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并非简单地是将一个语言转换作另一个语言的过程，而是包括生产、流通、接收的每个环节，是一种霍尔(Stuart Hall)所称「复杂的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过程」。…超越把翻译仅仅看成为一种技艺这习见，跳出偏狭的学科规训囚笼。从翻译什么？怎样翻译？翻译来做什么？等问题开始，把翻译看成为一组问题意识(problematic)。 [1]

    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与时俱进的历史脉络下，台湾的语言场景越加复杂。不管是「中」、英、「台语」等都受到重新检视与挑战，也使得其中语言符号转换的翻译问题更形复杂。文化研究具有跨领域、跨学科、跨文化的特性，从英、美、澳、加等英语世界延展到欧洲、亚洲地区，范围辽阔。本文企图探索某种文化研究翻译版图的「再现」，但并无意介定「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不是文化研究？」笔者在本文中将以自我的写作主体位置出发，针对中文世界「有关」文化研究的(编)译文本，就可能搜集到的书籍资料，以重要议题为分野，勾勒出一个「文化研究」中译 [2] 出版的现况。

    本文主要处理经过翻译的书籍、以及部份重要文章，旁及出版与刊载这些书籍/文章的出版机构与期刊，并从英文(或其它外文)、华文内部(简化字与繁体字)，陈述台湾、香港、以及大陆等地对于文化研究的翻译成果 [3] 。同时，笔者也针对个别案例，顺带触及、处理某些翻译工作的文化政治、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政治问题。以下论述将分成五部份进行：文化研究、从批判理论到文化研究、传播/媒体/文化研究、文学/文化研究、后殖民/后现代/文化研究 [4] ，文末再提出笔者个人的一些实践观察。

一、 文化研究

    暂且不论「英国」文化研究对全球文化研究的位置是「起源」、「重镇」或「参考座标」，本文暂以「英国」文化研究作品的出版时间为参考轴，陈述在文化研究「全球化」趋势下，台湾引进相关文献的在地状况。以此来说以目前可察的翻译作品来说，台湾出现最早一本中译的文化研究书籍，应该是彭淮栋翻译英国文化研究先驱威廉士 [5] (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英国文化观念的发展》 [6] ，此书在解严前由联经出版，被归类于文化史的讨论范畴。在此之前，用比较宽松的角度来说，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鲁汉 [7] (Marshall McLuhan)的《了解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则已由叶明德中译《传播工具新论》 [8] 。不过以此书出现的时代脉络、以及对传播学界的作用来说，似乎全书所蕴含的批判意义已然消减，只落入介绍传播新科技与社会的旧有范畴。在这个思想路线的夹缝当中，对于全球化、地球村、冷热媒介、北美传播学界内部政治问题的讨论 [9] ，只算是昙花一现。

    如果将翻译当作一个「介面」，一九八七年解严后，比较具有组织性的翻译计画出现。其中，以「文化」转向、「文化研究」为主题的翻译作品，以陈光兴、杨明敏合编《Cultural Studies：内爆麦当奴》 [10] 一书最早吸引注意。该书为《岛屿边缘》杂志社在杂志刊物之外唯一的书籍出版品，是一九九二年「文化研究国际展望」轨迹研讨会的周边产物 [11] 。书中搜录许多参与研讨会西方学者的重要文章，譬如美国的葛罗斯伯格 [12] (Lawrence Grossberg)、澳洲的莫瑞丝 [13] (Meaghan Morris)、英国的莫里 [14] (David Morley)、加拿大的(Jody Barland) [15] ，以跨建制、跨学科的方式，集结年轻学生进行翻译工作。另外，吴潜诚编译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和赛德曼 (Steven Seidman)合编的《文化与社会：当代辩论》(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1990) [16] 一书，则是借用单一学术建制机构实力完成，译者多为台大外文系硕博士班研究生或教师。

