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传播学越来越成为显学，这似乎已是不争的明显事实。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学科的许多基本概念在我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模糊、朦胧，甚至混乱不清之处，乃至误读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着学科的发展与提升。特别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莘莘学子来说，这种局面的影响就尤显突出。为此，本刊有意刊发一些有关传播学关键概念的文字，希望由此引起研究者注意。本期介绍的四对基本概念，均由李彬先生译自Tim O’sullivan等人的《KEYCONCEPTS in COMMUNI 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2001)。

    话语／文本

    话语(discourse) 一个如今被十分广泛地、常以不同目的地用于许多不同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术语。就其最不易引起争议的意义而言，这个术语主要用于语言学中，以指称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话语分析关心的不仅是一个人说的复合语句，而且更常涉及的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用来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下的话语之语言规则与准则。

    不过，话语这个概念也在发展，分别经由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两个领域进行发展。

    其间，它确实体现着一种整合的意图，即把包罗万象的结构主义者早期获得的一些理论建树固定在一个术语之中。为了理解其重要性，就得记住一点，即早期阶段的结构主义／符号学首先是一种并列的思潮，其倡导者一直在批判和扭转有关意义从何而来问题上的传统的思考习惯与分析习惯。按照传统的理解，甚至按照如今最“不容置疑”的理解，意义都被归结为种种“来自”大干世界的客观之物，以及内在本质和个人情感。结构主义对此提出置疑，它力主意义是一种表意的结果，而表意既不是外在世界的属性，也不是单独个人的属性，它是语言的属性。因此，无论是外在世界还是个人意识，本身都只能作为语言／表意的产物而非来源才是可理解的。人类就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的那个样子，世界就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的那个样子。但是，这个结论的问题在于太随意浮泛了，太抽象空幻了；它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实践上——世界和词语都能成为我们随心所欲的东西。

    生活不是那么简单。“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解释一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各种确定的言说、表述及各种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与“语言”不同，话语这个术语本身同时兼有名词与动词的属性。所以，它更易保持话语作为一种行为的意义，而名词“语言”往往好像仅仅指涉一种事物。在其确定的用法中，话语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

    话语的概念一旦由结构主义所确立——主要通过福柯的著述，它就表明自己无论对表达一种非常普遍的理念，还是体现许多具体的话语都是很有用的。

    这种普遍的理念认为，尽管意义仅仅出自语言或语言的抽象系统，尽管我们仅仅通过语言系统才能理解这个世界，但事实依然表明，社会通用语的原料取决于并且总是取决于一般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历史冲突。简言之，尽管语言可能是抽象的，但是意义却决不是抽象的。话语是社会化的、历史化的及制度化的构成之产物，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因此，任何语言系统所能产生的、潜在的无限意义，总是被遍布于特定时空并且本身也经由不同的话语而得以呈现的社会关系之结构所限定，所固定。

    由此说来，个人并不能简单地学会作为抽象技艺的语言。相反，确定的话语却先于每个人而存在，其中各种主观性已被表现出来了——比如，有关阶级、性别、国家、种族、年龄、家庭与个性的话语。我们“栖居”于许多这类话语的主观性中(内里的有些主观性彼此呼应；而其他的则远非和平共处)，由此确立和经历我们自己的个性。话语理论提出，个性本身过去与现在都像一个平台，在此之上各种产生于社会、确定于历史的话语得到再造，受到制约。

    话语的通用理念确立后，注意力就该转向具体话语，在这里遭遇并受到检验的是经由社会化而确立的内涵。这些话语包括从类似电视和新闻的媒介话语，到诸如医学、文学和科学等体制化的话语。话语是结构化的、相互关联的；有些话语比起其他话语更具有威信、更符合正统，因此更“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总有话语在为赢得任何一点承认而进行艰巨的斗争。因此，话语体现着权力关系。进而言之，我们所属的许多社会化的意义形成过程——在媒介中、在学校里、在交谈间——都经历了话语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当代例证就是，(合法化的、自然化的)父权与(新兴的、边缘化的)女权间进行的话语之争文本分析能够用来追索这场斗争的进程，方法就是显示某一文本如何采用不同的话语元素，然后对它们进行整合(也就是说，“把它们编织在一起”)。

