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播学在经历了几次大的研究方向的转变之后，并没有在基础性的理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也许出乎传播学的建立者当年的预想。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建立之后便陷入到一种学科本体性研究的迷失之中。因此，几次希望能够通过求助于其它学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但这种跨越能否真正为传播学找到方向呢？本文简要回顾了传播学研究的几次转向。同时对于现代一些相关学科所取得的进展与它们对于传播学可能做出的联系和研究方向做了分析。本文认为，传播学应当更加注重对于信息本质的探索，并将当今其它学科所取得的成就运用到这个学科中来，从而搭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通过对于意义与思维的破解完成本学科的突破。

    1959年，当传播学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的时候，贝雷尔森提出了“传播学看来将要死亡”的警世之语。尽管卡茨等学者对其做了大量批驳。但几十年过去了，传播学的危机真正的消失了吗？尽管传播学的研究呈现出表面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我们看到，这种繁荣不是由于传播学对于社会实践所作出的指导性贡献，而是由于媒介自身的技术性突破所带来的繁荣景象。清醒的传播研究者们可以发现，贝雷尔森的这句咒语仍然一直困扰着许多传播学研究的学者。而且它几乎象一把利剑在几十年里一直伴随着传播学的研究。传播学研究最终要走向何方，它如何在各个学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研究的方向和意义何在，这些问题总是让人无法回避。经历了无数次的跨学科的尝试，传播学的本质在一次次的跨越里迷失。传播学研究到底将以哪些基本理论为核心搭建自己的框架，最终将与哪些学科结成亲家，最终产生出具有超凡魅力后代，这是现今无数传播学者们思考着的问题。

    议程设置理论中的社会效果与设置的议题之间究竟谁是因，谁是果？知识沟假设中，信息、时间、与知识沟之间到底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变量关系？在预防接种理论中，疫苗的剂量和种类能否定量与定性？在两级传播理论中，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为什么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如果说沉默的螺旋理论向我们讲述了一则皇帝新装的寓言，那么，为什么在传播的历史上总会发现一个天真的孩子打破了那些宣传的鬼话？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还没法找到一些基本的、为人们所公认的定律作为出发的原点。诚然，我们可以说，因为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学科，我们仍然正在构筑着理论平台。但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些传播学者已经匆匆地转向了跨学科的应用研究，最终很有可能导致这个学科由于难以承载而陷入坍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学科所触及的领域过于宽泛，而使学科本身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稀薄”化的特征。

    同时，由于电视、网络等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更加凸显出传播理论的无力与尴尬。尽管中外学者们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憧憬着本学科美好的未来，如果这个学科不能真正在理论上取得人们所期待着的突破，这个学科的末日也可能就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或者这个学科的探索被其它的学科和领域所瓜分。抑或成为新闻学、舆论学、宣传方法研究等实践领域的附属品也不是耸听的危言――虽然本来人们以为它应该是前者的理论导师和高一级思辩的源泉。

    现代意义上的每一个理论学科总是以一个或者几个理论框架上关键的突破奠定了自身在科学界的地位。三大定律的提出将物理学从天文星象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元素观念的形成、元素周期表的出现，从炼金术的脸上揭去了化学神秘的面纱；达尔文的进化论使生物学不只再限于描述与归类；对于价值的数学式的定性探讨使经济学成为指导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学与真正的理论学科还相去甚远。

    那么，传播到底有没有规律性在起着作用，它的基本理论在哪里？我们能否通过传播本质的研究对于未来的传播结果做出有效的指导和预测？如果有，它在哪里？或者说，它可能在哪里？传播学研究在几十年里一直在做着跨学科的研究，那么，它今后究竟将以哪一点为起点，向哪一个学科跨越，以什么样的研究方式为纽带进行跨越呢？

