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包含三个主要的理论内容：领导权与统治权；市民社会及知识分子阶层。他对“文化霸权”的论述就其实质正是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则集中在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不仅是维护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已成为意识形态。本文试图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为出发点，结合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理论”，探讨对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角色）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和首要的功能，进而论证大众传媒和政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政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决定性、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对政治则具有能动性和影响力，而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大众传媒与政治平衡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葛兰西 法兰克福学派 霸权理论 意识形态 大众媒介

     一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源于他在长达20年监狱生涯中的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是他对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真正力量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或其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而是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世界观的接受。对于葛兰西而言，问题是理解“统治阶级怎样设法去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并因而认识后者将怎样设法推翻旧秩序，从而造就一种有普遍自由的新秩序”。为此，他十分重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强调在市民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斗争的重要性。

     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权力，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可见，葛兰西心目中的领导权之于霸权是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的集团加盟进来的结果是阶级霸权联盟的形成，或者说是权力集团的形成。反过来说，被统治和被“领导”的社会集团，他们对其自身的理解，他们同社会乃至世界所发生的关联已是身不由己了，或者说是屈从了统治集团的话语权威。当然，由于霸权是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与居于从属地位的集团之间相互“谈判”的结果，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抵抗”和“融合”交替进行的过程；它绝不是一种由前者自上而下强加给后者的权力。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谈判”和让步是有一定限制的。正如葛兰西所论述的那样，它们绝不可以动摇或影响到统治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而且，当发生危机之时，当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阶层不能够确保持续的权威时，取得霸权的过程就会由“强制性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和监狱系统等所取代。

     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第二个内涵是，霸权的产生、再生产以及转换都应该由市民社会来负责任，而国家则应该对运用高压手段负起责任。对于葛兰西来说，国家实施压制，而市民社会则行使霸权。因为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与霸权的产生、再生产及转换密切相关，霸权又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覆盖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霸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运作时必须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如：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等一切自由民主的社会机制来实施。换言之，市民社会是葛兰西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地位放到社会中去的途径，而霸权概念则是他试图理解它们如何起作用的途径。显然，葛兰西赋予了市民社会或意识形态高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即政治社会的优先地位。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依靠其政治社会、军队和暴力来维持的，而是主要依靠其凌驾于整个社会各阶级之上的意识形态优势或霸权地位来得以维持的。因此，葛兰西强调指出，革命必须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

     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第三个方面是，他认为霸权是知识分子创建的。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按照其社会职能来划分其类型。他指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在知识界一展身手的能力，但是只有某些特定的人才会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能。组织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能够起到阶级组织者的作用，他们能够“决定和组织道德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改革”，他们是“文化人中的一群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他们具有领导文化和总体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一般的知识分子更大程度上只有一种职业功能，主要涉及与霸权密切相关的文化、观念、知识和话语等的生产、传播和阐释。不仅如此，葛兰西还认为，知识分子在霸权建立和推广过程中，由于各自地位有所不同，权力大小也不一样。有些知识分子可能会直接生产出霸权观念，有些则只是去阐发这些观念，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仅仅去执行权威者下达的委派任务。然而无论如何，所有在某个方面起作用的人最终都会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那些以某种方式主要从事观念活动的人都与市民社会中各个机构的霸权和作用有关。

     二

     葛兰西对“霸权理论”的论述，实质上就是对“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论述。他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中寻找形成领导权的答案，而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进行了重新界定。葛兰西赋予上层建筑以相对自主的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两个阶层：“一个能够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2“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等，它作为专政的工具，代表的是暴力；“市民社会”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它作为宣传和劝说性的机构，代表的是舆论。

     葛兰西把经济活动与市民社会和国家区分开来，他将民间的市民社会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机制网络，其中包括了教会、政治团体、大众传媒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市民社会及国家，拥有相互独立的自主性，两者均有能力影响其他机构的工作，霸权就在这种独立关系下得以形成和维系。市民社会的日常秩序应当通过意识形态去维持，让意识形态的东西进入社会大众的灵魂。统治阶级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不能只考虑本阶级的利益，而要考虑到社会全体大众的意见；当危机即将出现，掌握一定权力的人会采取措施吸纳对抗性因素，与敌对力量协商，甚至做出让步，目的在于化解各种不利的矛盾。