    但是，尽管话语能追溯到文本中，尽管文本能成为话语知识得以流传、确立或抑制的方式，话语本身却并不是文本性的。

    文本／讯息(text/message) 这两个术语常常可以交替使用，它们指的是由传播的基因即符号与符码组成的、一种表示意义的构成。这种构成具有千差万别的组合形式，如讲话、写作、电影、穿着、小车设计、手势，等等。

    尽管这两个术语常常交替使用，但它们又确有不同，不管是固守还是发展其义，都是值得一试的，也都具有冒险性质。一般来说，文本指的是这样一种讯息，它具有自身的物质形态，倚赖于传播者或接受者，并由表述性的符码所组成。书籍、录音带、书信、照片是文本，一场电视秀的录制或是一篇讲话的文字记录同样是文本。而一个手势或是面部表情虽然传播了讯息，但是没有产生一个文本。讯息一语往往为传播学过程学派的学者，以及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工程师所采用，并被简单地定义为“被传输的东西”。他们往往认为，这种定义无可置疑，并视之为理所应当。另一方面，文本一词更多是从符号学或语言学学派衍生出来的，因而必然包含着这样的定义——“对意义钓生成与交换具有核心作用的东西”。于是，任何文本都由一个在许多层面上运行的符码网络所组成，而它能根据读者的社会—文化经验产生不同的意义。由此一来，则文本中就存在许多需要分析与解读的问题。

    隐喻／转喻

    隐喻(metaphor) 隐喻就是把未知的东西变换成已知的术语进行传播的方式。例如，“轿车甲虫般地前行”这个隐喻就假定，我们不知道轿车怎么运动，但我们的确知道甲虫匆匆穿过地面的行进模样。这个隐喻即把甲虫的特征变换成了轿车的特征。

    雅格布森声称，隐喻和转喻是两种传播意义的基本模式。他坚决主张，隐喻模式具有诗的特征。它也具有广告的特征，其间想象从已知的文化神话里产生，而神话的特征经过转换便赋予了未知的产品。野性的西部成为一种牌子的香烟的隐喻，旧金山的明媚阳光成为一种牌子的化妆品的隐喻。

    隐喻按照联想的方式运作——即它们把未知的东西嵌人一个新的联想式语词序列，未知的东西由此而获得其部分新的意义。在“海船犁开大海”这个隐喻里，“航行”一词作为未曾说出而属于未知的东西被嵌入“分开实在之物的方式”这个联想式语词序列，与切开、撕开、锯开、割开、剪开、砍开、扯开等词语相并列。通过想象行为，读者把这个联想式语词序列的一般特征与从中选出的“犁开”一项的具体特征同时互换，从而赋予未知的术语“航行”以新的意义。

    于是，隐喻就要求一种积极的、富于想象的解码行为：读者不得不去发现哪个特征才能进行有意义的转换。接受者这种积极介入的行动是诗人和广告主所追求的，诗人们希望解码活动能够提供与编码相同对应的想象程序，广告主希望这种他们所期望的合作行为能使接受者更易受到产品广告说辞的影响。

    明喻是一种把已知与未知同时呈现出来的隐喻：“轿车就像一只甲虫急匆匆穿过地面似的沿着公路行驶。”广告与视觉隐喻都更像是明喻，它们一般都把未知与已知同时交代出来。含蓄倾向于按照联想的方式发挥作用——一张用暖色光和软聚焦拍的茅草覆顶的农舍照片，就含蓄地表达了思乡怀旧之情。光线是文字性隐喻“透过玫瑰色的镜片看去”的视觉等同物，软聚焦则是柔情的一种隐喻。

