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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ncepts championed by the advocates of aestheticism - the autonomy of art,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life - in modern China. It highlights the merging of aesthetics and the urban culture of consumption in the analysis of Zhang Jingsheng and Zhou Zuoren's works, which we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aestheticism. The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Chinese aesthetes from a consumerist point of view and argues that they actually cleared the intellectual path for the materialization of beauty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art.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commercial tastes arose from their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life they advocated had take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eir hopes. Under capitalism, aesthetics and reification are only outwardly at odds with each other. Ultimately, aesthetic activity could never bring abou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senses hoped for by classic aestheticians. On the contrary,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forms of control of feeling and perception.
一、张竞生、周作人的唯美主义理论与实践
1924年，《晨报副镌》发表了一则启示，宣布"审美学社"在北京大学成立。它的宗旨是"注重'美的人生观'"，"提倡各种'美的生活'"，使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组织的运作"以美为依据"，也就是说使人生艺术化。1虽然这个"审美学社"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组织成立"审美学社"的人就是曾经在法国学习的张竞生博士。张竟生在法国主修卢梭哲学(19121920)，回国后除了大力介绍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之外，以其"性学"轰动于世。2张竞生主张性自由，感性解放，其大胆直率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氛围中颇受世人诟病，被人戏称为"性博士"。不过对于张竞生而言，他的"性学"的理论基础是美学。他相信，审美可以为人类带来解放，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量。因此，艺术化的生活应该普及于世，审美活动应该贯穿于个人生活以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3"审美学社"的成立便是他企图实践自己理想的一种标志。
张竞生于1921到1926年间在北京大学任教，其中讲授的课程充分反映出他这方面思想，即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和政治的审美化、艺术化。4他的讲义后来以《美的人生观》（1925）和《美的社会组织法》（1925）为题成书出版。在《美的人生观》中，张竞生强调"这个美的人生观，所以高于一切人生观的缘故，在能于丑恶的物质生活上，求出一种美妙有趣的作用；又能于疲弱的精神生活中，得到一个刚毅活泼的心思。"因此，在人的服装、饮食、住宿、身体、职业、性等各个方面，都要体现出艺术化和创造性；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审美化："即一切家常日用的物品，以至一举一动之微，都能得到美趣。"由此可见，张竞生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纯艺术中。相反，他把艺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除了音乐、绘画、文学这些传统的艺术门类之外，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均可成为艺术。他说："艺术可分为'人生艺术'与'纯粹艺术'二种。凡一切人类的生活：如各种工作、说话、做事、交媾、打架等等皆是一种艺术。若看人生观是美的，则一切关于人生的事情皆是一种艺术化了。"因此，生活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因而也就是审美快感的源泉："自衣食住至一切的物品器具，以至一切的消遣，皆是艺术化，这样生活何等快乐，何等美丽。"5
现在看来，张竞生的审美趣味是十分西化的，具有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许多特点。比如在服装方面，他所推崇的都是西洋式的。6他崇尚低领的上衣、高跟鞋，主张妇女的健康之美，崇尚自然等等无不带有浓厚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色彩。他关于生活艺术化的理想也与西方的唯美主义如出一辙，与英国唯美主义者所倡导的"为艺术而生活"(lifeforart'ssake)的原则异曲同工。我们知道，佩特和王尔德都是主张生活要具有艺术的质量。特别是王尔德，他自己的生活实践完全履行了佩特关于要使生活瞬间艺术化的思想。他不只一次地说过，生活本身就是艺术，而且是最伟大的艺术。7他1881年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所宣扬的就是这一套生活艺术化的"宗教"，其中包括人体、服装、室内装修、城市环境等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8王尔德把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提升到艺术的高度来对待，使艺术成为人生的最高准则，以此对抗他所鄙视的实用主义和小市民习气。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界对王尔德、佩特、比亚兹莱、道生、阿瑟·西蒙斯等英国唯美主义作家、艺术家都有详细的介绍，唯美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广泛流传并引发了不同流派批评家之间的论争。9当时的批评家如沈性仁、张闻天等人专门对王尔德作过具体的研究与介绍。10中国浪漫主义作家郭沫若、田汉等人对佩特、王尔德有过大量的宣传甚至模仿。11因此，英国唯美主义对张竞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张竞生曾经选用比亚兹莱给王尔德的《莎乐美》所作的插图《月亮中的女人》作为他编的《性史》(1926)第一集的封面。12而月亮中的"女人"就是王尔德的漫画像。张竞生在自己著作中也经常提到王尔德。在一篇介绍浪漫主义的长文中，他对西方浪漫主义备加称赞，并特别提及"'唯美派'的王尔德"与浪漫主义的传承关系。13不过，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把生活艺术化原则更进一步扩展到国家、政府、工商业、婚姻家庭等等社会政治领域，这无疑超出了现代西方的唯美主义者关于个体生活实践的审美化的范围。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审美化通常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现象，直到晚近才被学者所论及。14