    传播研究的起源与漂移
当拉姆使传播学真正地成为一个学科的时候，有两种理论起到了支撑的作用。一个是二次大战中人们对于宣传理论的研究，另一个是自然科学界信息理论的突破。前者基于人们长期的实践提出了问题和可能的答案，而后者则给了一个从问题到答案之间可能的解决方式。

    拉斯维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这四位传播理论的奠基人从各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发，将人们的注意点引入到了对于传播过程和传播所可能产生的效果的关注中。而同时代在自然科学界产生的信息理论又成为了传播学的另一个源头。“香农的信息论使信息与人的行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1]它们通过纯粹的数学的方式理解和诠释了信息发生、传播中的一些基本方式和原理。其中以信息熵、噪音、冗余、反馈等概念为核心，通过数学公式描述了信息传播中的一些基本规律。这与前面的几位来自于社会科学的学者的研究相结合，使人们对于传播这个古老的命题产生了新的兴趣。人们试图将这两种方式相融合，掌握传播中的基本规律和原理。而且期待着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原理更好地利用和反利用传播媒介这个威力巨大的工具。于是，在施拉姆那里，传播学这门学科形成了，而且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和期待。

    尽管香农博士对于信息及信息熵的数学推导现在已经并不为多数的传播学者所重视，但回顾这个带着西格马符号的公式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数学家对于新闻的本质已经进行了独到的量化的探讨。至少从我们的感性认识上来说，它解决了一个什么是新闻以及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的问题。为什么人咬狗是新闻，而狗咬人不是新闻，这是传播学和新闻学上一个古老的命题，但人们不知其所以然。香农的公式解释了这一点，因为前者的概率更高一些，或者说负熵更高一些。这正与人们当时对于新闻与宣传的讨论结合起来。这些来自于外部学科的影响在施拉姆那里统一起来。“正是把这样一些概念运用到人类传播中去的可能性，使得四十年代末期香农和韦弗合著的《数理传播论》和韦纳的《控制论》的发表成为对传播学学者是如此兴奋的事件。”“这些新的电学和数学方法的影响，开放了研究人类传播的一系列重要的新认识。”[2]

    香农的模式中努力表明，它只是为工程应用而设计的一个模式。它的公式也仅限于这个领域，它将那些可能涉及到人在传播中的主观作用的变量以一个常数k来表示，从而使他避开了意义的问题。但也正是这个有效的量化分析和统计方式成为社会学者们对它感兴趣的原因。至少它的信息公式成为了人们对于传播内容价值判定的一个有效的参考手段。尽管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内在的机制。如果我们将客观社会的全部现象分解为无数个等概率的总体的话，这个现实中发生的事件的概率与新闻的价值成正比。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概率的分析来得到对于客观事物的信息价值的判定。粗略来看，这与我们的日常常识或者新闻学的一些常识是统一的。因此，这也引起了传统的新闻学者的极大兴趣。但香农等人自己对于“意义”的回避的实质是一种对于具有社会价值和属性的人在传播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回避。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香农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慎而又慎，固然因为这不是他和他的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果涉及到意义的研究，就进入了社会科学最核心，即思维与意识的研究。这是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敏感而又让人无从下手的问题。

    但对于进行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学者那里，意义以及相关的理解问题是没法回避的。因为，生命体，尤其是人类的传播活动是一种非线性的复杂传播，差别就在于个体生命对于信息的不同诠释上。为什么同样的输入量，对于不同的接受者或者同样的接受者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那个香农的常数K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来讲真的是一个不变的常数的话，那么，炮弹理论注定是成立的。传播学者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与实验的结果以及我们日常的常识相异。这个常数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有哪些？为了突破这个传播学上的关键问题，奥斯古德、施拉姆、纽科姆等人纷纷把目光转向心理学。因为从传播学的奠基时期，一些人就是站在心理学的角度上对于传播进行着研究。如霍夫兰和卢因本来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后来的纽科姆等人，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着传播学这门新兴起的学科的。

