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多年来受到批评，认为是贬低劳动者的重要性。不过换个角度看，这句话也就是表述了一个极为平常的真理：头脑应该支配手脚，灵魂应该摆布肉体，思想应该制约蛮力，文治应该盖过武功。无论是对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历来都如此，否则它就会是病态的、短命的。“力”治于“心”，是人类最古老的智慧成就，是金科玉律。

不过这种传统的“心”“力”之别，到今天却变得有些模糊了。首要的原因在于，今天是一个“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那曾经是“劳心者”代表的科学家们，现在都成了最强壮的“劳力者”――大家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界限表面上的消失，已经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力治”主义抬头，乐观主义盛行。由于心力合一，许多人就会认为“力即是心”， “心治力”的古老法则已经过时，有力即是有心，力之所至，心在其中。许多人因此说科学就是文化，科学本身就有精神力量，我们只须遵循科技发展的逻辑、顺从科技发展的潮流，就万事大吉，“无往而不胜”。第二，虚无主义抬头，悲观主义盛行。由于心力合一，有些人就会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有力无心”的时代，除了无穷的欲望和科技力量无穷的增长之外，人类看不到意义，因而也就看不到多少得救的希望。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根源。

事实上也还有第三种可能。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力量型”知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一夜之间成了力量的化身。毋宁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智力”劳动者，他们传承道德，弘扬理性，守护良知，培育精神生活，创造价值世界，阐发那种“无用”的知识。他们在这个时代或被曲解，或被淹没，但他们的确默默的存在着。他们的存在就表明那种古老的心力之别依然存在，因此，即使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仍然必须重温那个“力治于心”的金科玉律。

就其本来的意义而言，这种无法“力量化”的知识当然就是人文知识。可是我们的时代已经在体制上造就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裂，因而也就给人们造成了一个人文与科学相对立的错误印象。你想重温那个金科玉律，那你就一定是想抬高人文，打压科学，想以人文主义来取代科学主义等等。我觉得，在这些说法里丝毫没有对问题的洞察，只是贴了几个方便的标签，而贴标签在技术工种里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江天骥教授在《哲学研究》1996年第11期写过一篇“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指出这两种西方思潮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事实上，作为人文精神的捍卫者，我也可能既反科学主义又反人本主义。

问题在于，人文知识是否只限于我们今天狭义理解的人文学科（比如文史哲），在自然科学中是否保有向人文知识还原和回归的可能性。我的看法是肯定的。我把自己这些年的工作总结成“让科学回归人文”。用“回归”两字，意思是说，科学本来就是人文的一部分，西方的人文是西方自然科学得以发展的前提，是其真正的力量源泉。反过来，如果没有这种根本上的同源性，让它们沟通、融合也是徒劳的。今天人们更多的看到了科学与人文的区别，而没有看到它们的同根同源，特别是，没有看到，科学的真正力量来自其特有的人文精神：理性精神。

然而，今天的科学所禀承的理性精神，不是希腊人的那种以“自由”为唯一宗旨的健全理性，而是以“效用”为唯一标的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无限的理性，但却又是片面的理性，因为它放弃了理性的“内在目的”这个维度，是一种无目的的无限扩张的理性。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因而就丧失了其“人文”的本性。今天我们要让科学回归人性，首先就要让科学成为“自由的科学”，就要恢复其“自由的科学”的形象。

我的工作不过是不断的向人们展示平常科学之中不起眼处的人文精神即自由精神。文以载道，技亦有道。科学家并不都是工程师，工程师并不都是机器人。我所认识的许多中国科学家其实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研究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机械地知识产出活动，而更像是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真正令人激动不已的不是获得诸多殊荣的研究成果，而是无人知晓、无法预知的研究过程。在谈到当前研究生的教育问题时，北大许智宏校长不无忧虑的问道：“现在有多少学生能享受到科学界不断追寻和探索、从快乐到苦恼再到快乐的循环式生活呢？有多少学生能体味到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快乐呢？”[1]这一发问其实就是在对科学研究做一种生动的人文阐释。

