界中的所有层次物质的运动。 既然如此，超心理现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力属于上面所提出的四种相互作用吗？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前面两种力对应于原子核外发生的所有事情。现在谁也不会引进新的力去解释分子和固体的状态。对于后两种，也许有新的和未知的短程力在非常短的和以非常强的能量被感觉，但是，它和前面提到的超心理学现象，如超感觉知觉等没有关系。 对于超心理现象所体现出来的相互作用，按照赞同者所描述的应该是一种长程相互作用，并且它发生在分子之外，并被观察到了。从这点看，它应该属于前面提到的前两种相互作用。但是，根据物理学的研究，宇宙中不存在强的、远距离的现在还没发现的力。它们现在不存在，未来也不存在。自然中没有可观察到的长程力，它们的相互作用强到足以引起那些超心理的异常的现象。况且，如果有一个未知的长程力，如心电感应存在，并且有足够的强度是可观察的，那么，我们应该已经观察到它。我们现在没有观察到它，它应该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灵学、超感官感觉等是不符合科学根据的，是不存在的。 这一观点看起来有点自负，但有一定道理。至于今后进步了的文明能否创造新的现在未知的力，要看人类能够创造什么样的粒子了。为了创造新的力，我们必须创造新的现在宇宙中不存在的新的粒子。不过到目前为止，由加速器所发现的粒子都适合标准模型的框架。并且，天文学的证据也使我们相信相同的粒子存在于宇宙的早期运动中。这就是说，“在未来，我们不可能依赖新的和完全不同的粒子的发现去帮助我们跑得比光快、将飞行器悬挂在空中、或心电感应地传递能量。我们只能处理存在的力。”[14] 而且，即使不考虑上面的结论，认为有一种不同于上面的相互作用的存在，即超心理现象等的存在，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解释这样的相互作用的存在。超心理现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管距离有多么遥远，信息都能够通过某种未知的机理穿过空间，传递到大脑中，发生远距离作用。距离对于超心理现象的发生没有影响。对此，物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给出了强有力的反驳。他们认为，当外界信息传递给感官时，不管这些信息怎样传递，都必须消耗能量。在这一行为中，即使大部分的能量可以来自于体内，如来自于血液的新陈代谢，但是，最初的冲量一定来自于外面。外界的能量通过已知的物理过程被眼睛、耳朵和其它的感官所吸收，进而引起脑神经系统中的电子运动，产生思想。这点对于超心理现象也不意外。无论是超感官知觉，还是心电感应等现象的发生，都必需信息源具有足够的能量使得脑神经系统中的电子去运动。由于发射到空间的任何能量，当它前行时，都必须展开。当它展开时，必须服从能量守衡定律，由此使得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能量密度服从反平方规律。那就是距离增加一倍，能量密度必须减少4倍。在这种情况下，信号强度随着接收者与传递者之间的距离而变弱。由于这一原因，即使心电感应存在，心电感应信号的强度也应该随着发射者离接受者的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当距离足够远时，或当信号强度不是足够大时，信息接受者是不能接受到足够强的信号,引起神经系统的运动而产生思想的。既然这样，超心理现象所宣称的远距离作用及这种作用不受距离的影响是错误的。超心理现象不存在。 进一步，即使不考虑上面两点，超心理学还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它没有给出超心理现象发生的机理。科学家们认为，成熟的理论应该是观察、假说、普遍原则、归纳、数学分析和实验验证的结合；应该能够作出预言，说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没有猜想，有的科学理论的推理；应该基于经验证据和理性论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偏见的基础上。如对于物理学家，动力学理论代表了一个系统，它用某个气体分子的运动方程去计算气体分子的属性；量子理论代表了一系列计算所有粒子、原子核、分子和辐射的行为和属性的公式。这本身是确定的。专业科学家并不满足于知道理论的内容，他还必须知道理论的来源、什么实验证据证实了客观存在；他还必须知道理论的哪一部分是假说 ，哪一部分还存在争论，哪一部分是正确的有效的知识；他还必须知道给定的知识是怎样进入到他的头脑中，知道知识的确定性的限度是什么。 但是，泛心理学对人类思维的认识不是这样。他们无法说明超自然能量或者精神为什么能够存在于神经系统的作用之外，而与神经系统相分离；无法说明超感官知觉发生的机理；无法说明从一个人的脑袋中发出的信息或能量怎样给了某个物质，从而使它运动；更无法说明物质按照一个人的欲望去移动的方式；无法说明人与人之间心电感应发生的机理；无法说明信息怎样从未来传递到现在，让他们作出一个特定的对可观察的事件的预言。他们像唯心主义那样，求助于一些神秘的力量，并且由这种神秘的力量激发出了超心理现象。虽然他们也用一些科学理论或科学事实来为他们的理论辩护，用情景描述来说明，但是，这样的说明不提供具体的机理和检验的过程。这样一些现象不能证实和证伪，也不能作出可以证实和证伪的解释。它不能产生一些哪怕是些许的现实效果，也不能导致它的哪怕些许的进步。由不可察觉的心灵力量为基础的理论，用超科学的神密的超自然的要素去解释他们不能令人满意。 4、对不可重复性的讨论。 实验的是否可重复性与自然是否有规律有关。科学对复杂性现象的研究表明，自然界中确实存在非决定的规律，有大量的现象是不可重复，对此必须加以重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这类现象我们不能进行重复性的实验，它只是表明自然界中有一类现象在实验室中不可重复，启示我们要重视实验室中所进行的一类不可重复的实验。至于自然界中的不可重复的现象是由万物的经验性引起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不可重复性对于近现代科学所遵循的可重复性的原则是一个挑战。因为对世界复杂、演化、暂时的强调就是对可变的一种强调，对不可重复性的一种强调。