     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托尼?班尼特指出，葛兰西的深刻之处正在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与其说是前者对后者的支配，不如说是二者之间，即统治阶级与主要的被统治阶级、工人阶级之间为了争夺霸权，即争夺道德、文化、思想的领导权，最终是为了争夺对整个社会的政治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变更。3葛兰西所说的谈判、协商都是在意识形态中实现的，作为一种调停对立阶级文化因素的结果，资产阶级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文化，它成为一种从不同阶级取来的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动态结合，尽管这些不同的文化因素只是暂时的，只是在某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和特殊的历史联系中，被资产阶级的价值、利益和目的所接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只能存在于这样一种能够包容某些对立阶级价值的妥协的形式中。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被广泛地用于媒介分析和媒介批判。按照葛兰西的论述，要理解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从社会秩序或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了解，所以，“霸权理论”对于传播学者在进行媒介分析和批判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发：第一，必须弄清统治阶级对媒介的控制方式及程度；第二，必须了解大众传媒生产的基本功效；第三，必须认识媒介意识形态的社会功效。4对媒介的意识形态的研究，霍尔曾做了很多深入的工作。他所着力探讨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是如何生产出“普遍赞同”的“一致舆论”的。霍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致的舆论”是由媒介或部分由媒介生产出来的。他同时认为这种生产过程是异常复杂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一般是独立于公开的压制和限制的，也不会赤裸裸地去鼓吹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霸权。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结构关系，使传播媒介既能保持某种独立，又能遵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规则。“它不会围着权力的指挥棒转，也不会有意识地使自己对世界的描述符合占统治地位的规定，但它必须是对之敏感的，而且只能在其中才能合法生存下来；它必须在普遍的范围之内或‘大家都赞同’的一致舆论的框架内生存下来；它使自己适应于这种一致的舆论，传媒成了生产‘普遍赞同’的一个组成部分。”5所以在霍尔看来，传媒中某些看似具有个性特征的不同声音，实际上不过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内部形成的，它本身已受了这种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影响。从霍尔的研究中不难看到葛兰西的影子。

     大众传媒是葛兰西所定义的“市民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交锋、冲突的场所。统治阶级虽说可以控制大众媒介，并实施精神灌输，但这不是能维持长久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不需要通过灌输来实现的，而取决于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取得领导权，而这又取决于文化是否符合人性、符合人的生命本能需要。因此，葛兰西指出，“文化领导权”是“自发的领导权”，“它首先否认运动是任意的和虚假的冒险，强调运动是历史的必然，它帮助群众树立创造历史和公共机构价值观、建立国家的‘理论’觉悟。由于这是群众参与的政治，而不仅仅是自称群众代表的人进行的政治冒险，这种‘自发性’和‘领导觉悟’或‘纪律’正是被统治阶级真正的政治行动。”6在此基础上，葛兰西认为，媒介是不断炮制强大的、具有霸权地位的意识，但同时也容许较为弱势的多种多样的意识出现。托尼?班尼特在总结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影响时指出：它否认了一切文化都是阶级性体现的阶级本质主义；它超越了精英主义完全批判的立场和平民主义完全无批判的立场；它强调“文化实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阐述”的多种可能性，使人们认识到某文化实践并不恒久地负载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葛兰西对阶级决定论的摒弃使文化研究能够将视野扩展到文化斗争的其他领域，如阶级以外的性别、种族乃至年龄压迫等。7

     三

     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集中在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上，其“媒介控制”理论主要体现在对“媒介的被控制”，即“谁控制着媒介”、“为何控制”以及“媒介控制什么”、“媒介如何控制”、“控制的后果”等问题的考察上。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前者是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后者是国家通过媒介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对媒介的控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媒介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整体实施控制的一个手段而已。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8毫无疑问，诸如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是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的功能即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马尔库塞也告诫人们，“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9大众媒介即使只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出现，它也是国家权力对受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说到底，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

     法兰克福学派众所周知的一个著名论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四位主要理论家对这一论断都有论述。这一观点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始自霍克海默，中经阿多诺，到马尔库塞那里才广为人知，最后由哈贝马斯将这一理论体系化，使之成为著名的论断。在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眼中，媒介不仅是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媒介之所以会成为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这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是因为媒介具有操纵性，即媒介对人的操纵和控制功能。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大众媒介已经具有了操纵和控制人的意识的魔力。阿多诺指出，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10媒介组织通过这种操纵和控制，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他们指出，这种操纵和控制是通过对传播内容、媒介使用的语言的规范化和传播过程的模式化来实现的。