张竞生的两部书出版之后得到了周作人的赞扬。周作人是中国最早介绍王尔德的翻译家，15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唯美主义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从1922年起周作人开始在《晨报副镌》上以"自己的园地"为栏目发表一系列文艺短文，鼓吹艺术的独立性。周作人的主张与康德的美学相似，认为文艺应该是没有功利的："艺术是独立的……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16在这里，周作人把艺术奉为最终目的，为人生的最高原则，已经见出唯美主义倾向。1924年以后周作人的唯美主义思想的表现更为突出，为周作人思想转折点。17他在《生活之艺术》（1924）一文中提出"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18诚然，周作人的思想十分驳杂，交织着各种不同的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杂货店"。19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的观点不仅与西方唯美主义有关联，也有着相当浓厚的中国佛老思想的色彩，这一点一些学者已经有所论及。20但是周作人同时也认为，中国古代生活之艺术的传统在现代丧失殆尽，只有日本还保留有"许多唐代的流风余韵，因此了解生活之艺术也更是容易"。因此，要"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21我们知道，历史上诸多思想家都是假借古人的观点推行自己的思想，穿着古人的服装，演出现代的戏剧。22周作人通过发掘中西古代文化资源，使唯美主义合法化，用以对抗中国晚清及五四以来中国启蒙主义的关于发展、进步、理性、实用主义的社会理想，用一种注重当前和瞬间的观点取代现代性的历史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
具体地说，周作人提倡的生活方式就是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命，以艺术家的心态去理解、感受生活。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周作人和张竞生一样，强调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的审美化。他为此写了一系列"美文"，专门谈论"北京的茶食"、"南方的野菜"、"吃茶"、"谈酒"、"草木鱼虫"，并从中见出艺术的情趣。用他的话说，就是"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23由于周作人20年代思想的唯美主义性质，他对张竞生"美的人生观"持肯定、赞扬态度就非偶然了。《美的人生观》出版之后，他在《晨报副刊》（1925年8月7日）上撰写评论，说"张先生的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很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的诗人的天分，使我们读了觉得痛快……"他又说，张竞生的著作"叙说美的生活，看了却觉得很有趣味。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诧，这是何等痛快的事"。24
唯美主义文艺思想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上述所谓艺术的人生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当时朱自清、俞平伯均附和周作人，提倡一种"刹那主义"的生活态度，专注于唯美的瞬间感受，具有浓厚的生活艺术化色彩。25在此之前，蔡元培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主张以美育改造人生，"陶养吾人之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之习惯"。26诗人、美学家宗白华也撰文《新人生观的我见》（1920），阐述"唯美主义的人生观"或"艺术的人生观"，即"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27郭沫若在《生活的艺术化》(1925)中把王尔德"穿着很奇怪的服装，在伦敦街市上游行"的传说称之为生活艺术化外在的形式，但是更强调"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28在30年代，美学家朱光潜也专门论述过"人生的艺术化"（1932）问题，认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29翻译过王尔德的批评论文的林语堂向西方介绍"中国最优越最睿智的哲人们所知道，并且在他们的民间智慧和文学里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和事物观"，其专著的中文译本也取名为《生活的艺术》（19381941）。30
除了上述名家之外，当时还有许多文人知识分子均发表过关于人生艺术化的意见，人数众多，蔚为大观。江绍原在《生活艺术》（1920）一文中"要实现'美的生活'"。31美学家吕澄在《美学浅说》（1923）中设专节讨论"艺术与生活"问题，指出，"那由'美的态度'……所实现的一种生活，现在称他做'美的人生'。"32甘蛰仙在《唯美的人格主义》（1923）和《文学与人生》（1924）两文中提倡"美的人格"、"人生底文学化"与"家庭生活之文学化"。33华林在《美的人生》（1925）一文中除了倡导"人生的美术"之外，还极力推介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34李石岑在《美育之原理》(1925)中则认为审美的结果"大成于美的人生"；美育的目的便是"以达美的人生之路"。35杨哲明在《美的市政》（1927）也声言："要使人们的生活，实行艺术化。"36此外，叶群翻译了法国作家莫洛阿(Andre Maurois)的《艺术的人生》(1930)，其中也谈及"生活的艺术"。37由此可见，在二三十年代，"唯美主义的人生观"在中国具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们每个人的观点不同，关注这一问题也有各种不同的视角；但是总体来看，作为流行一时的社会思潮，艺术的人生观与现代性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唯美主义与现代性的悖论
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话语产生于晚清，在五四时期达到鼎盛时期。38上个世纪末，中国思想家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是由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中国知识分子（如鲁迅，陈独秀，胡适，早期的周作人等）形成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即线性的、发展的和不可重复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使他们得以重新审视历史，以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等等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构成现代的发展主义的历史观。具有浓厚启蒙主义色彩的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本世纪初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39
