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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文化的两副面孔 | |||||
| 作者：肖建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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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文化 面孔 审美解放 身体 平面化 对文化的持续不断的高涨热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似乎预示着新一轮的文化中兴的时机的到来，这也是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后知识界、文化界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气象。先是海外新儒家们提出了“文化中国”的口号，继而季羡林先生作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断，现在则又有人提出了在“和平崛起”中复兴中华文化的殷切期望。这些倡议者虽然立场不一，观点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21世纪是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文化必将在21世纪大放异彩。对他们论断的盲目性和局限性我们姑且不谈，仅从他们企图重建中华文化的勇气来说，这也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当我们扫描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众多文化研究者都在为中国文化地图的重新描绘尽心尽力：古典文化研究者正试图使自“五四运动”以后几乎“失语”的古代文化（“五四”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孔家店”）实现现代性的转换，以便对现实能够重新发言（参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6年版）；西学家们仍继承着“五四”传统正孜孜不倦地绍介和接引西方最新理论，引领理论新潮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在让社会大众逐渐对其失去兴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不断与时俱进；而大众文化也就在这种时代文化格局中悄然而又蓬勃地兴盛起来了。可以说，这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总体景观。 在本文中，笔者无意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作详尽的清理，仅打算结合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实践对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审视和考察，以揭橥大众文化的两面性：审美解放意义及其局限性，以便在我们今后的文化建设中能够扬长避短，对良好的文化格局的形成有所助益。 一 大众文化的兴起 我们知道，文化是指一切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无论是教堂、图书馆还是上层意识形态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文化。但什么是大众文化呢？ 大众文化不同于民间文化。民间文化自古就有，但大众文化的出现却完全是一个现代性事件。民间文化就是来自底层民间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民间的泥人文化、剪纸文化、丧葬文化等等。中国古代的《诗经》的原初形态就是民间的讴歌，只是后来经过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孔子的删改才变成了一种高雅文化，并成为科举取士的必考科目之一和古代读书人展示才华的重要方式。懂得《诗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士人”）。在西方，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的原型也是来自民间，中世纪欧洲的狂欢节文化同样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文化。当然，在释放人的身体感性潜能和颠覆正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它们与现代的大众文化有某些相同的作用。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才有的事。但对到底什么是大众文化历来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的。据金元浦先生的初步清理，关于它的说法就有十几种之多，当然这不是全部。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把大众文化定位为“文化水泥”，认为它对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起一种强化作用，对它持一种完全的批判态度；雷蒙德·威廉姆斯在《关键词》一书中把大众文化定义为“众人喜好的文化”；费斯克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中也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1]正是这种土生土长的表达使大众文化具有了启蒙性和审美性等等。这些对大众文化的界定可谓观点不一，褒贬互异。既有持完全的批评立场的，也有持赞赏态度的，当然也有褒中有贬或贬中有褒的。而且，即使在对“大众文化”一词的使用上也是歧见纷出，如有的学者并不喜欢使用“大众文化”一词，他们用的更多的是“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消费文化”等。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该当如何界划和使用这些词？这些都是有争议的问题。 受到西方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界定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认识和定位“大众文化”一词时也呈现出这样一些分歧。如有的人就更多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2]“无深度”、“模式化”这些词可都是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指责并经杰姆逊而发扬光大的；有的人更倾向于费斯克的理论，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对宰制力量的反拨；还有的人则蔑称之为次标准文化或剩余文化等。 我们注意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学者，在论述“大众文化”的时候，虽然倾向和兴趣彼此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西方从18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圈地运动”（也就是所谓的“羊吃人”）使大批没有土地的农民流落到城市，由于这批最早的雇佣工人的辛勤劳动，使西方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而这批人的后裔也就成为了后来的城市市民阶层。但当时城市化并没有像如今这么大的规模。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教育的普及、科技的发展和更多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涌入，大规模都市化才逐渐形成和大批城市大众才开始涌现。随着这批城市大众经济地位的提升和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增加了（但他们又不满足于在上帝死亡后继续欣赏那种传统的牧师文化）。大众文化的形成与大众传媒的发展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有人就干脆认为它是现代大众传媒发展的产物：“到了二次大战末，电影媒介已建立起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即继印刷文化之后的艺术、娱乐、大商业和现代技术的汇合，它符合大众的口味，又从大众中获得力量。