    心理学对于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理论。其中一个就是对于符号与信息内容共享性的探讨，如奥斯古德模式对于语言共同体的总结，施拉姆对于“经验范围的共同领域”的重视都使人们注意到了有效传播发生的前提。由于需要将人的因素和意义的因素纳入到传播研究的轨道中来。社会心理学对于认知问题的研究要比传播学早一些，已经出现了一些可以让传播学者借鉴的成果。海德的平衡理论成为了重要的方面。纽科姆的对称理论和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都是它的变形和发展。心理学认知的平衡与不平衡状态对于传播的人作为一个历时性的个体存在对于客观信息接受过程中。

    由于来自于自然科学的影响很容易将传播引入机械论的模式。当这种研究深入到核心的时候，传播学与心理学同样地遇到了“人”的问题。即，个体的思维和意义的问题。当时，脑生理学研究的限制尚无法使心理学进入到更加科学的研究方式中。仍然采用着更多的从现象到推理的经验式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心理学对于差异性的研究使得传播学陷入了窘境，人们对于大众传播的效果产生了怀疑。因此，“有限效果论”在四十年代之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另一方面，“有限效果论”无疑是对于传播研究的否定，它使传播学丧失了自己的意义。

    贝雷尔森的疑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正是因为传播学的研究鉴于意义和思维研究的限制而无法深入，一些传播学研究者开始了从受众的角度进行研究。卡茨作为“现代时期 ”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代表人物，强调社会情况与受众对大众媒介的需求和使用的影响之间的关系，而其他人则更加偏重于个人的心理需求。[3]“这一转向的重要前提是研究者对效果的理解产生了变化，从原来由‘态度改变’的角度理解效果转向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由原来‘以传者为中心’理解效果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由原来重个人的‘心理动力模式’理解效果转向重社会的‘文化规范模式’。”六十年代之后的一些新兴理论都是从这里出发。[4]议程设置、涵化（教养）理论、框架理论等经验主义的成果都源于此种转变而出现在七八十年代。卡茨等人希望能够通过绕过意义和思维的障碍，从接受者那里入手建立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对于媒介本身的研究开始成为主流。由于经验主义传播学更多地偏重于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人们也偏重于对媒介和传播中的效果进行统计学的分析，希望能从这里找到传播中的基本规律。

    然而当经验学派的传播学者们更多地陷入到了实验性的统计学研究的时候，由于基础性理论和公认的方法的缺失，使得那些统计学上的结论总是无法为那些进行定性研究的理论提供证明。因为传播的共时性特点，学者们很难根据实验的数据推断出各种理论之间和理论内部的因果关系。以至于麦道在1985年曾说过的“经过四十年的探索，我们对媒介效果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it depends”。[5]

    另一些学者回到了人文学科的起点，试图通过思辩式的研究先得出一些结论，直接地干预到传播媒介和对现实的指导中来。他们被称之为批判学派。批判学派的理论和现实来源有两点：一是媒介的工业化和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巨大威力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一块基石，而这正是自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的学者们所担心的事情。对于这种残酷的社会发展现实将会对于人类和人本身产生的消极作用的担心成为那些学者们研究的基本动力。二是传统的传播学研究的科学化倾向更加深了这种忧虑，如果传播学者们在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找到了确定性的变量关系，大众传播媒介将会成为改变人性的最有力武器，也就会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终结。因此，批判学派或者说传播研究中的人文主义学派通过对于人类命运的哲学式思考对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它们传播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也引起了六七十年代的几场激烈的争论。

    但这种研究方式的问题在于，第一，在当代，哲学的思考本身已经被“逼入了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的最后领地”，对于传播学这样的受到自然科学强烈影响的学科来说，所能提供的帮助到底能有多少？第二，这种为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所熟悉的研究方式将使传播学重新走回到传统新闻学和文艺学的研究之中，这种研究取向无疑意味着传播学本体研究的衰亡。因为脱离了传播学赖以发端的自然科学信息理论作为量化研究的基础，传播学本身的意义也随之丧失。