但是，启蒙主义现代性在中国的兴起也同时孕育了它的反面。如上所述，以周作人为首的唯美主义者极为欣赏佩特对艺术瞬间礼赞，这实际上是倡导注重当前的一种时间观念。周作人和他的学生朱自清和俞平伯把佩特这一思想概括为"刹那主义"，并认为我们能够把握的并非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仅仅是这一转瞬即逝的当前。40显然，这种时间观念背后隐藏的思想具有反理性、反历史的性质。它以艺术的名义发动了对现代性的挑战。因此，虽然从时间上看，审美主义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一面；但是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言，特别是中国唯美主义者对时间、对历史的理解，与现代性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周作人等人在五四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之后的思想转变（19221924），其特点就是对自己先前的现代性思想持否定的态度。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唯美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偏离，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唯美主义者寻求一种感性的、艺术的生存方式，所表达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这一点与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18世纪西方美学的诞生的评价相似："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审美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理性的某种危机，以及一种可能出现的解放或乌托邦思潮。"41在周作人和张竞生的思想中，乌托邦色彩也十分浓厚。周作人早期向往日本新村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42继而转向审美与艺术的乌托邦。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对政府的教育机构、卫生机构和商业机构的设计，以及对新型家庭、婚姻的构想也具有乌托邦的叙事结构。因此，审美主义与现代性可以说是对立统一关系，它既是现代性的副产品，又是它的对立物，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话语实践。马太·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个方面》（［1977］1987）中认为除了涵盖理性、实用、科学、进步等观念的"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之外，还有一种"审美的现代性"，是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反动。其主要内容如非理性、非实用、历史循环、审美感觉等等观念表现出工业文明的危机和人类对它的反抗。43这些观念集中表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文艺思潮中，表现在我们通常称之为现代主义的文艺作品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把这一现象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即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化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它甚至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开始不断攻击资产阶级社会了"。44
西方18世纪美学的兴起表现出这一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美学的兴起意味着肉体的觉醒和感性的崛起。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就是"审美……是身体对理论暴行长时间的无声反抗"。45因此，审美体现了与理性的对立与互补。当然在鲍姆加登的美学理论中，审美还有被理性"殖民化"的危险。46但是到了席勒手上，审美一跃而成为感性生活的主宰，完全扮演了一个解放者的角色。席勒对现代性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分析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一个使个体分裂成碎片的制度，人在其中难以逃脱物化的厄运。他尖锐地指出，理性化过程把社会变成一个机械装置，人被物化为其中的一个的零件："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47在这种情况下，人实际上是其感性自我的对立面。审美就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把人从这一物化的过程中解救出来。审美赋予人以整体性，摆脱一切物质的羁绊。正如哈贝马斯在评价席勒时指出的：艺术不仅"为社会带来和谐"，而且其更伟大的意义在于"整个感受方式"的"彻底革命"。"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是对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因此，在席勒设计的审美乌托邦里，艺术被赋予了一种想像的解放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对席勒而言，生活世界审美化的合理性在于艺术起到一种催化剂、一种交往形式、一种中介的作用，使彼此分离的瞬间重新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美与趣味的社会性就在于艺术可以把那些在现代性中毫无关联的一切--各种无节制的需求、官僚体制化的国家、理性道德的抽象观念与专业化的科学--'带回到共通的、开阔的天空之下'"。48