    随着相关学者归国渐多、出版界的配合、以及翻译版权取得管道畅通，许多国外文化研究书籍在九O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中译本。唐维敏编译《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 [17] ，部份文章取自陈光兴和莫里(David Morley)合编《霍尔：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话》（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1996)一书，其中两篇由陈光兴访谈霍尔的文章亦曾刊于《当代》(1997)第122期「文化研究重镇」专号，以纪念创立英国伯明罕学派的文化研究重镇霍尔自学院退休 [18] 。另外，为了提供文化研究教学的方便起见，唐维敏翻译《英国文化研究导论》(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19] 。该书作者澳洲大学昆士兰大学英语系教授透纳(Graeme Turner)曾经提到，这本书的出现，乃源于出版社的市场要求。而且，虽然作者身在澳洲，却提出以「英国」文化研究为参考策略，切入自身的文化脉络。为了普及文化研究，陈贻宝将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for Beginners) [20] 译出，这是英国为一般读者设计的漫画版丛书，由出身中东的学者所着 [21] 。此外，俞智敏、陈光达、王淑燕译有詹克斯(Charles Jenks)一九九O年所着的《文化》(Culture) [22] ，是英国罗特里齐出版公司(Routledge)的「文化」手边册书系，该书由专门出版社会学相关书籍的巨流出版。 [23] 此外，就流行文化和文化议题来说，陈正国翻译费斯克(John Fiske)的《阅读庶民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24] 。冯建三则翻译史温吉(Alan Swingewood)《大众文化的迷思》 [25] 和汤林森(John Tomlinson)的《文化帝国主义》 [26] 。大陆学者张儒林翻译何柏第 [27] (Dick Hebdige)的《次文化：生活方式的意义》(Subculture: Meaning of Style) [28] ，则是少数触及青年次文化现象的出版品。

二、从批判理论到文化研究

    葛罗斯柏格在＜文化研究的形构＞ [29] 中提出，「文化研究」渐渐成为当代理论生态中最混淆不清的辞汇，几乎沦为「批判理论」的替身。这样的状况是否比较容易出现于传播学界？而在社会学界方面，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校区社会学教授亚杰 [30] （Ben Agger）早在一九九二年出版《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梳理社会学、尤其是文化社会学、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的接合状况。就台湾知识份子的脉络承接意义来说，笔者认为必须注意这些批判学派作品被翻译到中文世界的情况。譬如，英国社会学者纪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着作大量被翻成中文，包括《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31] 、《社会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32] 、《第三条路》 [33] 、《社会和自我认同》（Society and Self-identity）、《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34] 。此外，台湾的廖炳惠编有《回顾现代想像》，为同名研讨会的论文集。

    就以批判理论来说，台湾学者廖仁义翻译巴帝摩尔(Tom Batimore)所着《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 [35] 。大陆学者单世联翻译《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 [36] ，最近才告出版。此外，关于阿多诺的翻译作品较多，包括《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宗师》 [37] 、马丁杰（Martin Jay）《阿多诺》 [38] 、以及栾栋和关宝艳合译吉美尼兹(Mare Jimenez)的《阿多诺：艺术、意识形态与美学理论》 [39] 。黄丘隆翻译卢卡奇(George Lukacs)所着《历史与阶级意识》 [40] 。普塞(Michael Pusey) 所着《哈柏玛斯》 [41] 也有中译。哈柏玛斯的《进化与社会沟通》、《知识的兴趣》也由大陆学者译出。另外，大陆旅美学者张旭东、王斑合译H. Arendt所编《启迪：本雅明文选》 [42] 。

    此外，桂冠出版Joll James所着《葛兰西》 [43] 和黄丘隆译《葛兰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 [44] ，两者为同一本。陈墇津翻译拉克劳(E. Laclau)和穆飞(C. Mouffe)的《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45] 。杜章智翻译阿图舍(Louis Althusser)的《列宁和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 [46] 。李猛、李康译法国学者布笛欧（P. Bourdieu）《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47] 。

三、传播/媒体/文化研究

    由陈世敏、郑瑞城、潘家庆组成的「远流传播馆」编委会，于一九九一年八月提出「现阶段呈现传播学的诸般「可能」，远比为它划定界线重要得多。在《传播学名着译丛》译着前言中指出，

   「传播学向其它学问借光，逐渐自立门户，形成传播学的一部份枝干，其中包括『传播的文化研究、传播的批判理论等领域。』」

    这段宣言显示，虽然媒体/传播研究已经受到文化研究很深的影响，却将文化研究「寄居」于传播研究之下。相对于美国的传播研究、欧洲的媒体研究，两者面貌都已经受到文化研究的翻转、改译，台湾的传播/媒体研究确实也逐渐产生变化 [48] 。