    但人文学者们之所以敢于和经验主义学派的传播研究者们叫阵，也是看准了传播研究中缺乏根本性的理论与方法这个致命的弱点。就连象麦奎尔这样的经验主义的大师级人物，到了九十年代之后，也不得不从模式研究转向横向的媒介、文化与社会的研究。[6]

    与此同时，传播学的一些早期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向其它的社会科学领域延展。信息传播对于社会的、组织的、政治经济的影响都成为了其它学科关注的对象。因此，传播学研究开始迅速地向外交叉，出现了与传播学相关的一些新的学科。但这种发展也使得传播学出现了一种稀薄化的倾向。在传播学基础性理论并不完备的情况下，能否统领起这么多的学科成为现今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正是从传播本身向三个方面的跨越。即信息和传播的本体研究，传播与接受效果中受众的心理研究，媒介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用麦奎尔的区分方式便是“结构的”“行为的”和“文化的”这三种不同的传统或途径。[7]我们从这几次的转向中可以发现，大众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广阔，方法越来越多样，但也在这种漂泊的过程中离自己的本体研究越来越远了。这种远离不但无助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构建，也难以使其对传播实践做出明确而有力的指导。 

    未来将向哪里在跨越
如果说传播学进行的是批判学派的文化和社会的思辩性研究的话，这个学科只能成为其它学科的附属品和靶子，这将使传播学必然陷入到一种评论式的研究当中。无数的工作报告式的文章都被将冠以传播学研究的名目，列入到传播研究的名下，使这个学科自然有理由为其它严肃学科所鄙视。背离了传播学研究起始时代的科学精神，必然使传播学陷入到过去人们对于新闻学科“新闻无学”的指责的旧有模式上来。哲学式的思辩研究所能提出的只是“做不做”以及“做什么”的问题，而无法解决传播学真正的目标——“怎样做”。因此，这种研究只能为传播学带来更多的困惑和盲从。

    如果说传播学进行的是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我们应该可以如计算行星轨道一样地通过给定的变量计算出传播的轨迹，或者至少我们可以预测出各种轨道的可能性以及它们概率的高低。但很不幸，我们目前还无法做到。我们既无法象物理学一样地预测出传播的效果，也无法如经济学一样地推导运行中的变量关系。因此，来自于科学性视野中的“前范式阶段”[8]的批评并不是空穴来风。

    但我们在回顾了传播研究的历史之后可以发现，传播学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机会可以将其研究推向更为坚实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这就是与信息理论相结合，将信息理论中的线性研究推广成为非线性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信息本质的探讨和对于相关数理关系的推导对现实中具有意义属性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做以研究。如果我们可以破解香农公式中的常数k的话，传播研究就可以找到量化研究的基本方式。因此对于熵的研究和破解将如牛顿的三大定律对于力的研究一样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从克莱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热熵的原理，到申农和维纳等人对于信息熵的研究，以至于耗散结构理论中对于远离平衡态下的熵的关注，都表达了一种人类通过科学诠释宇宙和生命体的一种方向性尝试，信息的运动规律也必然被包含在宇宙的基本规律当中。热熵与信息熵之间相差的一个负号，在信息理论中西格马符号前面的常数都可能是人类打开探寻意义大门的钥匙。传播学本来可能在这方面承担起重要的职责，但可惜由于传播学者们视之为畏途，而只在关注着实践性的研究和批判，无力担起这样的重任。当然产生这样的结果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年自然科学本身并不能提供清晰的工具，使传播学发生了几次转向和漂移。

        对于意义研究的缺失使得传播的确定性研究陷入了困境。如果我们无法破解人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传播对于个体接受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效果和必然产生的效果便无法得到结论。因此，经验性的传播学研究陷入了困惑。总体而言，这是因为它是以一种确定性的研究作为出发点的。确定性的研究难以概括传播中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的可能对应关系。在社会科学中，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的差异性，使确定性的研究难以取得单一结论。这也是使经验性传播研究陷入僵局的主要因素。