在中国，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就移植了席勒美学思想。在周作人和张竞生那里，审美的意义也完全在于其救赎的作用。只是他们和西方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等人一样，把审美理论变为审美的生活方式，以一种更为通俗和具体的形式出现。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1991）一书中总结了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主义和唯美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日常生活审美化形式和代表人物，并指出，这一"波希米亚人"传统是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相对立的。费瑟斯通指出，"波希米亚人的代表人物生存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边界之外，并与无产阶级和左派类同"。1848年以后的巴黎艺术家与诗人，19世纪末的佩特和王尔德，以及20世纪初的乔治·莫尔（G.E.Moore）和布鲁姆兹伯里集团（The Bloomsbury Group），都采纳了一种所谓的"生活艺术化的伦理"。49这些艺术家，包括更早一些的英国和法国的浪荡子(dandy)以及波德莱尔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的城市漫游者(Flaneur)，不仅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而且其思想与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与资产阶级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不同的对立文化和"僭越的美学"（transgressive aesthetics）。这种生活的美学甚至到了20世纪中期仍然发挥着影响，比如在福柯晚期的著作中以及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之中。他们把自我转化为一种艺术作品的构想以及生活之艺术的理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后现代伦理学。50
那么从当今后现代社会的角度如何看待与评价这一跨越东西方的审美解放运动呢？首先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当代社会中审美理论的衰落与审美现象在生活实践领域的兴盛。如今，唯美主义已经很难再恢复其乌托邦的性质。在当代，提供一种审美的或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很难具备其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那样的革命性和解放意义。虽然仍然有理论家致力于将审美作为抗拒现代性的方式，并对生活的艺术化作为对社会控制的逃避寄予希望，51但是审美与社会的对立性质已逐渐淡化。对于这种现状，我们的问题是，当年轰轰烈烈的唯美主义运动在与现代性的抗争之中为什么会偃旗息鼓、无疾而终了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代日常生活的充分审美化。唯美主义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倡导和个人实践方面。而在当代，审美化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生活形式。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审美泛化或审美价值的扩散。在《邪恶的透明》（1990）一书中，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性中包含的艺术的解放实际上是"一种悖论"。鲍德里亚指出，艺术"对现实的否定能力"、艺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以及艺术作为比生活更高的价值体系，"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传统的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已经不再清晰。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已经被"内爆"（Implosion）所抹平。鲍德里亚认为，现在"一切事物都趋于审美化"。"世界上所有的工业机构都要求具备一种审美的维度；世界上一切琐屑的事物都在审美化过程中转变"。因此，在当今世界，"当一切都成为审美的时候也就无所谓美丑"。52这就是说，当今艺术的价值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开来，蔓延开去，渗透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广告形象到服装设计，从室内装潢到城市规划，唯美主义者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梦想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而且其形象化、艺术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他们当年的想像。正如当代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威尔什（Wolfgang Welsch）所言，"我们现在无疑正在经历着一个审美繁荣的时期。这一点从个人生活方式到城市规划到经济和理论都体现出来。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方面被审美所覆盖；现实作为整体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审美的构造。"53
一个多世纪以前，诗人、批评家波德莱尔、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马科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还在为化妆品慷慨激昂地辩护,对这种反自然的人体审美化施以艺术家神圣的礼赞。54如今，这不过是建筑家、城市规划者、服装设计师、广告商专业的工作：他们为整个城市美容，为我们周围的现实化妆。可以说他们都是唯美主义者或出色的艺术家。威尔什戏言，现在的审美是什么？不过就是"现实的化妆品"。55今天如果我们要寻找生动活泼的美和艺术，最好的去处也许不是传统的美术馆和大剧院，而是购物中心和街道两旁流光溢彩的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以及电视屏幕上越来越精美的广告形象，对人们审美感觉的冲击力甚至超过了传统艺术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已经丧失了它仅仅作为与艺术相关的特殊学科的品格，而成为理解现实的更为宽泛的中介"。56
当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充分发展使我们得以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19世纪以降的唯美主义运动。同时，如果我们今天重读佩特、王尔德、周作人、张竞生等人有关生活艺术化的论述，也会对当前的审美化的社会现实有一种新的理解。虽然唯美主义者改造生活并使之艺术化的每一项具体要求在形式上几乎均得以实现，但是这些审美形式却失去了某种内涵。这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审美曾经有过的神秘色彩？是其乌托邦性质？还是某种内在的精神存在？李泽厚在谈到美感时一再强调"自然的人化"，强调形式的"意味"与主体的"领悟"。他认为，高级的审美形态在于"悦心悦意"、"悦志悦神"，而非仅仅局限于感官层面的"悦耳悦目"。57而今天的审美现实中发现这样的审美理想又谈何容易。也许这种情况与当年波德莱尔时代艺术的命运相似。在《巴黎的忧郁》中一首著名的诗篇里，波德莱尔慨叹诗人头上的光环（Halo）在巴黎的街道上失落。58于是，诗人的眼光转向了城市本身，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新的审美形式。"游荡者"（Flaneur）这个"唯美主义者"，在城市中穿梭，把巴黎的街道当作摆设艺术品的展台。半个世纪以后，本雅明也以审美的眼光注视日常生活，也一样感叹由于大规模的机械化复制，艺术失去了它特有的韵味(aura)。59由于艺术本身失去了韵味而不能满足艺术家的乌托邦冲动，他们也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然而，唯美主义者寄予厚望的生活艺术化如今是否也经历了当年艺术家失落光环的命运呢？对于鲍德里拉来说，我们面对的世界如同一个美丽然而是"空荡荡的海滩"。60虽然审美充斥一切领域而成为生活的基本形式，但是却是一种机械而毫无精神内涵的形式。审美在生活领域的增殖带来的是审美价值本身的贬值。因此，现代主义时期唯美主义者的审美理想在当代的实现是一种悖论式的实现，即一种自己否定自己的实现。审美已经变质，它无处不在，但是从人类的精神活动领域蜕变为物质现实。不仅如此，下面我们将要看到，审美活动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初作为解放者的革命性功能，进而变成控制人的感性存在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三、审美独立：感性的解放还是对感性的操控？