    刚才提到，叶明德早已译出《传播工具新论》，但丧失文化研究的批判火力。《当代》于一九九ｏ年刊出费斯克(John Fiske)、凯普伦(E. Ann Kaplan)、艾伦（Robert C. Allen）等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来台发表的研讨会论文。而真正比较具有文化研究「精神」的翻译计画，则是陈光兴等翻译的《文化、社会与媒体》 [49] ，该书原为英国开放大学「媒体与流行文化」课程首本教课书，又由唐维敏负责增补，完成《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 [50] ；黄新生翻译伯格(Asa Arthur Berger)的《媒介分析方法》 [51] ；张锦华等译有费斯克的《符号学与传播理论》 [52] ，在台湾「传播理论」研究中，强调符号学的重要位置 [53] 。唐维敏、徐咏絮等译有柯蓝(James Curran et al.)合着《大众媒介与社会》 [54] ，也是英国一九七七年版之后的重大修正，可以看出英国媒体/传播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 [55] 。

    在传播研究方法方面，唐维敏翻译詹森(Klaus B. Jensen)和詹考斯基(Nicholas Jankowski)合编的论文集《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质化取向》(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56] 。原书于一九九一年出版，是英语世界第一部讨论传播研究的「质化问题」专着，而译本则也是台湾第一本有关传播质化取向的译着。另外，杨祖珺译有费斯克、哈特利等四人合撰的《传播与文化研究关键概念》（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57] ，是一本具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视觉」转向是传播/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徵，也是在翻译转换过程中，许多概念较为容易接受的领域。其中，多半先发迹于艺术史的讨论，而后才转至传播、文学等领域。对于视觉心理学、接收原理方面，原裔德国的美国安海姆（Rudolf Arnheim）所着《艺术与视知觉》 [58] 、《艺术心理学新论》 [59] 已有中译。英国摄影家和批评家伯格(John Berger)的 Ways of Seeing (1977) 最早由陈志梧译为《看的方法》 [60] ，而后北京大学戴行钺则译为《艺术观赏之道》 [61] ，由两岸三地商务出版社共同出版。另外，伯格的另一着作 About Looking(1980)则由台湾刘惠媛译为《影像的阅读》 [62] 。摄影方面，台湾的许绮玲译有巴特(Roland Barthes) 一九八O年出版的《明室：摄影扎记》(La chambre claire) [63] 。李文吉译有《摄影的哲学思考》（V. Flusser） [64] 。黄翰荻译有法国哲学家宋塔 [65] (Susan Sontag)一九七七年所着《论摄影》(On Photography) [66] 。

    文化研究打破高低文化界线，致力研究每日整体生活方式。在电视、摄影、录影、和流行音乐方面，冯建三译有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的《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 [67] 、莫里（David Morley）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Television, Aud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68] ，两本经典各自奠立电视「学」 [69] 、民族志角度阅听人研究的基础。郑明椿 [70] 译有费斯克(John Fiske) 和哈特利(John Hartley)一九七八年合着的《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 [71] 。以文化研究角度，对影视文化现象提出概念与具体分析，李天铎等合译艾伦(Robert C. Allen)主编、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电视与当代理论批评》(Channels of Discourse) [72]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不仅是对美国学界如此，对台湾传播界的「批判」转向也曾留下痕迹。 [73]

    在录影、流行音乐方面，唐维敏翻译英国艾姆思（Roy Armes）一九九O年所着《录影学》(On Video) [74] ；彭倩文翻译英国符利斯（Simon Frith）一九七八年的经典之作《摇滚乐社会学》(Sociology of Rock) [75] 。宋素凤、翁桂堂合译阿达利（Jacques Attali）所着《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76] 。唐维敏与张育章等人合作，编译纽西兰学者舒克（Roy Shuker）一九九四年所着《流行音乐与文化研究》(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 [77] 和葛罗斯柏格（Lawrence Grossberg）的文章选辑《一根拐杖逃逸出来的文化研究：理论、实践与流行音乐》 [78] 。

    相对于电视或其它视觉媒体来说，不管是cinema studies或film studies，台湾的电影研究方面专着和译作都算丰富。林文淇译有澳洲学者透纳(Graeme Turner)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电影的社会实践》（Film as Social Practice） [79] ，以文化研究角度探索电影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廖金凤、陈儒修合译（Roy Armes）《第三世界电影与西方》 [80] 。刘森尧以法文直接翻译电影符号学大师梅兹(Christian Metz)一九七七年所撰《电影语言：电影符号学导论》 [81] 。另外，张梨美译《电影符号学的新语汇》 [82] 。李天铎、谢慰雯则合译《电影与当代批评理论》 [83] 。此外，大陆电影学院周传基翻译《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文化艺术出版社《影视文化》第一辑)、台湾林宝元《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的反思》、大陆姚晓蒙《母亲行为、女权主义和再现》（当代电影1988第六期）。此外，一九八九年加大洛杉矶校区(UCLA)召开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研讨会，之后英文论文出版，中文则部份出现于郑树森主编的《华语电影与文化批评》 [84] 、以及李天铎主编的《当代华语电影论述》 [85] 。

