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叔本华

鲁迅和叔本华都是悲观主义者，但是他们都并没有因为这种悲观停止自己的生活，他们各自有着自己希望达到的目标需要奋斗。但是，鲁迅和叔本华两个人在悲观上的表现还不一样。

叔本华尽管看透了人生痛苦的真相，但是他并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绝望，相反，他的生活态度相当积极，他知道怎么去自我解脱——他自己就提出“个体化”，以此解脱生活的痛苦，因此，即使在那个理性主义时代，他的非理性主义主张如何不被时人所接受，他仍然能非常自信地认为真理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始终相信， 真理是长久存在的，是可以等到的。

在叔本华那里，虽然他认为生命本质是痛苦的，但是他还认为自己有路可以走，因为在个体化的原则下，整个宇宙的意志都是一样的，这应该说是叔本华悲观后的一种安慰。但是鲁迅不是这样，他的悲观比叔本华可能要深刻得多，可以说鲁迅的悲观是绝望的，是一种在黑暗中无路可走的绝望。因为鲁迅悲观的原因不像叔本华那么简单，讨论生命的问题，在民族危亡，国家何去何从的时代，鲁迅负担的是去旧纳新，唤醒国民，振兴祖国的使命，就像在这个过程中，鲁迅逐渐发现，自己对人性的估计总是出错，尽管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过“我一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的”，可是事实证明，鲁迅自己错了，他一直估计错误，他依然把人性想的过于好，所以他每次面临失望之后都显得躁动，因为人们让他不满意，在鲁迅看来，他们是不应该这样的，他们应该更好一点，可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事实就是那么残酷。

鲁迅与卡夫卡

和鲁迅有着共同的地方，卡夫卡也是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但是卡夫卡的绝望和叔本华、鲁迅的绝望都不一样。卡夫卡本人就是环境的弱者，他抵御环境的心理是敏感而且脆弱的，他在生活中缺乏稳定的安全感，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界外人，他只是偶然一个机会，误打误撞闯进了这个世界，一个本来他不应该来的世界，他承受不了这个变化的世界。我最近喜欢用一句话形容卡夫卡的不安，他像一个女人一样缺乏安全感。而叔本华和鲁迅虽然也绝望，但是他们坚强，他们都愿意相信，或者说他们都有一种念想，叔本华相信真理是长久存在的，可以等得到的，而鲁迅始终愿意相信人是好的，他们两个都知道前面会有光明的存在，而卡夫卡不是这样，他的绝望也许更绝望，他自己就曾经说过：“朋友，种种花吧。未来已经没有希望。”可以说，卡夫卡对未来的生活是不报什么希望的。他自然也想着希望，可是这样的一种希望也已经被他自己打上了死亡的标签——他自己明白这样的希望是怎么一种虚幻。

而鲁迅的绝望不是这样，他并没有卡夫卡对于环境变化的这种莫大的畏惧，他没有抱怨自己误入了这个社会，他将要改造这个社会，而且他觉得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选择，源于他那责任的心。

鲁迅与尼采

关于鲁迅和尼采的关系，也许是每个研究鲁迅的学者都不容忽视的。鲁迅早年受到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因此在他的文章中透露着一种强人意志。

如果说周作人冷静深刻是日神精神的体现的话，那么鲁迅的猛烈好战无疑是酒神精神的体现。我记得朱光潜先生曾经这样分析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两种精神，日神精神是看戏的人，而酒神精神是演戏的人。朱先生作为一个审美者，认为日神精神比较重要，而尼采是明显偏向于酒神精神的，这是出于他反理性主义的需要（事实上在尼采的书中，他并没有偏废哪一种精神，因为悲剧的诞生，离不开任何一种精神，缺少了哪一种都不足以形成悲剧）。周家兄弟的选择，如果不是碰到这么一个动乱的年代，那也许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也许我们会把焦点放在鲁迅的身上，因为他才是战场上的主角，他的呐喊，他的彷徨，他的冲杀，都比较瞩目。

鲁迅与周作人

其实鲁迅是很清醒的，当然不是说他看不出人性中的弱点，只是他宁愿相信只是自己有这样的弱点，而不是每个国民都有这样的劣根性，这可以说是鲁迅一个天真的理想，一个足够自残的理想。鲁迅需要有一个理想在现实中去战斗，他不甘于无为，但这个理想也让鲁迅逼近绝望的境地。

在当时，清醒的人其实不止鲁迅一个人，周作人也可以算一个。鲁迅和周作人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事实上，不管是鲁迅或者是周作人，他们的思想尽管有着相异的地方，但是异中有同，他们的心中都已经绝望，只是后来他们因为人生价值观念和性情上的差异而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一个选择当斗士，为光明奋战在腥风血雨中，而另一个选择当隐士，独在苦雨斋中书写自己的苦茶，细品着人间百态。

周作人选择了出世，喝着他的苦茶，研究他的学术，默不作声了，而鲁迅则继续拿着自己的匕首和投枪，坚持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