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学权力决定于文学作为符号资本在表征领域里所占据的比重，而文学观念是文学权力的一种突出表现。由此出发，作者讨论了口传时代的文学权力。本文认为，借助于智慧的观念的传布，口传诗人以神的代言人的身份控制了人们的知觉和感觉。因此，在早期社会，文学权力是一种克理斯玛权力，并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文学权力口传诗人智慧克理斯玛权力

        作者简介：朱国华，男，64年生，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东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一

        如果说，文学权力是一种话语权力、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1]如果说，文学话语可以凭籍它所具有的文化能力、文化习性和文化产品的稀缺性，控制、支配或影响话语场，从而使自身构成符号资本的一部分；[2]那么，我们只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指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学权力的性质、范围、大小等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那么，影响文学权力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不能首先考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宗教权力、教育权力等权力，这并不是说它们对文学毫无影响，事实上，文学权力本身就可能是上述种种权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某种投影，或者就是上述权力在表征领域的策略延伸乃至突围表演，而且，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文学权力与上述权力唇齿相依，不可相互取代；但至少就其现实性而言，上述诸权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权力在社会世界中的地位和性质。它们可以让文学穿上五花八门的服装，但却不能调整文学在话语场上音量的大小。这是因为，上述诸权力对文学权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渗透或规定上，它可能强化了文学权力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固有的强度和水平，但这种影响如果说必须为文学权力被迫走向边缘而负责，那么，我们仍然没有越过这一现象的直观性来进行有效的反思。我们可以在以后的专文中探讨文学权力如何在承受上述诸权力的巨大压力时被迫选择的种种表意策略，甚至可能会讨论如何在这些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挤压下退回到自身的自指系统，但我们必须预先指出，上述诸权力只不过是对于文学权力死缓宣判书的执行人而已，那么，谁是文学权力的合法审判者呢？