    “传播研究正在通过接受差异，寻求一种方法论上的转变。以前传播研究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传播的功用解决差异，使差异消失；而非通过对话，去更多地领悟，甚至接受差异。”[9]正是由于传播科学不能给予人们过去所预想到的那些确定性的指导，因此，传播学自身转向了对于差异性的关注，这将成为概率式研究的基础，也将成为传播学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基础。这也是亚里斯多德同一律和矛盾律辩证关系的规律所致。这种转变可以被看成了一种从确定性研究向不确定性研究的转变，这与当代自然科学关注的方向相一致。

    当今许多科学的研究转向了不确定性的研究。物理学科中的耗散结构理论正是对于传统的确定性研究的反动。而且我们发现数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当今诸多的学科都在关注着混沌的概念。或者说，这些学科现今所关注的不再是建立一种确立性的变量关系，而是建立一种概率性的变量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应该对于传播学者们有所启示。而且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学科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传播学的前面。

    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香农的价值，因为熵这个概念本身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不确定性的概率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它很有可能是通往意义之门的桥梁。而传播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信息研究最接近的学科。如果我们努力从这个概念的破解入手，我们可以走在其它学科的前列。“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的任务，就是在考虑到人类的社会传播与其他形态传播的共性和共通规律的同时，研究和揭示它的个性和特殊规律。这样一种认识无疑大大开拓了传播学者的视野，并坚定了对传播学之科学意义的信念。”[10]熵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是传播学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而这个概念将是在传播学建立模型中的最重要参数。它也将是使传播学研究走出确定性研究困惑的途径。

    传播学跨学科的研究是这个学科的唯一出路，但关键在于通过何种纽带将其与其它学科相联系。如果我们回到传播学研究的本质上来的话，我们会发现，信息是其主要的特征和本质，那么，对于学科的跨越也将以此为基础。只有通过这个纽带，传播学才可能找到自身的意义，弄清自己的边际，发现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系统关联。否则，只按照人文科学的方式来界定它的学科跨越之路，我们将使传播学本身走向衰落，从而丧失其本体性，丧失作为独立学科的资格。使它走向迷茫。

    幸好，在传播学四处漂泊，疲于奔命了几十年后，回过头再来审视自然科学的成果，我们发现，它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已经能够为当代的传播学找到可供借鉴的新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必须面对在传播学科研究方向上新的跨越，以期找到自身的理论基础。

        当代物理学科对于自组织理论和耗散结构的研究正在打开通往熵的本质探索的大门。在远离平衡态之下，物理学科对于宇宙和生命的探索开始摆脱了传统的经典物理学。格里高津等人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正在使自然科学摆脱机械论的束缚。它意味着概率式的研究将成为研究的主导方向。这正与信息熵的核心属性相吻合。不确定性的研究使得自然科学可以不再拘泥于必然性之中，通过可能性的研究灵活地面对从非生命体到生命体以及各种概念和现象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便可以从容地面对意义与思维这块人文社会科学固有的领地，或者为它的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格里高津等人的耗散结构理论不只是对于传统的无生命的宇宙研究有效，它对于生命体的研究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影响。这在生物学中已经表现出来。