詹姆逊在论述后现代主义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主要体现在文化方面。在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资本征服了世界之后，进入了人类最后未被殖民的领域--审美与无意识。他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演中指出，"德国的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都认为心灵中美学这一部分以及审美经验是拒绝商品化的……对康德以及以后很多美学家甚至象征主义诗人来说，美、艺术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其不属于任何商业（实际的）和科学（认识论的）领域……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而这一切在后现代主义中都结束了。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61詹姆逊的这一思想吸收了法国60年代法国理论家对资本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文化批判观点。62居伊·德波（Guy Debord）就尖锐地指出，形象充斥世界，它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63当代生活中万物的审美化是源于资本的扩张的性质。而资本与审美结合的现象在现代主义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现代性观念中所包括的专业分工和艺术自律等概念，已经为艺术蜕变为商品准备了前提与条件。在审美理论极度发展成熟的现代主义时期，审美活动本身被逐渐客体化、对象化、规范化，最终在市场的机制的调控之下成为可以用作交换的物品。这一现象在中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为趣味的专业化，审美的物化和感性在审美话语中的规范化等几个方面。
审美与现代性的这种悖论关系，在周作人的著作中也是十分明显的。本文第一节论述了两者的对立关系，即审美作为人生理想，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是建立在社会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周作人所抱怨的，"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实是极端非审美的。因此，"我们于日用必需品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64但是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否带来感性的解放呢？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学话语带来审美的自觉意识。但是，正如福柯在《性史》中认为性话语的大量增殖并非带来性的解放，而是相反，带来的是社会对性的控制。65同理，美学话语的出现、增殖与扩散实际上也伴随着对人的感性的规范化过程。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生活实践使人的感性不断丰富，最终具备了"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66这是从正面看待人的感性的社会化过程，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但是，特定历史时期往往决定了这一过程的具体内容，并不一定导致理想的结果。比如感性的社会化过程可以是礼乐教化，也可以是某个社会阶层生活趣味的培养。由于审美的形成与这样的规范化功能密切相关，所以控制因素可以轻易地进入人的感性和身体领域。所谓"艺术趣味"，必有超越自身的意识形态内涵。周作人是特别强调趣味的，他把自己的小品文称之为"趣味之文"。后来的唯美主义者如朱光潜也继承了他的观点，专门论述人的审美趣味的培养。但是这种趣味是否具有普遍性呢？抑或是某个社会集团，比如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不难看出，周作人在对衣食住行的艺术化过程中，后者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周作人抱怨在北平"终未曾吃到好点心"67之时，中产阶级闲适文人的意识形态就表露无遗了。而艺术趣味的培养，正是灌输这一意识形态的有效方式。
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解放原则。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它所代表的常常是某个社会集团在占有社会文化资本的要求下对自身进行感性塑造的过程。对审美感性进行规范化、结构化是为自己取得主导地位的必要条件。正如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趣味的专业》（1990）一书中分析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唯美主义思想时指出：审美"以赋予某些特权阶级超量的文化资本（皮埃尔·布迪厄的术语）为手段加强并再生产社会控制的结构"。68从主体的构成角度看，审美意识形态与阿尔图塞所论述的宗教意识形态一样，为主体在其管辖范围内提供一个位置。它召唤、驯化、塑造人，使之成为某种主体；最终把某种意识形态内化到主体的感性之中，使这种高度社会化、非个人化的东西成为人对现实的自然、自发的反应。69
因此，唯美主义运动所承诺的人的感性解放隐含着自我否定的因子。实际上唯美主义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已经表现出对感性进行再控制的趋势。这一点周作人本人也并非没有觉察。他在《生活之艺术》一文中对"生活之艺术"这一概念的定义就是很好的说明。他非常奇特地把生活的艺术等同于中国的"礼"。"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词来说，便是所谓礼。"他认为生活的艺术化并非是感性的放任自由，相反，"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传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与分解作用的循环"。70因此，艺术对于周作人来说还有某种技术性的自我塑造的含义。这一点已经充分显示出，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过程中，人的感性有被再控制的可能性。而这正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所阐述的启蒙现代性的悖论在审美领域中的表现。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再控制因素是什么呢？