    转喻(metonymy) 转喻是用某物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因子来代表其整体。按照雅格布森的理论，转喻和隐喻是传播意义的两种基本模式。他指出，转喻是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模式。在一部现实主义的警匪连续剧里，剧情的场景就是转喻，它代表了整个一座城市，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看法就是随着选择的各种转喻而变化的。纽约或伦敦是肮脏的、昏暗的、腐朽的、作奸犯科层出不穷的地方，还是适意大型商贸活动的繁华场景，均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转喻。

    新闻是转喻性的：一个得到报道的事件被当作整个现实的代表，而它只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纠察线上的两三个罢工者，是一场纠纷中工会势力的转喻；贝尔法斯特大街上的士兵，是北爱尔兰英国驻军的转喻；由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组成的防线，是相对于全民无政府状态的那种法律与秩序的强制力量的转喻。

    转喻是按照句段关系存在的。如果一个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句子的其余部分还悬在“半空中”，此时我们就能把它的剩余意思构建出来。按照同样的方式，我们也能从已经给出的部分“故事”里，沿着逻辑顺序把它的其余部分构建出来。不过，转喻倾向于以隐匿的方式发挥作用。隐喻通过其人为状态以及对其进行解码时所需的想象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自身。而转喻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于是很容易被看成是天经地义本该如此的，从而使人无法意识到另外一种转喻可能给出同一整体以完全不同的画面。一个激烈冲撞的罢工者与一个冷漠生厌的罢工者，虽然同属于纠察线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意义的转喻。

    神话更倾向于转喻式的运作方式。一个转喻引发我们对其所属整体的构建，一个想象将以同样方式引发一系列的概念。

    文化／文化研究

    文化(culture) 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意义的领域使生产的领域(经济)与社会关系的领域(政治)连为一体。如果你正打算用文化这个术语作为一个分析的概念，或者如果你遇到其用法，那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你无法把它仅仅固定在一个能适用于所有此类场合的定义上。

    然而，我们常常可能清楚地、不会引起争议地用到或读到这个词：威尔士文化、青年文化、一位文化人、维多利亚文化、工人阶级文化、知识分子文化；甚或人工养殖珠(cultured Dead)、人工培育菌(bacterial culture)、农业(agriculture)、土地耕作(cultivation)。如果你注意到即使在这些例子里，文化这个术语似乎都意味着半打不同的事情，那么麻烦就出现了。所有这些为此单一术语所包括的名堂，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说来奇怪，答案是没有。文化这个术语属于多重—话语；在若干不同的话语里都能动用到它。这就意味着你不能把某个固定的定义引入任何文本与所有文本，然后还都指望它能讲得通。你必须做的是确认话语化的文本本身。它可能是民族主义的话语、时尚的话语、人类学的话语、文学批评的话语、葡萄栽培的话语、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女权主义的话语、文化研究的话语、甚或常识的话语。在每种情况下，文化的意义都将取决于关系，或者说取决于否定式的确证，即借助于它在那个特定的话语里与其他意义的不同来确认，而不是取决于肯定式的确证，即通过归义于什么内在的或不言而喻的、永远都被确定为文化本质的特性来确认。进而言之，文化这个概念也不能通过归义于现象、行为或超愈话语而存在于彼的客体来加以“证明”。这个术语所指称的东西(与其所指相对的、它的指称)，是由处在其话语式文本的这个术语本身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周围的其他方式所决定的。

    有鉴于此，得知文化的确切含义与用法来自它在不同话语里的使用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初，它是从纯粹的农业文明的根基上产生的；文化被当作耕作土地、耕耘植物，文化就是耕种。经过扩展，它包括了从牡蛎到细菌的生物文化。类似这种培育不仅意味着自然生长，而且还意味着对“自然”物种的人为照料，使之变成一种想要的“培育品种”(cukivar)——具有经过选择、提炼或改善之特性的品种。