        心理学的研究也正在从脑生理学中吸收营养，而脑生理学与大脑神经细胞的运行机制已经成为一些物理学家关注的领域。脑生理学的发展正在向传统的心理学做出挑战，正在为物质与精神上的沟通搭建一个可能的桥梁。传统的信息理论尽管对意义的问题讳莫如深，但随着拓朴学、搏奕论、模糊数学、离散数学等领域内的深入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必将通过人工智能的研究涉足到意义和思维这个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地。心理学与传播学之间已经共享着许多资源与理论，如果能够深入地相互渗透，必将对于传播学的研究起到关键作用。这些研究在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对人类思维方式进行量化研究和对不确定性研究的尝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与电脑技术相结合，试图通过建立模型的方式来对“意义”这一古老的命题进行推导和论证—对于生命的探索之路必将经过“意义”这块未被撼动的巨石。因而，信息熵与热熵的概念之间看似偶然的关联的内在本质将浮出水面。这必将传播学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建设作出新的构建。“熵定律不仅适用解释无生命界的变化过程，而且也成功地说明了有生命界变化的规律。当年困扰经典热力学专家们的熵定律与生物进化论相矛盾的问题，如今圆满地解决了。”[11]在统计层次上，我们可以结合不稳定性。不再涉及确定性而涉及概然性的自然法则，否决了存在与演化之间历史悠久的二分法。自然法则描述的是一个不规则的、混沌运动的世界，一个更像古代原子论者的图景，而不似规则的牛顿轨道的世界。这种无序构成宏观系统的基础，我们将与第二定律（熵增加定律）相联系的演化描述应用于这些系统。[12]

        “线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把整体仅仅看作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认为甚至我们的意识也受复杂系统非线性动力学所支配这种思想，已成为当代科学和公众兴趣中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之一。如果这个计算神经科学的命题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确就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数学策略，使我们得以处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跨学科问题。”[13]

        于此，我们惊讶地发现，当代自然科学对于思维的研究已经走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前面。在传播学者还在求助于文化学者的时候，自然科学的理论家们已经悄悄向社会科学的大本营挺进了。这又为以自然科学方法自居的传播学凭添了一份尴尬。

        传播学所倾向的社会科学是以符号研究为特征的一种现代思辩的方法。这种研究在本质上来已经反映出一种自然科学研究的倾向。从索绪尔开始，语言学便试图摆脱传统哲学对于语言研究的影响。当代哲学对于符号和结构的研究只不过是把这种方法发扬开来。语言学在上个世纪里也逐渐地脱离了传统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研究，摆脱了哲学方法的影响，而转向了自身的一种可能性的研究上。这种方法反而使得哲学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失落之后向它求助。在话语传播的研究上，传播学是无法脱离语言学的影响的。话语传播的基本理论又可以为大众传播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参照。因而，话语传播与语言学的研究之间的跨越也是传播学不能忽视却被长期忽视了的一个领域。符号成为了哲学与语言学共同的语言，那么，由语言学滥殇的符号研究也将成为联接语言学研究与传播学根本理论研究的纽带，破解熵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揭示意义与思维的另一把钥匙。

        因此，有理由认为，进行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的搭建必须通过与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达到目的。同时，进行符号与信息之间本质关系的研究也将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此种研究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之前，传播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跨越只会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但一旦取得了基础理论上的突破，传播学将会与其它学科产生大量的交叉。到那时，传播学才会真正地如施拉姆所预想的：“在未来100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科学见面的基础。”“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14]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内部，一些学科已经关注到了自然科学界的迅速发展。而且运用了它们的方法在信息以及相关的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入到混沌状态的研究和不确定性的变量的模型建立过程之中。对于蝴蝶效应和自组织化理论的关注正是受到当代物理学研究的强烈影响。经济学领域对于信息传播的关注甚至于已经开始走在了传播研究的前面。商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于交易的影响，信息在宏观经济中和微观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将这种作用运用量变的公式参与到模型的建立中，这些都应该为当代的传播学者们所警醒。这也许是因为熵这个概念尽管没有在经济学中被直接提出，但货币作为一种具有信息属性的可量化研究对象在经济学中一直是作为核心而存在。而如果从本质意义上来看，价格与劳动价值这些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核心变量本身也正是一种熵的社会化计量。因为它们都具有一种天生的主客观之间的概率中间值的属性。借助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早已从模式性的研究走进了模型的建设。这些学科的自然科学的转向，正是缘于自然科学在近几十年之内突飞猛进式的发展。