在传统的科学中，重复性的原则的使用具体体现在可重复性实验上，它是科学事实正确性的一个标准，也是一个科学发现得到承认的最起码的标志。而现在在这样的温和的后现代科学研究中，由于所研究的复杂现象更少具有可重复性，因此，它的正确性的确认和对此一致性的认同就成了问题。由此所获得的科学认识的真理性怎样保证和确认呢？它又怎样被别人认同而得到传播和应用呢？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后现代科学所依据的本体论——泛经验论只是一种假说，它与科学所提示的自然有很大的差距；它所依据的认识论则更与科学所依据的认识论相违背，且与科学理论不一致；它所依据的方法上的不可重复实验也不是绝对的。一句话，激进的后现代科学的基础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与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相违背，所以，它是不科学的，是一种伪科学。当然，这种伪科学与传统的伪科学是不同的。传统的伪科学更多的是非科学的一个子集。“非科学是一个包括从各种技艺到形而上学的庞大集合。如果非科学集的某个元素标榜自己是科学，那么它就是伪科学。”[15] “伪科学本质上属于非科学的范畴，但又伪装成符合科学活动规范，强调自身的科学性，尤其是其活动结果的科学性，给人以科学的印象。”[16] 因此，要揭露伪科学的虚伪性，就要依据科学的特征来对它加以深刻的分析，即根据科学所具有的系统性、精确性、简单性、检验性、有效性、批判性等特征，依据科学的理性原则、实践原则、逻辑完备性原则、可重复性原则、简单性原则等来加以分析批判。但是，激进的后现代科学明确宣称它所依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都不同于现代科学，也就是说，它并不伪装成符合科学活动的规范，而是强调它有自身的特点以及它所具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优势；它并不强调它的理论的不可怀疑性，而是强调了它的初步性和假说性。因此用上述成熟科学所具有的特征来对它加以批判，从而认定它是伪科学也就不合适了。对它的批判只能从本体论、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只能从它所依据的认识范式来进行。而关于这两点，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具体分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后现代科学是不科学的，它是一种新形式的伪科学。 三、 温和的后现代科学是一次科学革命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温和的后现代科学并没有失去对真理、客观性、预言和科学自身规范的追求，也不包括科学与信仰、神话、神学、宣传方法、政治学等的简单合并。它只是表明，“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以下的理论化表述：不连续性、突变性、非矫正性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倍至：不可决定的、精确控制的极限、以不完全信息表征的冲突、破碎的、突变和语用学悖论等。”[17]下面对温和的后现代科学的特征的表述体现了这一点。 1、从机械还原论走向有机整体论。 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前面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这里不再多说。 2、从可逆的时间走向不可逆的、内部的时间，从绝对的时空转向相对的时空连续统。 以时间为例，不管是牛顿的绝对时间观，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时间观，都具有下列几个共同点：外在性、非主体性、对称性。[18]外在性表明爱因斯坦的时间只与物体的运动（不含演化）相联系，只是对物体机械运动的时间量度，没有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不具有生命性。非主体性表明时间是对纯粹客体的纯客观的描述，时间脱离了实在的演化而成为纯粹客体的纯间隔性、顺序性和持续性，成为完全独立和外在的容器，从而使得认识对象成为独立于人的存在。时间的对称性表明时间的方向被抽走了，没有为时间的不断前进腾出任何地方，时间的方向性被忽视了。其实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表明了时间的生命性和不可逆性。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认为，时间更重要的性质不在于它仅作为系统外的一种因素（运动的存在方式），而在于它本身就是系统内的一种参量、一种动力，成为事物的内部属性。如描述系统转化能力的参量“熵”乃是内部时间的函数，内部时间决定了系统的演化，与之相应的就是生命本身。时间在人和自然之中，而不是人和自然在时间之中。时间由系统演化的不可逆“动势”而产生，时间的指针不是由机械运动，而是由生命演化带动的。时间本身具有方向性。 3、从简单走向复杂。 在复杂性科学诞生之前，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自然界是简单的，并一直把简单性原则原则作为建立、评价和选择科学理论出发点。但是，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简单性原则并非是不证自明的。自然界的存在真的是简单的吗？如果是，那么对此的认识就可以采取简单性原则；如果不是，那么，在认识它的过程中，简单性原则的采用就是对自然的一种简化。 自上世纪60年代，以直接研究复杂性为对象的科学诞生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等的研究表明，“复杂性不再仅仅属于生物学了。它正在进入物理学领域，似乎已经根植于自然法则之中。”[19] 自然界的本质是复杂的，具有复杂性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多连通性、分形特征（自嵌套）、非集中控制性、不稳定性、涌现性、自组织性、分化、多样化和进化能力等。