     第二，是因为媒介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因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虚假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欺骗性”。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及媒介对人的奴役，看起来要比早期的以粗暴方式进行的统治要更微妙、更缓和也更为有效。媒介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和欺骗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造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虚假统一。马尔库塞指出：“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11二是制造虚假需求。马尔库塞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存在着一种“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所谓“虚假”需求，就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或者是那些由统治者的需要转变成的个人的需要或根据统治者的利益要求制造出来的个人需求。12三是美化、幻化现实。在制造和满足虚假需求的同时，媒介还通过竭力美化现实、制造关于现实的幻象来欺骗群众。这正如阿多诺所说，“文化工业一再忠实地重复迷惑视线的现象，不断地把现实的现象美化为理想，而轻巧灵活地克服重大的错误信息与公开的真实情况之间的矛盾。”13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充当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介构筑了一个统治者控制下的全封闭的社会体系，这里，个人头脑中的批判性思维被剥夺，对现状的否定转变为对现状的肯定，对社会的拒绝反倒被拒绝，个人的意识已融入并等同于社会意识，甚至对儿童的直接影响也由媒介取而代之。因此，在这个受新的意识形态成功操纵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作为“我”而活着，而是作为“我们”而活着，人和社会正趋于“单向度”；人本应是媒介的主宰，反而成了媒介的奴隶；社会“除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存在，除了屈从于现存状况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的行为模式之外，意识形态没有留下什么东西。”14

     四

     葛兰西的“霸权论”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体制和政治变革的重要性，因此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颠覆它的“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成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工具和场所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则论述了大众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否定性、悲观性，他们在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媒介时，深知个人的渺小和媒介的无奈，只能怀抱着一种“文化赎救”理想，苦苦探寻“赎救”的可能途径，发出“没有希望”的诅咒式呼救。大众传媒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述中，就是国家用来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角色）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和首要的功能。这有力地证明了大众传媒和政治的密不可分。随着传播全球化的深入，大众传媒几乎进入和影响了现代所有的政治场景和政治活动，而另一方面，控制与利用大众传媒早已成为政治行为主体必须考虑的重要政治行为之一。

     在大众传媒和政治之间，政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表现在：政治对大众传媒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归属具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着“文化霸权”；政治发展状况对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政治秩序的良好可以带动大众传媒的繁荣，反之则传媒业也会受到反面影响。

     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则具有能动性。我们认为，大众传媒对政治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正面作用：第一，传递政治信息。大众传媒通过自己在沟通信息、传递信息上的独特影响和作用，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并延伸政治活动及其影响的范围，成为政治伸展的“触角”。第二，监督政治环境。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现实，反映公众意见和呼声，具有一定的公众立场，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和限制作用。第三，统一政治规范。大众传媒提供大量信息向社会成员灌输主导价值观念，使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进而维护现实社会秩序。第四，塑造政治形象。在国际政治交流与传播中，塑造本国的正面形象是大众传媒的重要任务。第五，传承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人们关于政治的态度、感情、信仰及观念。大众传媒是除去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之外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培养政治人格的主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最后，大众传媒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成为新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力量出现的导火索和鼓动者，并在一定的政治发展阶段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大众传媒对政治同样具有负面影响。这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在进行媒介批判时的主要依据。具体表现在：媒介技术和媒介普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可能带来不受欢迎的负面影响。诸如过分沉湎电视等媒体而伤害人们原有的思维能力、书写能力，损害原有的融洽的人际交流，并因此改变人们的参政习惯和方式；大众传媒的内容可能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暴力、色情等传媒内容还可能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等产生影响，并成为危及社会秩序、威胁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如何在政治和大众传媒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既保证大众传媒的相对独立性——使大众传媒能遵循自身的动作规律，同时在政治领域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能动性，使之在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减少和降低其负面影响。国内学者刘华蓉认为，这种良好的机制必须建立在准确体认大众传媒与政治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完备的法律来建立。民主社会同时应当是个高度法治的社会，通过立法赋予传媒以自由并规定其合法活动的范围，通过立法确定和限制政治权力的权威和行使范围，是保证大众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并在它们之间建立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良好机制的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15

    英国的学者约翰?基恩激进地解释了媒体对民主的重要性，认为新闻自由的理想正在受到市场竞争和神秘国家权力的破坏，为此，他提出并阐述了公共服务沟通新模式，这种模式 “要达到的目标是真正方便全体公民生活，让全体公民民主地生活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让政府向他的公民负责。”16他认为，在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是确立一部保护公民能自由平等沟通的宪法，保证公民有在媒体上进行反击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力被称作第四种权力——媒体审判权。这种媒体审判权不仅运用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还要运用在国际领域。同时，约翰?基恩提出，公共服务沟通新模式发展的另一个重点是要发展非国家的、多元的沟通媒体。由此，在他的论述中，媒体和民主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媒体需要公民社会与国家机构内更多更好民主程序的协助，而民主程序的实施需要通过媒体收集公众的反应，使决策者犯错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和政治之间，政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决定性、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对政治则具有能动性和影响力，而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大众传媒与政治平衡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认识大众传媒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必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我们不能把大众传媒视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工具，无视其对政治的能动性和影响力，扼杀大众传媒对“新闻自由”的理想追求，一味强调大众传媒的“文化霸权”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过分夸大媒介对政治生活的作用特别是消极否定的作用，把许多社会弊端归罪于媒介和科技本身，而忽视了社会和人为的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