        从权力总是基于资本的占有这一基本社会学常识出发，我们认为，文学权力决定于文学文本作为符号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中——特别是表征领域里——所占的比重。换句话说，政治权力等诸权力总是寻找最能彰显自己利益的话语形式来为自己服务，因此，要探讨文学权力，必须要结合人类历史上传播媒介手段的演变、结合其他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叙事话语形式如口传话语、报纸话语以及影视话语等等的兴衰来加以考察。这就是说，文学曾经由于它在表征领域的特殊地位，由于其文化资本的稀缺性，由于这些方面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从前文字时代到前大众媒介时代——被建构成一种文学权力；但是，当其他的叙事话语形式（我们这里主要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例如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基于另一种符号资源，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满足权力得以实现的功能时，文学权力必然要呈现出全面萎缩的征兆。但如何对此进行论证呢？我们可以假定一定的文学观念是一定历史语境中文学权力的某种显现。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权力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文学观念是权力意志的赤裸裸的表达，而只是强调一种内在的意义结构的同源性。显然，我们这里部分接受了戈尔德曼的观点：“集体思想和个人重要的文学、哲学、神学等创作之间的关系，不在于内容的一致，而是在于一种更为深刻的一致，即结构的同源性。”[3]我们所提到的文学观念，从概念涵义上来看，既指作为能指符号总体的文学文本中所指涉的主流信念，也指社会行动者特别是文学社会（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文学接受者，包括出版社、报刊杂志、大学教授以及教材、文学家协会等等在内的文学体制所组成的总和）对于文学的基本看法，尤其是对于其功能的一般认识；从其所指涉的语境上来看，首先是指从主流文学家和主流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文本中提取出来的普遍观念，[4]因为唯有主流信念，才能以其特有的形态来表征时代的集体无意识。[5]文学观念固然无疑是交织着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力的某种程度的映射图像，但另一方面，从符号权力的逻辑看，主要是从文学家对于社会所持的基本态度、倾向和立场——比如是认同现实，还是拒斥社会，或者是对主流话语保持距离——来看，又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权力意志的曲折表达。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权力总是伴随着其他形式的话语系统的兴衰、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变迁而发生历史性演变的，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媒介技术的进步来理解文学权力的失落。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作为文学载体的口头语言和文字、书籍在人类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时段里，曾经在传播学意义上起过支配性的作用，文学由此得以垄断表征领域，成为最重要的叙事手段。此一阶段是文学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确认的时候。文学家与统治者具有一种同谋关系：一方面，统治者迫使文学成为自己的符号工具，迫使文学负载着与她的自由本性相对立、相异在的使命；另一方面，得到体制认同的文学家们跻身于社会上层，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符号权力。[6]与此同时，他们自觉地将主流文学的叙事，表现为肯定现实的倾向。但是，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升级所造成的技术可能性，出现了报纸，此后，在现代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广播、电影、电视等新的媒介也逐渐登陆历史舞台，并迅速取得话语场的领导地位。伴随着可能的文学受众的注意力逐渐迁移到上述大众媒介那里，文学逐渐由稀有其匹变成稀松平常、文学权力逐渐由举足轻重变成无足轻重。这样，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空前的蚕食和挤压，并被迫走向边缘。文学为了强化自己的独特性，调整了自己的叙事策略。就其仍然追求稀缺性并在后来得到体制认可的所谓纯文学而言，它使自己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对大众而言，都变成了不可读的、不可解的甚至不再美的艺术。反映在文学观念里，就出现了追求艺术自主性，反对屈从于社会的、道德的或宗教的等所有其它功利价值的种种主义和思潮，文学的写作变成了为小圈子而创作的精英写作。与此同时，文学把传统的文学写作贬之为载道文学，把谋求读者大众认可的文学写作斥之为商业文学或通俗文学，通过对文学场所强加的这种区分，把它们合法地排斥在文学的神圣殿堂之外；另一方面，文学家与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形式上，也变成了对立关系。这样，从权力的观点看，文学尽管仍然拥有某种程度的符号权力，但作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他者，作为一种反话语，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屠龙之技，基本上失去实际效用。作为虽生犹死的活文物，文学尽管仍然以诸如文学教育、诺贝尔文学奖等种种形式被现存体制所继续认可，但这只不过是其文化惯性力量的滞后效应，最终改变不了其气数已尽的历史宿命。但要使上述思路显得言之成理，我们还需要作具体的论证。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讨论口传时代的文学权力。

        二

        在早期社会，在文字发明之前，文学权力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话语实践，而且是一种被合法承认的现实权力。在传播学上，一般把人类通过运用口头语言进行信息传播的这一最原始的阶段称之为第一次媒介形态大变化时期：“口头语言给人类提供了一种将他们收集到的知识、经验和信仰——或者说，他们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的方式。”[7]正是通过口头语言，原始社会的现实才能被构建、维持和变换。但是，正如菲德勒所指出的那样，口口相传在穿越时空时是不稳定和不可靠的：“当故事从一个族群传递到另一个族群或是代代相传时，他们势必丢失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意思和来龙去脉，最终变得不可理解或成了隐喻。”[8]这样，为了挽救集体记忆，许多叙事采取了诗的形式。闻一多先生说：“说话时期当早于创造文字若干万年，既能说话，必会唱歌。话既成为整个意志的代表，人们必须记它或诵它，这就是诗，并且为了便于记忆，故诗必有韵，但与后世用韵带有音乐性者不同。同时必须有整齐句法，还要有连环句法，……又须有系属之特点，即在文章中分别子目而加详释，也是为了便于记忆。再又有排比句法，不但字句整齐，连句的结构也是一致，作用都是一样。”[9]早期社会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存在方式是与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与诗密不可分的：“各原始民族用英雄诗律来说话，这也是自然本性的必然结果。这里我们也应赞赏天意安排，在共同的书写文字还未发明以前，就安排好各族人民用诗律来说话，使他们的记忆借音步和节奏的帮助能较容易地把他们的家族和城市的历史保存下来。”[10]可以说，从形式上来说，文学，主要是诗，构成了口传时代的元叙事。[11]因此，在早期社会，口传诗人的这一角色身份决定了他们不仅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传统智慧和部族历史的保存者和传播者，[12]他们常常在一些诸如庆典、集会、祭神仪式等公共场合上吟唱和演奏，他们负责定义世间万物，诊断社会万象的各种症候，并且预言人类的未来，因此，理所当然，“诗人是公共舆论和公共判断的创造者。”[13]