        传播学这样一个较早地试图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进行沟通的一个学科却在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正说明了这一学科的迷途状态。因此，当代传播学研究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因守着原来的学科，或者是跨学科太多或者太少的问题。关键在于这种学科的跨越是否有助于建立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陷入了对媒介的人文研究和统计学的定量性研究的现存方式对于宏观理论的建立能够有多大的帮助，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还无法考量。

        回到香农，回到信息传播的本质研究中来，架起信息传播与意义之间的桥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结构出传播输入与社会效果之间的理论框架，从而对于传播实践作出革命性的指导。

        回到理论上的量化研究与宏观数理模型的建立上来，同时运用人文科学对于结构研究与符号研究的成果，着手对这个世界的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的符号真实的桥梁进行理论探寻，从而让那些信息与意义在这座桥上可以更加通畅。这才是传播学研究的意义。

        而且传播科学的研究正有资格担当起这样的任务，因为各个相关的学科正在一个通往符号真实的道路上尽力飞奔，它们所带来的成果已经可以让守候在这座桥边的传播研究者们拿到过桥的钥匙。

        回到香农，尽管这对于习惯了浪漫的哲学式或者文学式研究的传播学者们艰难而枯燥，尽管这对于习惯于统计数字研究的传播学者们来说深奥而晦涩，而且需要传播学者们摆脱那些急功近利式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勇敢地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中来，但它会给予传播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会让传播学真正地成为通往破解信息传播对于人类社会影响研究的一把利器。

    回到香农，否则我们可能与时代赋予的机遇擦肩而过。不要等到已经有人乘着船只渡过河流之后，我们还在那里争论着桥的所有者和所在位置，我们还在争论着它会有多少个桥洞与桥礅。如果我们不去对桥梁做出力学上的分析和推导，我们就无法对于桥梁作出精确而优美的设计，我们将永远在科学研究的河流里无助地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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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 P264

    [2] 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 [M] 《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 1984（9） P42

    [3] 殷晓蓉　《美国传播学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关于“使用与满足说”的深层探讨》[J]　郑州：中州学刊　1999（5）P60

    [4] 杜中杰  试论六十年代以来传播主流学派效果研究的转向现代传播 2000（4） P32

    [5] 杜中杰  试论六十年代以来传播主流学派效果研究的转向现代传播 2000（4） P34

    [6] 石义彬 单波 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0（4） P10

    [7] 华荣祥 徐丽萍 大众传播学受众研究的文化途径  [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P107

    [8] 石义彬 单波 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0（4） P10

    [9] 陆晔　潇湘　《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会第49届年会述评》　北京：现代传播　1999（4）P19 

    [10]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一版 P265

    [11] 刘学铭等著 理性的轨迹 [M] 长春出版社 1995年2月  P155

    [12] 格利高津 确定性的终结 [M]  第七章　我们与自然的对话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8年

    [13] 迈因策尔 复杂性中的思维 引言 [M]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年

    [14] 沙莲香等 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迷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 P43

    [参考文献]：

    1．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2．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 [M] 《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 1984年

    3．殷晓蓉　《美国传播学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关于“使用与满足说”的深层探讨》[J]　郑州：中州学刊　1999年

    4．刘学铭等著 理性的轨迹 [M] 长春出版社 1995年

    5．格利高津 确定性的终结 [M]  第七章　我们与自然的对话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8年

    6．迈因策尔 复杂性中的思维 引言 [M]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年

    7．沙莲香等 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迷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

    8．石义彬 单波 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0（4）

    9．陆晔　潇湘　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会第49届年会述评　北京：现代传播　1999（4）

    10．杜中杰  试论六十年代以来传播主流学派效果研究的转向现代传播 2000（4）

    11．华荣祥 徐丽萍 大众传播学受众研究的文化途径  [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