审美与现代性的矛盾统一关系在张竞生的著作中也有明显表现。张竞生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方式却是工具理性化的。这种目的与手段的矛盾表现在张竞生审美乌托邦的构想之中。实际上，张竞生在生活审美化的实际操作中处处渗透了资本的逻辑。审美的独立是现代生活分化过程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就是各个领域的专门化。在这种专业分化的大趋势下，生活艺术化的理想逐渐演化为审美趣味的专业化的实践。唯美主义者则是始作俑者。乔纳森·弗里德曼称之为"审美职业化的兴起"。71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以美学改造社会与今天商业机构大量运用专业手段进行产品、购物环境的审美包装十分类似。张竞生在谈到"艺术的实业"的时候，特别强调要"能使商业变为艺术的事业。"对商品的制造，"应专从艺术上面用功夫"。张竞生说，将来人们的服装、家用器具、室内装修、建筑要"处处皆有美术性"，"家家皆有了欣赏的乐趣"。因此，制造物品、交易物品，皆要"从美的方面努力"。72不过，这种生活艺术化过程并非是单一走向，其结果还隐含着反向运动，即最终将审美和艺术纳入商业经营的轨道。特别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张竞生已经以美的名义设计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大型购物中心的场所："由公家在每个地方上设立许多宏大美丽的商场"，并使穿着美丽的女性为售货员。73在这样"宏大美丽的商场"里，
所有一切国内与国外的物品，形形色色皆齐全。你要看巴黎最新的女装吗？则请到这边来。你要得到维也纳的家具吗，请到那边去。你不用到全地球去，你仅到这样的商场一来，则世界上所有的衣食住、玩耍等等皆应有尽有极便当地待你取用……而一切普通人由此时时得到新鲜美丽的眼福与物品。74
于是"买客到此如入迷楼，险些不能逃出"。张竞生为之神往，为之热情澎湃的"美的社会组织法"不过如此，如今在大都市里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商业文化和审美的专业化。而张竞生却把这种商业文化当作生活艺术化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做是审美理想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现。他说，"这就是我们美的实业观，也就是我们美的理财法"。75实际上，在这个审美乌托邦中，审美价值仅仅是销售某种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当代的文化批评家把这种不仅销售物品，而且向顾客展示某种生活方式的购物场所称之为"梦幻世界"，76就是指明商业文化具有审美的诱惑性。张竞生只不过是把这种商业行为神秘化，再蒙上一层五光十色的审美面纱。实际上，这种审美专业化的本质不过是资本对审美、艺术、文化的渗透与同化；也就是说，资本在最不可量化的审美领域成功地实施了量化。在此，资本终于以艺术的方式对感性进行了再控制，把个人的审美活动转化为工具化的社会活动形式。古典美学的社会救赎理想到此丧失殆尽，面目全非。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积极的美学传统已经耗尽了能量，这一系统太强大了以至于无法抵抗。"77
因此，唯美主义者所倡导的艺术独立性、生活审美化、人生艺术化等等现代主义观念从根本上说为审美的物化与艺术的商品化扫平了道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实事上，审美的物化后来在30年代的上海都市环境中得以充分的发展。这一点在海派颓废主义文学的都市生活描写中有大量的表现。78李欧梵在《上海摩登》（1999）一书中对具有唯美主义特色的新感觉派小说的分析显示了审美与城市消费文化的融合。79虽然周作人等北方京派作家（包括朱自清、俞平伯）对上海颓废派作家的商业化习气颇有微辞，但是他们不能明白的是，审美物化和艺术商品化正是艺术自律的必然结果。他们反抗现实，却不能理解他们所倡导的人生艺术化理想正逐渐被现实所侵蚀与消解。实际上，审美与物化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只是空洞的抗议。审美活动从来没有，最终也不可能带来古典美学家所期望的心灵的自由和解放，相反，它是人类感性控制的开始。伊格尔顿说，"审美意味着马科斯·霍克海默所说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权力更深地植入被统治者的身体之中，成为政治控制权力得以运作的极为有效的模式"。80而且不幸的是这种控制权已经逐渐落入资本的看不见的手中。因此，审美在今天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性,而唯美主义者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予以重新评价。正如阿多诺在评论欧洲唯美主义者时所说，"奥斯卡·王尔德、加布里尔·邓南遮以及莫里斯·梅特林克都是文化工业的先驱……'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正是它所倡导的反面。"81而马尔库塞则悲观地认为，"如果人们不再能够区分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现在与未来，那么'艺术的终结'就不难想像了。这将是最高文明阶段的纯粹野蛮状态"。82
注释：
1 《晨报副镌》1924年3月2日，第34版。
2 张竞生除了在《美的人生观》（1925）和《美的社会组织法》（1925）中关注性之外，他还收集许多人的性生活自述编辑成书，以《性史》为题由"性育社"1926年出版。
3、5、13、24、72、74、75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张竞生文集》上卷，江中孝编，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35；28、31、7273；400；25、24；230231；231；231232页。
4 李今认为，张竞生把文人的唯美主义普及于社会生活领域。关于张竞生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简要论述，参见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0页。
6 张竞生说，"我主张采用最简便的洋女装"。《张竞生文集》上卷，第40页。
7 "生活本身是首要的也是最伟大的艺术。"Oscar Wild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ed., Vyvyan Holland, London: Collins,1966,p.103.
8 参见奥斯卡·王尔德, Essaysand Lectures, London: Methuen,1909,pp.15971.
9 关于王尔德、佩特等唯美主义者在现代中国的介绍、传播以及影响，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63页；Xiaoyi Zhou,"Oscar Wilde: An Image of Artistic SelfFashioning in Modern China:19091949，"in Hua Mengand Sukehiro Hirakawa, eds., Images of Westerner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Literature,(Amsterdam: Rodopi Press,2000),pp.95113.关于比亚兹莱在中国的影响，见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5557;周小仪：《比尔兹利、海派颓废文学于上海三十年代的消费文化》，《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第98114页。关于王尔德与"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论争，见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陈圣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3页。