        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足够的资格可以充当口传诗人。这至少需要具备三方面的符号资本。首先，口传文学是转瞬即逝的，其发表的唯一途径就是当众吟诵表演。这就需要良好的记忆力。由于盲人往往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因此，盲人每每成为一个族群或部落的主要叙事者。维柯说：“荷马自己曾称在贵人筵席上歌唱的诗人们为盲人，例如在阿尔岂努斯招待攸里赛斯的筵席上歌唱的以及在求婚者欢宴中歌唱的都是盲人。”[14]中国古代负责掌管文化的乐师如师旷，[15]以及后世凭自己的记忆谋生的口头文学家如说书人、瞽妓等，均为盲目者。其次，诗人还必须拥有一些专门的技艺，包括复杂的诗歌和音乐的韵律，部族的习俗和律法，并且熟谙神话和历史。[16]早期社会的诗人被要求做一个文化上的通人。即以中国上古社会承担类似叙事任务的巫觋为例，他们必须：“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17]他们实际上就是古代社会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最后，口传文学尽管常常借助于程式化的表达，但却总是即兴创作的，这就要求诗人具有普通人所无法拥有的灵感。因而，口传诗人被认为拥有某种神奇的魔力，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并窥见上天的秘密。这种信念在柏拉图的诗人“迷狂说”里，有着非常清楚的表达。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指出：“诗人被特别的认为是智慧的发现者、保存着和传播者。这是因为，与普通的尘世中人不同，他们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感知天赋而掌握了智慧，这种感知天赋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天赋而专门授予他们的。”[18]

        三

        借助于上述符号资本，他们就可以控制甚至垄断话语场，因此，不难想象，口头文学家所享有的符号权力在初民社会是不可匹敌的，[19]而他们所陈说的话语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不容质疑的永恒真理。本雅明写道：“很少有人意识到，听故事的人对于讲故事的人的那种不加判断，听什么信什么的关系，其决定因素在于他全神贯注于把所听来的东西记在心里。”[20]当初民们把故事牢牢记住的时候，他们也就在无意识之中接受了包含在其中的智慧。[21]智慧，就是口传文学的最基本的文学观念。那么，这些智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在研究了十八世纪之前还不被人知晓的古代欧洲诸民族的口传文学之后，得出结论，作为西方早期社会的口传文学的中心概念智慧，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强调一种秩序：“那么，古代的智慧概念就是早期人文科学的自然宗教。无论其形式是多么离奇，那些神话和故事总是预设了秩序和合理性的观念。”[22]这种秩序的合法性来源于何处呢？先让我们看看，古代口传文学在内容上的一般特征。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口传文学基本上已经失传了，像后世记载在文献中的女娲抟土造人、精卫填海或者夸父追日这样少数孑遗者只是鲁殿灵光，至于巫觋的作品虽然在《诗经》中颂的部分还保存有一鳞半爪，但绝大部分无疑已散佚不存了。但我们不妨说，窥一斑或可知全豹。这些叙事都是处理一个神的世界。放眼世界古代诸主要民族的口传文学，特别是史诗，例如荷马史诗、黎俱吠陀或《旧约·希伯莱诗篇》，这一特点，即叙述神的故事与展现神的观念，更为突出。所以，我们不妨推论，口传诗人所宣示的智慧，原本是借助于神的权威，向初民社会强加以信念秩序的一种符号策略。我们不可忽视这些智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意义，以及在整合社会时的功能意义，但在本文中，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诗人在传播智慧时的特权身份：因为诗人秉有神奇的天赋和魔力，他们就可以以巫觋、先知或预言者的身份成为一个部族的精神领袖，成为神的代言人，成为天（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借助于他们所传布的智慧，他们不仅仅在社会世界里灌输了一个社会所必需的种种经验和忠告，而且还控制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并以此建构起一个能够最大限度突现自己符号利益的精神秩序。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指出了合法统治的三种纯粹的类型。即克理斯玛性质的统治，传统性质的统治和合理性质的统治。我们认为，这三种统治类型恰好和前文字时代、前大众媒介时代以及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学权力的性质相互对应。所谓克理斯玛型的统治，即是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的一种统治。[23]由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前文字时代诗人的符号权力实际上就是神的代言人的权力，因而从性质上来说，文学权力可以说是一种克理斯玛权力。在前文字社会阶段，口传诗人利用神赋的超人能力与统治者结成了一种现实上的同谋关系：一方面，统治者需要诗人为他们的权力、地位和历史提供合法化辩护。这在残存在文献中的诗篇中可以得到证明：“保存在书写中的最早的诗是为庇护人（保护神）、国王、首领和宗教领袖所创作的诗，创作要投合他们的口味，并以传统的方式来锤炼。”[24]中国《诗经》中的“颂”的部分也是很明显的例证。另一方面，诗人也需要与统治者分享权力，并得到实际上的好处。正像一位西方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两者具有一种互换或互惠的关系：诗人向庇护人献上赞美诗，另一方面，庇护人也回敬以赏赐品给诗人。”[25]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一位口传诗人的诗句中表现得非常露骨：“君无臣兮，无言可听；臣无君兮，无诗堪吟。”[26]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在中国口传诗人由巫觋充当的情形下，他们两者是合二而一的。张光直先生说：“从商人占卜的频繁和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在商人的观念中是有先知的；他们知道生人计划中要作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生人对神鬼的这种智慧是力求获得的。进一步的自然推论是掌握有这种智慧的人便有真正的权力。因此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结合的。”[27]换言之，对于智慧——即祖先经验、宇宙知识和语言能力，甚至通神术等等的总和——的拥有，乃是统治者使自己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认同的关键条件之一。