这种新的大众文化把作品和制作过程联系在一起，这二者都不符合旧的文化学说模式。”[3]随着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电影、电视、广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更是迅猛，在那种“仿像”“内爆”为“超真实”（鲍德里亚语）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推波助澜，使它的发展更加如火如荼。可以说，大规模都市化的形成、大批城市大众的涌现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促成了具有文化产业性质的大众文化产生的一切条件。 至此,我们可以对大众文化作个大致的表态了。我们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指兴起于现当代都市的，与现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现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现当代文化消费形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把由大众传媒引导的消费概括为“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高度发展后的产物。 二 大众文化与审美解放 大众文化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是很久的事了（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社会），在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又怎么样呢？ 我们一般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而主流文化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自80年代中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有如一片燎原大火蔓延全国，使中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一下子改观。”[4]的确，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意识形态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切身感受，原先那种宏大的教条式的主流话语则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摈弃。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的宽松、富裕程度的提高引起的对于快餐文化的迫切需要及国外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使中国的大众文化也兴旺起来了。`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还是由于一些人的不理解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一些人否定大众文化在中国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由于还不是消费社会所以缺少大众文化存在的土壤。诚然，中国还不是后工业社会，甚至连工业社会也说不上。我们还处在建设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到处莺歌燕舞隐隐然有后现代迹象的时候，几亿农民却还在操持着几千年前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劳动工具进行耕作。钱中文认为，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等社会现象拼贴杂糅的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片面的强调其中一种现象都可能造成语境的尴尬。我们的社会确实还存在着许多前现代的东西，但我们也不必否定我们有了许多现代和后现代的东西。何况，文化的发展本来就不是始终与时代同步的（就像古希腊神话成为了后来人类高不可及的范本一样）。在西方文化大举东征的时候，难道我们能无视它的影响？ 还有一种人虽然承认这种文化的存在，但是在释名上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一种属于“大众”的而是“小众”的文化。这种说法对于中国而言不无道理。工业化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城市中产阶级队伍并不是十分庞大。从数量上来说，他们是“小众”。但是从他们引领时代潮流并能使社会大众趋之若骛的情势来看，说它是“大众文化”又有何妨？ 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的影响，市场经济发展滞后，工业化程度不高，市民社会还很不成熟，这一切导致了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先天不足。在现时代,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去严格地限制它的发展而是应该去尽力地培育它，使它进一步地完善起来。 但大众文化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这关系到大众文化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如果它对社会进步没有促进作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鼓励它的发展？ 我们知道，现代性有两种：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张力结构。卡林内斯库说：“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5] 启蒙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其特点是崇尚工具理性与计算原则；而审美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反现代化倾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反抗的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产生的是理性的艺术和文化，如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审美现代性产生的则是非理性、反理性的艺术和文化，如大众文化、大众艺术。针对工具理性把人当作手段的数学原则，作为审美现代性产物之一的大众文化无疑是对它的一种反叛。正是大众文化，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把人真正当成了人而不是物，有望让人从那种拜物教的异化状态中摆脱出来。 在现象描述上大众文化主要指电影、电视、广告、网络等传媒文化和其它的时装文化、流行文化、青年亚文化等等，它是适应着人们消遣、娱乐的感性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并不以思想性、现实性和社会性为要义，而是以娱情性、消遣性和休闲性为指归；不是诉诸思想、认识、理解而是诉诸快感、直观和情趣，带有游戏的性质。这种直观性、形象性使它带有了一种审美的质素。这也是当今审美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之一。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那样：“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文化的视觉转向使我们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当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是经常性地被图像所包围并习惯于这种包围了。图像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以致于我们会觉得是它在左右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似乎离开了它就浑身不适、无法生存。