这种复杂性是不可以还原为简单性的，不是简单性的线性组合和现象，更不可能被简单性所覆盖。因此需要我们从简单走向复杂，从线性走向非线性、用一种复杂性的思维代替简单性的思维，对自然界中的复杂现象进行研究，以获得对自然界的完整准确的认识。 这不是以简单性的一种简单否定。而是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根据演化的逻辑，世界是从简单到复杂演化而来的，因此，我们在强调复杂性的同时，也要研究简单性。毕竟，简单性原则的实施确实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有力工具。更何况，复杂性现象有时也需要简化，按照简单性原则来处理。当然，为了获得对复杂性现象的正确认识，一种新的不同于简单性原则的认识方法是需要的。 4、从永恒不变的秩序走向演化、暂时。 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一个深刻的变化，即走向多元、暂时和复杂性。这与后现代科学不可分离。1984年出版的由普里高津等所写的《混沌中的秩序》（order out of chaos）一书可看作后现代科学的界标。这一工作表明了从机械力学到热力学、从生命的统计的决定论的观点向耗散结构理论的转变。这一理论是以复杂性原理、自组织以及从非平衡态的混沌中产生的有序为基础的。新的科学推翻了统计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宇宙是由多样性的力、进化、不稳定性构成，世界由有序和无序的复杂辩证法来解释。变化和时间将不稳定性和无序引入世界之中，这些反过来又产生新的更复杂的有序形式。这样就将进化和暂时性引入到科学的概念框架中。物质自身的概念是可变的，物质不再是由机械论世界观所描述的被动的东西，而是与自发的能动性或自组织有关的存在。不像稳定系统，带着很小的涨落，开放系统是动力学的、自发的、变化的和进化的。对于后现代科学，生命和进化的原则支配代替了机械论，因此，描述非有机系统的同样的方法模型和概念并不适用于有机系统。对许多人来说，自组织原则、耗散结构、非平衡、以及通过涨落的复杂的有序提供了一个生命的突然出现的统一范式，表现了物质的主动性（activity）思想。 5、从决定论走向非决定论，从确定走向可能，从必然走向偶然。 量子理论在表明牛顿理论在宏观领域有效性的同时，也暴露了在新的亚原子的领域普遍存在非决定论。在认识和分析亚原子粒子的过程中，测不准原理起着基本的作用。实在的最基本构成不可能真正地分离、准确地鉴定、预言或者理解。如此由经典物理学所倡导的准确的预言以及观测对象的中立性、客观世界的稳定性就不可能获得了。量子理论的这种特性使得史密斯（Smith1982）和玻姆（Bohm，1988）将它说成“后现代物理学”，使得他们破除了决定论、机械论和绝对主义，进入到后现代。他们认为，后现代科学的范式要比近现代科学的范式更加有机、更加非决定性、概率性和多视角。 6、从直接的客观性转向解释学，从事实的价值中立走向事实的价值负荷。 随着人们对科学认识的深入，现在关于科学具有解释学的特征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赞同。美国哲学家罗蒂提出，自然对象和事实与人类社会行为和实践一样是有意义的，自然科学的经验材料不可避免地负荷理论，自然科学的理论与人类的旨趣、目标和价值密切相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谢廷娜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事实与人文科学的对象和事实一样是被构建的，而不是被描述的。两者都以社会条件、背景特征和符号的、解释的性质为基础。赫西则通过下面几点说明了自然科学的解释性特征。一是质料与理论的不可分离，事实需要根据解释进行组织；二是假设-演绎的方式是事实本身被看到的方式，而不是与自然作外部比较的方式；三是所谓事实的东西是由理论所阐释的关于它们相互关系的东西构成；四是自然科学的语言是隐喻的、不精确的，而不是单义的和确定的；五是理论的意义并不单纯依赖于与事实的外在一致，它不依赖于理论上的连贯一致。[20] 概括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上述观点，就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主体构成的，而不是发现的，它们的存在取决于科学实践、科学语言与科学共同体。因此必须放弃对自然科学的绝对性理解，以及科学的进步是向实在的真实描述逐步逼近的实在论观念；二是各种自然科学都是在语义领域或传统中构成的，它们与日常生活和科学实践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自然科学也具有社会建构物的特征，解释的意义域不可能被背景化；三是自然科学像所有认识活动一样是受特殊的人类旨趣引导的，这些旨趣尽管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建构的，但却是普遍的；四是自然科学也具有“筹划”的特征。”[21]一句话，科学是对世界的理解。理解活动不可能完全摆脱解释者本身的偏见的影响。解释活动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符合活动，而是两个视者之间的对话活动；不是对文本本来意义的把握，而是使得理解者摆脱原有视界的束缚，进入一个新的广阔天地。由此，也就不存在理论中立的事实集合，不存在绝对的清楚明白，不存在直接的给定，不存在永恒的理性结构。 7、从单一描述走向多元解释。 传统的科学观认为，对科学的真理性认识是唯一的，不同的人对同一对象所作的同样的观察和实验只会得到相同的观察陈述和结论。对事物的某一方面的解释是唯一的。真理只有一个。但是，量子力学表明光既是粒子也是波。什么时候是粒子，什么时候是波呢？这与实验者设计出来的实验有关。当实验者设计的实验符合粒子性呈现的条件时，光就表现为粒子的性质；当实验者设计的实验符合呈现波的性质时，光就表现为波的性质。这就是说，物质展现出来的性质与人们研究对象的方式有关，对世界的解释依赖于人们的认识方式。随着人们认识方式的不同，也就获得对世界的不同的解释。这就是说，对同一对象可以给出多个解释。至于获得了哪种解释，则由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决定。因此，量子力学对于现代主义者追求实在的单一、普遍有效的描述提出了责难。