        最后，还有必要强调我们开始所指出的事实，即与后代文学家所拥有的文学权力有异，口传诗人（当然包括巫觋）所拥有的克理斯玛文学权力并不仅仅是符号意义上的，不仅仅只是话语实践的一种能力，而且还具有操作意义上的实践性。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初民们相信：“我们语言的天赋是个神奇的天赋，由于它能导致或引起某种行为奇迹的发生，我们便假定，要是我们知道适当的词语，我们便能产生或影响几乎任何事情。”[28]因此，当口传诗人在特定的公共场合例如祭神歌舞或宫廷饮宴时进行诅咒或歌颂某人某事时，人们普遍相信，语言的魔力会施加到其指涉的对象上去，最终迫使其发生蜕变。在《早期社会中诗人的角色》一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29]作为口传诗人言说中心的智慧，并不是如同后代人所理解的某种沉思默想，其意义出场实际上总伴随着明显的干预性：“智慧必定不会被隐藏在某个角落，它是说服人、争取人的。智慧必须激发人们行动，并进入到生活的闹市街角中去。”[30]口传诗人的话语实践不需要任何策略中介，就可以直接实现自身的权力意志。随着文字书籍时代的到来，文学权力的合法性不再是来源于神的授予，而是传统的权威。文学权力不再有实践意义，变成了一种符号权力；而大众媒介时代的来临，则彻底摧毁了文学垄断表征领域的话语霸权，文学只好打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退缩到文学自身了，而文学权力伴随着文学丧失表征社会世界的宏大叙事的雄心，开始踏上通向黄泉的不归路。但这已经是下一篇论文讨论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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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作者认为，文学权力是一种与学术权力、艺术权力或哲学权力等处于同一水平序列的文化权力。从文学文本自身的角度来看，文学文本通过赋予叙事以意义的方式而显现为话语权力，但作为能指的文学的文学性又包含了颠覆话语权力的可能性；从文学在社会世界所处的位置来看，文学由于拥有一定的符号资源——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产品即文化资本——而享有符号权力；最后，从文学的符号资本实现的方式即对于表征领域的控制而言，文学权力表现为意识形态或符号权力。关于以上观点，作者已另有专文详及。