    将所有这类情形运用于人类，则这个术语可为心智的耕耘提供一个富饶的隐喻也就不难理解，而心智的耕耘就是那种制造合法统治者的“自然”生产力的人造农业。仅仅是这个术语的这种用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一个阶段一-17与18世纪的农业资本主义的确立同时出现，就不是没有意味的事情。对那些虽非“自然地’’(即通过神授的演替权利)适合统治但仍属强壮的人来说，其世系的生产乃由这些人本身以及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这一点而成为可理解的，由对文化的这种隐喻进行系统的散播而成为可理解的。

    然而，早期拥有土地的贵族式资本家所占据的霸权，经过19世纪而服从于都市化、工业化、商业资本合在一起形成的更具破坏性的发展。文化刚被确立为一个可以随意指称统治者而不会得到低层反应的术语，经济与政治的变革就开始挑战这种自然化的、被驯化得可以进行统治的权利。企业式资本主义与帝国式资本主义，似乎都没有对文化表现什么敬重。相反，这个术语遭到马克思的指责(对富人意味着奇妙的文化，对穷人也意味着毫无价值与腐化堕落)，同样也受到资本家与中产阶级的忽略。剩下来就让知识阶层来拾起这个概念，特别是其中那群自由—保守人士、道德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等文人雅士。从这时即19世纪中叶起，文化开始被研磨成一个相当精确的概念，直到今天依然在发生影响。

    尤其是经过马修德·阿诺德及其信徒的努力，文化的意义被确立为不仅是追求物质性的成就，而且通过知识以及“伟大的”文学、“精美的”艺术与“严肃的”音乐之实践而追求精神性的成就。既然目标在于成就而不仅仅是理解，在于精神化而不仅仅是物质化，那么文化也就被视为对“辨别力”与“欣赏力”的培养，而这些能力无不基于对“那种得到世间思考与言说的最佳事物”的敏感。于是，文化批评家便尽力准确地限定与确定何为“最佳事物”。但是，这类批评家也倾向于把自己当作一个严阵以待的团队，正在对抗物质化文明与科学化技术的侵蚀，以保全文化的“芬芳与光芒”，并把它散播到大众社会里愚昧无知的民众那里。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文化的“宝库”被假定为一种属于前—工业化的历史与一种非—工业化的意识。把文化作为反抗粗鄙捍卫杰出这种概念的当代支持者们，在为政界、管理层、知识阶层、甚至广播界(其间，他们的特殊兴趣可以作为普遍的兴趣得到表述)位居高层的精英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上面一直发挥着影响力。

    文化尚未从这种历史里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个概念本身已经经历了一个非殖民化的阶段。那些反对文化的精英意味者认为，它驱走大多数人，剩下一个“文化的”少数和一个“非文化的”多数。而且，相当奇怪的是，在这种文化分类与其他的社会分类——比如阶级、性别与种族之间，似乎存在一种一致性。似乎文化批评家的“优秀”话语，不仅竭尽全力地保全永恒而普遍的文化宝库，而且，虽不太明显但相当直接地将阶级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卓异之物转译成文化资本。拆解精英的、高雅的英国文化之霸权地位的斗争，最早由霍加特(1957年)与威廉姆斯(1958年)发起。他们的首创行动是以文化研究的形式进行的，其间文化这个概念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换，转向了本条目开头提供的那种确切意思。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文化的概念一直主要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所修订。尽管这些问题还远未澄清，更不用说解决，但是，它们可以得到陈述。现在，文化被看作社会活动里的一个起决定作用的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意义重大的领域。

    文化研究(cuhuml studies) 文化研究把思考的焦点集中在社会关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面——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集中在社会分类被赋予意义的方式上面。一般来说，文化被视为这样的领域，其间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其他不平等现象得到自然化，并且以(尽可能)隔断这些不平等现象与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的联系之方式得到表述。反过来说，文化也是不同的下层群体借以和由以进行生活与抗拒其附属地位的方式。于是，文化便成为争夺与建立霸权的领域，所以，它是“文化斗争”的地带。