迄今为止，我所谈到的“人文”还只是西方的人文，没有谈到中国的人文。我的思路还是用西方的人文来拯救西方的科学，特别是，用希腊开端处的健全理性来制约已一再跌落的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但是，许多中国读者也许对用中国人文来拯救西方的科学更感兴趣。经常有人说，唯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西方的危机、给人类以光明的前途，但是，真到了中国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了吗？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危机”需要区别。第一种是文化发展的危机，是一种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出现了危机，这种文化该如何应对的问题；第二种是民族的生存危机，指归属于某种文化的一个或多个民族在生存竞争的过程中出现了生存危机，这种危机如果不克服将会亡国灭种。我认为，现代西方的危机、科技的危机属于前者，而近代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属于后者。我国现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大体可以分别看做是这两种危机的解救之道。

文化危机的克服通常主要靠激活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治疗机制来解决，其他文化只可能起辅助作用，而且这种辅助作用也只能通过对母文化的创造性阐释发挥出来。伟大的文化之间根本上是不可相互还原的，因此要么并存、要么替代。

以西方人文和中国人文为例。西方的理想人性是“自由”，因此，他们崇尚“科学理性”，因为理性科学正好可以实现这种理想人性。中国的理想人性是什么？在儒家看来可能就是“仁”吧！如何实现“仁”？“克已复礼为仁”！所以“礼”可能是最适合这种人文理想的人文形式。中国人如何讲“礼”，西方人又是如何讲“科学”的？我觉得可以用“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分别概述。孔子在解释为什么父母去世后子女要守孝三年时，并没有论证这个“三”的规定性从何而来，而是引导你回忆父母养育儿女时的艰辛，让你从情感上根本上打消对这个规定的疑惑。中国的礼讲“子为父隐”，因为父子之情已经是最基本的人情了，如果大义灭亲，那就会动摇最基本的人性――“仁”，所以子为父隐也讲得通。希腊人讲“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那是把“自由”和“理性”放在首位，自然也顺理成章。

我们无法简单地判别这两种人文之间敦优敦劣，因为我们没有更高的判别标准。但是若说到解决现代科技所带来的问题，至少西方人文更加切题、更能号准脉博，因为毕竟现代科技是西方人文之树上结出的果实。“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经常看到，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批评现代科技，总像是隔靴搔痒，找不到要害。

说到解决生存危机，中国传统文化就完全处于劣势了：它不仅不可能在克服西方科技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发挥辅导作用还是可能的），而且首先面临着是否被科技文明所克服的问题。因为近代中国在救亡图强、克服生存危机的过程中，实际上被迫不断地引入西方文化，由技术而科学，由科学而体制，由体制而精神，一言以敝之，由“用”到“体”，以致我们今天几乎达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地步。这里的西学，基本上是西方现代的科技文明体系。传统文化成为“用”，或开发为旅游资源（如西藏文化），或做为一种习惯势力加以市场利用（如新儒家）。

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科技”成为“体”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忧虑：第一，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技术理性”本身的缺陷；第二，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流于“用”，有逐渐由活文化变成死文化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维系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这两面能否看成一回事？许多人性子急，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合成了一个问题，即通过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阐释，重新塑造“中体”，以克服“技术理性”这个“科（技为）体”。

这确实是一条十分恢宏的思路，但我目前还没有能力判定它是否可行。对中国而言，它确实是一条十分诱人的思路；但对整个世界而言，目前来看，远不能说是最重要的思路。根本的一条在于，西方世界远没有走到它的穷途末路。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技术理性的克服首先还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发展出以“中学为体”克服技术理性的有生命力的理论范式。当然，像一切已经或正在死亡着的（非西方的或西方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能够对技术理性的克服起一些牵制和参考作用，但要断言发挥主要作用，可能还为时尚早。

这本小册子是《现代化之忧思》之后的又一本文章结集，表达了一些也许更乐观、更有建设性的新思路。欢迎读者继续提出批评。任争健女士为此书的出版费力不少，就此一并谢过。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