        [2]符号资本是布迪厄的一个基本概念，指得到合法化的或者说被认同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

        [3]吕西安·戈尔德曼著，吴岳添译，《论小说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14页。

        [4]从时间维度上来说，我们说的主流信念包括在原初语境中被经典化和在后继语境中被经典化的信念这两种情形。

        [5]至于非主流文学观念，情况则比较复杂。至少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没一时代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也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因此，许多次要的非主流的文学作品也表现为对主流观念的认同；另一方面，正如巴赫金所强调的，非主流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又通过狂欢节等审美形式，包含了颠覆官方话语的可能性。

        [6]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叙事形式。比如哲学的叙事，宗教的叙事，道德信条的叙事等等，但在表达与知、意并列的情的叙事上，在追求与真、善并列的美的叙事上，文学的叙事是不可替代的。

        [7]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49页。

        [8]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51页。

        [9]邓临川述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重庆，1984年版，第10、11页。

        [10]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7年版，第432页。维柯甚至用诗来解释古代社会的文明起源：“世界在它的幼年时代是由一些诗性的或能诗的民族所组成的，因为诗不过就是摹仿。”同上书，第105页。

        [11]当然，与后现代主义者们指涉形而上学或超验主体的意义不同，本文借用元叙事一词，主要是描述前现代社会诸种话语浑沌不分时诗具有统摄性意义的那种状态。

        [12]闻一多说：“古代的诗的功用，相当于后世的韵语歌诀，它是由一段生活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精粹语言，可称它为格言或谚语。为了便于记忆，才创造了上述句法，这就是诗的起源。那些格言的作者，就被人称作圣人。”邓临川述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重庆，1984年版，第11页。

        [13]Morton W．Bl oomfield and Charles W．Dunn，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Cambridge：D．S．Brewer，1989),第7页。

        [14]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7年版，第440页。

        [15]师旷有一段话是谈社会各阶层的职责的：“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春秋三传》，下册，中国书店，北京，1994年版，第102页。）瞽的责任为赋诗，亦可为证。

        [16]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写道：一位口传诗人为自己的造诣感到自豪，因为他“借助于超越常人的旅行而获得了宇宙知识；他懂得与世界的统治者们联系在一起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以及，他在公开场合迎送的诗中颂扬了一些人的美名，并得到了他们的优厚酬报。”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96页。

        [17]《国语·楚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8年版，第559页。

        [18]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111页。

        [19]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认为：“我们从前基督教时代的早期爱尔兰传奇中得到的这幅图景，反应了一个高度仪式化的、条理化的、古风盎然的部落生活，它的稳定性依赖于语词的程度正如依赖于刀剑的威力。”同上书，第31页。《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

        [20]本雅明著，陈永国译，《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第304页。

        [21]本雅明谈到了这种实用智慧的具体情况：“实用关怀是天才的讲故事的人所特有的倾向……这有三种情况：第一，有用性可能寓于一种伦理观念；第二，可能寓于某种实用建议；第三，可能寓于一条谚语或警句。在每一种情况，讲故事的人都向读者提出了忠告。”本雅明著，陈永国译，《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第294页。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则说：“智慧是早期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德。它为日常生活提供庇护，并允许每个人去寻求超出世界之外的意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传统智慧是早期社会保持统一性的水利，使之顺利发挥功能的润滑油。它帮助个人对付在现代社会将被称作‘精神病’的那种现象，并使人超越污秽、野蛮，以及缺乏质量的生活，这种生活总一直在困扰着人类。它支持秩序，维护规范，而与此同时，最终将使所有人在相当特殊但有价值的意义上获得平等。”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8页。

        [22]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108页。

        [23]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24]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17页。

        [25]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26页。

        [26]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86页。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引用了这一段，随后解释说：“如果没有作为一个游吟诗人的诗的吟唱，你就无法显扬你自身的价值；如果没有你的佑助，作为一个游吟诗人，我自己将没有话题可谈。”

        [27]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版，第279页。

        [28]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14页。

        [29]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37至46页；第94至100页等。

        [30]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