    显然，这种研究文化的方法迥异于“文化批评家”的，对他们来说，文化是艺术、美学与道德的／创造性的价值观的领域。最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在力图说明文化的差异与实践之际，不是借助于对内在或永恒价值的考量(有多么好?)，而是借助于对社会关系全景图的参照(属于谁的利益?)。于是，任何承继于文化批评精英传统的、对“文化的”与“非文化的”人们或实践所做的区分，现在都被看作阶级话语。这种区分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价和歧视，都得到这样的分析(而非假定)：它们属于意识形态化的表述。

    文化研究的形式受到了这一斗争的直接影响，即对这个承继而来的概念进行非殖民化并对其力图隐瞒自己在再生产阶级与其他不平等状态上的角色这种倾向进行批判。于是，文化研究方面便陆续出现了一批著作，它们都力图恢复与评定那些迄今为止被忽略群体的文化。最初，这种努力需要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形态，注重对流行文化与媒介的当代形态进行分析。

    与传统的学术化的学科不同，文化研究没有(或者说不寻求)界限分明的知识领域或学科领域。它是在各种学院化话语的边缘地带兴起来的，同时也是借助于同这些话语的相继交叉而兴起来的，特别是那些文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话语；另外，在次级程度上也包括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及精神分析的话语。一部分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这个年代目睹了结构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国际上的迅速发展)思想剧变与政治动荡的一种结果，一部分是作为对此的反应，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理论著述的密集发展与深人阐发的时期。其目的在于弄清文化(感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本身应该如何得到明确说明，以及文化与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关系应该如何得到明确说明。

    这需要对明晰的、基于历史的理论模式进行详尽的讨论，需要对某些具有条理化功能的核心概念(比如，阶级、意识形态、霸权、语言、主观性)进行修订。同时，经验层面的注意力被集中到对下述这些文化实践与形态的人种志与文本化的研究上：它们似乎表明人们是如何利用身边现成的文化话语去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特别是，引人注目的青年亚文化(50年代穿得花里胡哨、热中摇滚乐的男阿飞，飙车族[bike—boys]，嬉皮士，光头崽，朋客)被作为“经由仪式进行反抗”的案例而得到研究。

    随后，女权主义理论与政治的发展，对赋予男性亚文化行为以垄断性的注意力提出挑战。眼下，文化研究正进入将女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相联系的阶段。这些结合的结果尚未完全显示出来。

    通过其简史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特点在于对研究方法与学术化学科之政治意味的关注。对客观性与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一直持续不断，文化研究挑明了其他学科经常留着不明说的事情——知识的生产总是完成于那些掌控权力者的利益之中，或者完成于那些争夺这一掌控者的利益之中。

    人种志／实验

    人种志(ethnography) 田野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从人类学发展而来，指的是研究者努力深入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从内部”提供有关意义体系与行为习惯的报告。这种方法凸显了研究者不得不缩短的文化距离，如果他们欲使被研究的群落或群体容易让人理解的话。人种志学者广泛搜集用来描绘一个社会群体之状貌的素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介人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的事情，倾听人们所说的一切，询问各种问题”(Hammers lev and Atkinson)。这么做的时候，人种志特别诊视语言的共同性——以至于这种方法也同交谈分析连在一起。人种志一般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分支相连，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主张符号互动论的芝加哥学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它与心理学里参与式观察的重叠。训练有素的人种志研究者旨在理解各种团体与群落之内的文化价值观，这些内容对涉及其间的人们来说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将这种观察所得加以详细记述就可获得深一层的交流，因为人种志的著述会以独特的方式提供原味的引语、生活的历史与个案的研究：这些出版物常常对各种各样的读者都是可用的，因为其作者注重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如实的、详尽的描述。

    人种志研究的典型包括Beynon(1985)对南威尔士中学班级的研究，Barbera—Stein(1979)对照料学龄前儿童的日托中心的研究，Saunders与Turner(1987)对赌场(betting offices)的观察。不管研究的目的究竟何在，其职责都在于进入现场，获得对那些被定义为共享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群体所做的定性分析。尽管这种方法得到许多支持，对于那种没有什么成效的实验研究方法，或是肤浅的、定量的问卷调查方法来说，它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人种志里隐含的潜在含意——“外部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它有别于社会研究者的学术框架。其实，人种志的著述有时反映的是研究者对种族身份的寻求，而不是对种族价值观的阐释。