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和经历：一篇千字长文甚至还不如一帧小小的图片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只要你看看BBS或网络聊天室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有一个摄像头或在上面贴上一幅你的玉照，马上就能够赢得众多好事者的青睐。也是，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速发展的社会，谁还有耐心坐下来去静静体味唐诗宋词的无比诗意或《红楼梦》的美妙意境呢？但我们大可不必过分悲观。在视觉化的强烈冲击之下和对图像的无限欣赏和热爱中，我们发觉我们的审美感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发展。它的出现，有可能使我们真正实现马尔库塞所说的“新感性”的重建，也就是“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7]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大众文化的又一品性。正是因了这一品性，使日常生活也文化化了。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世界，到处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文化无处不在。它终于解决了现代人对于宗教衰落后（韦伯说：随着现代性的兴起，宗教的衰落是无法避免的事）精神无所归依的矛盾、痛苦和困惑。既然“上帝”已经死亡，再没有一个神圣的彼岸在召唤我们，那就还是回到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感受吧，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吧，因为只有在对身体的迷醉和自恋式的欣赏中，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才能体会到精神的满足和感受到心灵的温暖。通过舞厅、酒吧、武侠和艳情影视等大众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现代人尽情地在日常生活中释放自己的能量，挥洒自己的热情。正是在大众文化中，现代人一方面耗尽了自己多余的“力比多”，使自己的身心趋向平衡，一方面重建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日常生活是现代西方哲学、美学的一个重点话题。卢卡契、海德格尔等西方大哲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过论述。在这里，我们主要引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他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尝试建立日常生活的清单和分析，以便揭示日常生活的歧义性——它的基础性和丰富性，它的贫乏和丰饶，用这种非传统的方式可以解放出作为日常生活内在组成部分的创造力。”[8]也就是说列斐伏尔本人企图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分析重新确立日常生活对我们的意义。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它本身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确立自己的身份的。没有了日常生活的依托，大众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说大众文化为我们重新建立日常生活的意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李泽厚曾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现实提出了批评，认为那是一个“学问凸出，思想淡出”的年代。这话的确不无道理。世纪末以来的文化研究似乎越来越趋向玄远高蹈。一部分文化人非常看不起日常生活的作用，认为它与文化不沾边，而对当代大兴的大众文化及其研究也是大加挞伐，严厉指责，他们更多的是沉浸在书斋生活和自己编织的学术之网中。可以说，这部分人已经丧失了面对现实的能力、勇气和决心。对这部分“学术中”人，我们更多的是尊敬，但我们更希望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上能够出现更多的“问题中”人。如果没有了对于现实生活的敏感和保持一份独有的“问题”意识，我们的文化还如何发展，仅仅靠文化的传承能行吗？正是在文化重新与日常生活联姻的大众文化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化发展的希望。通过大众文化研究，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条重新介入、干预和言谈社会现实问题的道路。在中国，这种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还具有一种特别的抵抗意义，那就是使知识分子从那种矮化的“犬儒主义”心态中解放出来，从那种学院式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有机的知识分子，以便能够对现实中不完满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重新发言。 三 狂欢在身体的秋雨中 大众文化的意义和局限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大众文化提倡一种多元共生的民主精神，而反对某一种文化的自大独尊；它主张自由、宽容，而反对那种精英文化的贵族主义倾向。如现在时兴的网络文学写作就一改以往那种由原作者一人规定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都由作者一人操办，这是传统文学的写作方式）和阅读顺序的陈规旧俗。文学的接龙游戏可以让更多的人体验到文学创作的乐趣。只要你有创意，你就可以参与进来并把自己的创作粘贴在网页上供别人欣赏。你的观点或许会赢得很多人的赞同，或许会遭到别人的指责，但毕竟，这里给了众多按原先的条件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的人以创造的自由和发表言论的空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这种平等、自由、民主的文化风气对一个社会的风尚的改善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任意的消遣的文化嬉戏的倾向又很容易导致相对主义的产生。如果一切都是漂浮不定和相对的，那我们对事物的判断还剩下了什么样的标准？等到一切的标准、价值和意义都被消解之后，我们还拥有些什么？我们是不是正经历着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我们中的某些人似乎隐隐感觉到了这种文化的威胁。无论如何，高雅文化还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它的作用就是使一个社会的整体精神能够得到提升。所以我们在一方面为大众文化的产生叫好的时候，另一方面还不要忘了精英文化的位置。对那些在这样一个商业味、金钱味越来越浓厚的社会仍然能够强调要坚持先锋立场（奥尔特加说，先锋是注定不能流行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先锋”在金钱的渗透下变成了伪先锋，他们关注的更多的不是创新而是如何地赚取金钱）和抵抗向世俗化社会投降的知识分子，我们仍然要表示由衷的敬意，因为正是他们，还在固持着形而上意义的追问和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他们不愧是人类的良心。 大众文化的一个显著作用就是把我们从过去那种虚假的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了。它更多在意的是我们的生活感受了。大众文化可以恢复我们重新介入现实问题的能力。但是不幸的是，大众已经逐渐在对大众文化的酷爱和欣赏中丧失了对社会事业的热情，大众文化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暂时从那种快节奏的紧张生活中解脱出来和寻找慰藉的麻醉品。我们知道，新时期以来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策略调整就是让人不谈政治、不搞争论，在个人的私己生活和思想控制方面，逐渐有所放松。在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是不是正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下怀而成了它的共谋呢？ 下面，笔者主要从大众文化的身体性这一特点出发进行论述。 关注身体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以致出现了“身体社会学”、“身体美学”、“身体文化学”等各种新兴学科。 