按照玻尔的互补理论，实在是不可约地多重和复杂的，没有一个理论的描述能够穷尽它，各种观点和语言都有是需要的。 总之，在温和的后现代科学那里，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决定与偶然已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有了新的理解。它们认为，现代科学以人类所预设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去规定自然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仅会阻碍科学认识，而且与现象世界的实际相违背。为此，在思维导向上，必须反对还原主义的等级理念和主体的唯一地位，摒弃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倾向，主张科学认识的多元化与科学秩序的多样化，拒绝本质存在的先在性和把认识看作是事先存在的思想或“心理印象”的再现，反对把认识活动看成是组合语词联结成判断的逻辑综合的模仿，追求对象的此在性和自然性，体现非中心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思维导向和对对象的或然性或概率性的认识。温和的后现代科学对熵的可观察性和不可观察性、热力学体系中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系统演化中的时间的可逆与不可逆性等的考察无不表明了这一点。温和的后现代科学在本体论上具有整体有机论的特征，认识上具有反基础主义的特征，方法论上具有反还原论的特征。它既是对实证论的反抗，也是对还原论的反抗。它认为，现代科学的出路不在于走反机械论和反基础主义的道路，而在于走超机械论和非基础主义的道路，走向温和的后现代科学。这体现出了强烈的后现代精神。这点正如克劳斯•迈因策尔“在自然科学中，从激光物理学、量子混沌和气象学直到化学中的分子建模和生物学中对细胞生长的计算机辅助模拟，非线性复杂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求解问题方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性变化，都可能引起一场全球性危机。线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把整体仅仅看作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认为甚至我们的意识也受复杂系统非线能性动力学所支配这种思想，已成为当代科学和公众兴趣中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之一。”[22] 参考文献： [1][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6页，第19页，第34页，第34页，第14页。 [2][美]大卫•雷•格里芬著，鲍世斌等译，《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7页。 [7][法]埃得加•莫兰著，陈一壮译，《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第13-14页。 [8][11][美]E—哈里斯：“自然、人和科学：它们变化着的关系”， [9]与此问题相关的案例请参阅：《眼见为实——寻找动物的意识》，（英）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著，蒋志刚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动物的智能》，（法）雅克•沃克莱尔著，侯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0]C.S.Pittendrish,Adaptation,Natural,Selection and Behavier,Inbehavier and Evolution,eds.,by A.Roe and G.G,Simpson,New Haven,Yaale University Press,1958,p.391. [12]Paulaw Taylor,”Respect for Nature”，《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一期，第119-128页。 [13]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8-109页。 [14]The Science Gap: Dispelling the Myths and Linder standing the Reality of Science ,Milton A.Rothman. Promethens Books, Buffalo•New York,1992. P117. [15]陈健：《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1页。 [16]严金海：“论伪科学泛滥的社会基础”，《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6期，第54页。 [17][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172页。 [18]具体内容参见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8 月第一版，第184-185页。 [19]普里高津等：《探索复杂性》，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20]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39-41页。 [21]黄小寒：《“自然之书”解读——科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22]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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