    虽然这种方法在具体阐明理论与引发实际的研究工作两个方面都有许多优势，但某些批评还是应该留意。观察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后者意味着研究者对观察群体进行渗透的程度，以及对某些方面可能歪曲或伤害群体成员的信息进行公开的可能性。与这种道德问题相伴的，还有研究者为取得支持其预设假说或理论的证据而对各种文化的“打劫”——定性材料是那么容易被操纵，又是那么容易得到选择性的删节。但是，即使假定研究者为人正派为学严谨，也还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即人种志研究者提供的是关于群体如何行事与如何感知其世界的一种功能性的叙述，没有包括关于该群体在某种社会等级里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方面更具结构意味的视角。基本上，人种志研究里可能有大量的描述性内容，而缺少解释或理论建构。

    另一层顾虑针对的是，研究者难于真正达到对另外群体的观念与／或语言的理解——特别是当诸如阶级这样的屏障存在之时(注意中产阶级几乎不大可能成为人种志研究的考察对象)。最后，即使研究者与被研究群体达到融合的程度，我们还是应该问一下，当研究者完成项目而又去进行新的研究时，那些被留在其身后的人们又怎么着呢?

    实验(expriment) 一种按科学程序进行控制的状态或过程，其间，经过选择的变量被孤立，然后进行经验观察式的详细研究，以便验证某种假设。比如，一个经过设计用来验证某个广告有效程度的实验项目，可能将受众是否选择广告所说的产品作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因变量会受到诸如产品包装的颜色与质量、接受实验的是男性还是女性等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影响。这一系列操纵每个变量(或变量合成)而排除其他变量(与其他变量合成)的实验，被精心设计以确认究竟广告里的哪些构成因素在说服购买者方面最有效果。

    体现于实验设计与实施中的偏误，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实验数据的解释等问题，不断受到人们的着重强调(比如，参阅荣格1971)。实验室常常作为人为的设置而用于实验过程，虽然并非总是如此。这是因为在自然环境下变量总是不能得到控制，而在真实的“外部”世界内也不能观察这种控制的效果。这里的问题在于实验所设计的是一种高度人为化的状态，它有利于获得自信的推断而排除与非实验室情景的冲突。因此，实验就面临两个需要考虑的主要事项第一，实验室的实验能够代表“真正的生活”环境到什么程度。第二，实验样本能够代表全部人口到什么程度。这两个要点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在实验室里用观察实验法而产生的数据是否具有可靠性与普遍性。

    实验性的研究方法在效果研究的传统里比较通行，它与传播学里皮下注射模式的研究关系密切。一个典型的研究方案，会涉及一种控制的状态与一种实验的状态。就像让实验组接触“异常”状态，而由控制组以“正常”的事态提供某些平行比较的内容。受到观察的行为模式所显示的任何差异，据称都可归于实验的控制问题。比如，我们可能对电视上的暴力内容影响儿童的问题感兴趣。我们的研究就不得不尽力把观看非暴力节目，同观看暴力节目与从不观看任何电视节目的不同效果区别开来。于是，就有下列三组人员会得到详细考察：

    A组：观看暴力节目

    B组：观看非暴力节目

    C组：从不看电视节目

    C组构成一个控制组，因为它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基准，我们可以以此来检测观看电视的效果，不管节目的内容是什么。这些小组里的所有儿童都按照某种方式接受检测——在观看节目之前与之后(A组与B组)，或者某些其他行为(C组)。然后将他们的不同表现进行对比。不过，人们难于控制所有在研究这种传播活动时可能起作用的干扰性变量。比如，仅仅是处于实验室的条件下，作为某些人为状态的受骗者，控制对象的行为就可能轻易受到影响。对那种有关实验设计里包含控制组一类的经验论与客观性的主张保持批判性颇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