美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s.Turner）认为：“我的一个假设是，我们近来对于身体的兴趣与理解是西方工业社会深刻的、持久的转型的结果，特别是身体的意象在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中的突出与渗透，是身体（特别是它的再生产的能力）与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分离的结果。”[9]对身体的关注使身体上升为目的，身体的审美化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这直接导致了健美、洗浴、美容等行业的迅速发达。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大众文化的这种形象性和感性特点所具有的娱乐消遣和审美解放的作用。由于大众文化适应了商业化、大众化的需要，它的富于表演性、仪式性和娱乐性的视觉印象，使人们的感性冲动能够得到充分的张扬，在当下的肉身感受中体会到审美的快乐，实现审美的自由。尤为可贵的是，对我们摆脱过去那种教条化、模式化的审美范式有着极端重要的作用。 但毋庸讳言的是，任凭这种感性的宣泄而不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引导的话，又必然引发一系列的弊端。如果一种文化只会阿世媚世，迎合大众趣味，追随流行时尚，顺从市场需求，那么这种文化也就不会有创新的动力了，它存在的合法性也就令人怀疑了。“强迫性消费现象，对无聊的畏惧，逃避的需要，结合着把艺术既视为游戏也视为炫耀的普遍观点，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所谓的媚俗艺术（kistch）。”[10]利奥塔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艺术成了迎合低级趣味的拙作，因此便迎合了具有主导作用的赞助人‘趣味’的混乱。艺术家、美术馆老板、批评家以及读者观众一起沉迷于‘流行的时尚’。这个时代真可谓一个宽松的时代。但这种‘流行时尚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金钱现实主义；因此在缺少审美标准的情况下，根据其产生的效益来估价艺术作品的价值依然是可行的和有用的。这种现实主义顺应所有的倾向，恰如资本迎合一切‘需要’一样，只要这些倾向和需要拥有购买力。”[11]这些说的都是大众文化中艺术的畸变。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批评当然很有代表性。它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大众文化只是遵从市场的法则，尽力发挥自己的感性审美特征迎合的却是市场的需要和人的低级欲求，那么它也就异化了（在反对人被异化为政治、宗教、理性的奴隶时却异化成了金钱、欲望的奴隶）。 杰姆逊曾把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归纳总结为深度模式的削平、距离感的消失、主体性的零散化等。近来的大众文化也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但在后工业社会它的发展似乎有有增无减的趋势）。大众在那种随意都行、“我消费故我在”的心态中使得文化的精神平面化了，他们只会注意在身体和肉欲的狂欢中享受自己。所以大众文化一方面在与现实的联系无比紧密的同时，一方面却造成了对存在的真理的遗忘。它没有了对形而上的追问，对终极关怀的瞩望，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思考。等到一切都化成了非神圣化后的“碎片”之后，剩下的只是同一个身体的痛苦与快乐。 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在西方，席勒、马克思、斯宾格勒、马克斯·韦伯等都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进行过探讨。笔者以为，齐美尔对现代文化的悲剧的论证及对个体感性的强调，卢卡契的“物化”理论尤为值得注意。如何把人从这种异化状态中解救出来，成了东西方思考人生和关注命运的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知，大众文化由于强调娱乐性、消遣性、日常性等特征对人们从异化状态中摆脱出来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它具有的两副面孔使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个任务。而且，在身体能指的狂欢中尽情地逍遥也只是一时的拯救，短暂的宣泄无益于整体上的解脱。我们认为，要想在文化上完全疗救这种病症，既需要有大众文化的参与，还需要有高雅文化的提升，因为高雅文化是由知识精英创造的代表人类精华的东西，它们的融入对社会文化整体品位的提升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况且，这也符合大众文化的多元包容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第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陈刚：《大众文化与乌托邦》[M]，第22—2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3][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 ，第6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4] 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M]，第21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第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第15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第98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8]H.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 Haper&Row,Publishers,1971,P.13. [9]陶东风：《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美学》[J]，《创作评谭》2004年2月号。 [10]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第13—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1][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何谓后现代主义？》[A]，见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Two Faces of the Mass culture Xiao-Jianhua Abstract: It is a important event that the mass culture’s popularity since 1900’s in the world. In the article the writer gets a conclusion that the mass culture has two different faces through analyzing it on the basis of the world and Chinese concrete culture practices. Firs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t has the functions of entertainment and aesthetics liberation for its sensuality, it has great effect on contemporary people on mentality balance. Second, the mass culture casts the spirit aside because it is only concerned about body and personal feeling. Key words: the mass culture face aesthetics liberation flesh superficiality 转载本站文章请自觉注明：“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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