10 见沈性仁《王尔德评传》，《小说月报》1921年5月第12卷第5号；张闻天:《王尔德介绍》，《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4月3、4、6、7、8、10、11、13、14、16、17、18日，署名闻天、馥泉。
11 关于郭沫若、田汉等人对王尔德《莎乐美》的介绍和模仿，见夏骏《论王尔德对中国话剧发展的影响》，《戏剧艺术》1988年1期，以及周小仪《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中国启蒙现代性》，《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
12 见叶灵凤《读书随笔》二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7页。
14 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与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374页。
15 周作人所译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现在所知王尔德作品最早的翻译，为文言文，收入《域外小说集》，东京1909年版。
16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
17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18 《周作人散文精编》，钱理群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19 见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
20 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21、23、64、67、70 《周作人散文精编》，钱理群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245、238、243244页。
22 语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25 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7114页。
26 见《蔡元培美育论集》，高叔平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27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唯美主义的人生观》，见上书，第24页。关于宗白华"艺术的人生观"的详细论述，见聂振斌《宗白华--"艺术的人生观"》，《美学的双峰--朱光潜、宗白华与中国现代美学》，叶朗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404页。
28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29 《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关于朱光潜"人生的艺术化"思想的详细论述，见王旭晓《"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与他的人格理想》，李范:《朱光潜美育思想的核心--"人生的艺术化"》，见《美学的双峰--朱光潜、宗白华与中国现代美学》，叶朗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240、241256页。
30 林语堂（LinYutang）的著作最早以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为名,由John Day和Reynal and Hitchcock出版社于1937在纽约出版，参见《西风》22期6月号，第325页。此书1938年又在英国再版Yutang Lin，The Importance of Living，London: William Heinemann,1938.中文译本《生活的艺术》,黄嘉德译，连载于《西风》22期6月号至55期3月号（1938年6月1941年3月）。此译文的单行本1941年由西风社出版。另外的译本有《生活的艺术》，越裔译，世界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林语堂翻译的王尔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以《艺术的批评家》为名分别载于《语丝》1928年34月4卷13期和18期；《北新》19291930年3卷18、22、23期。
31 江绍原:《生活艺术》，《东方杂志》1920年8月第17卷第15期。
32 吕澄:《美学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748页。
33 见《晨报副镌》，1923年5月4日第1版，1924年12月27日第1版，1924年12月28日第1版。
34 见《文学旬刊》，1925年6月7日，第4445页。
35 李石岑等:《美育之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3页。
36 转引自姚全兴:《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页。本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有多处论及人生艺术化问题，包括本文没有涉及的文章与书籍，如唐隽《艺术独立性和艺术人生论的批判》，见《美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周谷城《生活系统》，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徐仲年《美化人生》，见《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参见《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第1621，117，259262，354页。
37 此版本为节译,载《西风》1930年4、5月号44、45期第146150、258261页。
38 有关现代性概念的复杂讨论，在此无法详述。可参见Modernity: Critical Concepts, 4 vols., ed.， Malcolm Walters, London and New Yrok: Roultledge,1999.这里仅仅采用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即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其中包括科学、民主、发展、进步、合理化、工具理性、专业化、实用主义等等内容。关于现代性与审美的关系，本文采纳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把席勒的美学作为现代性的批判以及伊格尔顿在《审美的意识形态》中关于美学的兴起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叛的观点。关于艺术自律与现代性专业分化的联系，在此也不作详细的讨论。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述，参见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35、208305页；《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42189页；以及Liu Kang， 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 Marxism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pp.135.
39 关于中国科学主义观念的发展演变，见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305页。关于现代性与现代时间观念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5150页；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p.59.
40 参见周小仪《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中国启蒙现代性》，《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
41、45、46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0,pp.60，13，15.
43 SeeMateiCalinescu,FiveFacesofModernity,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87,pp.310.
44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2页。
47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英译本参见Friedrich Schiller，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tran., Reginald Snell,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83,p.40.
48 Ju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pp.45,50.
49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1,pp.78,67.
50 Richard Shusterman, Pragmatic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Oxford: Blackwell,1992,pp.236261.
51 如福柯对浪荡子的赞赏。M.Foucault,The Foucault Reader, P. Rabinow,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6, pp.4142.另外在《性史》的第二卷在自我的转化技术中也显示出审美的重要性。与此相对照，其他理论家提出的非审美的反现代性方案更有影响力。比如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以欲望作为现代社会控制的逃避路线的理论就更具号召力。这种超越审美的深层欲望及其表现形式游牧性、根茎思维、精神分裂构成了对现代性更为有力的批判。
52 Jean 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tran.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1993,pp.9,14,16,9.
53 Wolfgang Welsch, Undoing Aesthetics, tran. Andrew Inkpi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7,p.1.
54 See Charles Baudelaire,"In Praise of Cosmetics" (1863),in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and Other Essays, tran. anded., Jona than Mayn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64, pp. 3134; Arthur Symons,"Silhouette"(1892), in Poetry and Prose, ed., R. V. Holdsworth, Cheadle: Fyfield Books, 1974, pp. 3132; and Max Beerbohm,"A Defence of Cosmetics"(1894),in The Yellow Book: A Selection, ed.,Norman Denny, London: Bodley Head,1949,pp.13754.
55 Wolfgang Welsch, Undoing Aesthetics, tran. Andrew Inkpi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 3.
56 Undoing Aesthetics, p.ix.
57 见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0144页。
58 "...my halo slipped off my head and fell in to the mire of the macadam."Charles Baudelaire，"Loss of a Halo",Paris Spleen, tran.， Louise Varès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1970,p.94.
59 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inthe Age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 Harry Zohn, 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pp.22324.
60 鲍德里亚:《公元2000年已经来临》，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与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61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162页。
62 For details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s, see M.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in Postwar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63 Guy Debord,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 Donald NichosonSmith,New York: Zone Books,1995,p.24.
65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Knowledg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tran., Robert Hurl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90,pp.4849.
6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68、71 Jonathan Freedman, Professions of Taste: Henry James,British Aestheticism, and Commodity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xxvii,xii.
69 Louis 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1969),in Raman Selden,ed.,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AReader,London: Longman,1988,pp.46162.
73 张竞生后来在上海开设"美的书店"果然按照自己的设想用美丽的年轻女子做服务员。见杨群《张竞生传》，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76 See Rosalind H. Williams, Dream Worlds: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p.58106.
77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0,p.369.
78 参见周小仪《比尔兹利、海派颓废文学于上海三十年代的消费文化》，《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
79 LeoOufanLee,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57266.
80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p.28.
81 T.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tran., Gretel Adornoand Rolf Tiedemann, London: Routledgeand Kegan Paul,1984,p.339.
82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 Beacon Press,1972,p.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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