    在英语世界的媒体传播研究历史中，政经学派 [86] 似乎与文化研究进行多次论战，对于当代文化现象，两者提出的问题架构显不一致。有趣的是，由于研究人口的严重不足，台湾媒体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都处于边缘位置，两者的对话情况并未出现英语世界的版本。在政治经济学相关译作方面，冯建三、魏玓合译《媒体经济学》 [87] ，冯建三和程宗明合译莫思科(Vicent Mosco)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88] ，是台湾第一本有关媒体政治经济学的翻译专书 [89] 。另外，冯建三翻译英国传播政经学派高丁（Peter Golding）和莫达克（Graham Murdock）合撰的＜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关于决定论的问题＞，则搜录于《资讯、钱、权：媒体文化的政经研究》一书第十二章 [90] 。最后，中国大陆的王怡红则翻译席勒(Herbert Schiller)的《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 [91] 。

四、文学/文化研究

    在文学方面，其实是翻译最为蓬勃发展的领域，部份也是因为虽然受到台湾学术建制的限制，翻译作品一直不受列入承认，但在「文学」领域中，翻译工作比较具有正当性，而且影响更为显着 [92] 。彭新发译有伊戈顿(Terry Eagleton)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导读》（Literary Theory） [93] 。大陆学者张京媛编译Frank Lentricchia, Thomas McLaughlim合着的《文学批评术语》 [94] 。李平则翻译居勒(J. Culler)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95] 。

    《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96] 在台湾出版，大陆版本则由瞿铁鹏翻译 [97] 。关于索绪尔这位符号学的开山祖师，《索绪尔》 [98] 和索绪尔（F. de Saussaure）撰着《普通语言学教程》 [99] 在解严后便从大陆入台。另外，义大利符号学者艾科(Umberto Eco)的《傅科摆》、《玫瑰的名字》也已有中译。海峡两岸关于巴特关注，使其译着最早形成由台湾译者作品进入大陆地区的局面。许蔷蔷、许绮玲合译《神话学》(Mythologies) [100] 亦出现大陆版本《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101] 。大陆孙乃修翻译巴特《符号禅意东洋风》 [102] 、以及居勒（J. Culler）所着《巴尔特》 [103] 。大陆敖军译《流行体系》（一）（二）则在台湾出版 [104] 。巴特的《恋人絮语：一本解构主义的文本》(Lover's Discourses ) [105] 也已中译。

    近来活跃于华人知识界的美国学者米乐（J. Hillis Miller），其着作由台湾单德兴编译《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 [106] ，而大陆郭英剑等则翻译米乐文集《重申解构主义》 [107] 。另外，李奭学翻译潘恩（M. Payne）的《阅读理论：拉康、德希达、克丽丝蒂娃导读》（Reading Theory) [108] 。赵兴国等翻译德希达(J. Derrida)的文集《文学行动》 [109] 。

五、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

    八O年代以来，台湾、香港、大陆各自掀起一股后现代主义的讨论，甚至有「后学」的争议。在这方面，李衣云、林文凯、郭玉群合译《后现代性》(Barry Smart, Postmodernity) [110] 。唐维敏翻译康纳(Steven Connor)的《后现代文化导论》（Postmodernist Culture） [111] 。朱元鸿等翻译贝斯特(Steven Best)和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合着的《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Postmodern Theories: the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112] 。吕健忠翻译佛斯特(Hal Foster)所编《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The Anti-Aesthetic） [113] 。黄训庆翻译《后现代主义》 [114] ，为漫画版的普及读物。罗青翻译马杜夫(Steven Henry Madoff)所着《绘画中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in Painting) [115] ，并编译《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116] 。

    针对个别后现代理论家来说，有关傅柯(Michel Foucault)、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李欧塔（J-F. Lyotard）的译着逐渐颇多，越加可观。在傅柯方面，王德威翻译《知识的考掘》(Archaelogy of Knowledge) [117] 。蔡采秀翻译史马特(Barry Smart)所着《傅柯》(Michel Foucault) [118] 。此外，《傅柯》亦有漫画普及书 [119] 。陈瑞麟翻译的《傅柯》由桂冠出版 [120] ，该出版社另有《傅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 [121] 。大陆学者刘北成、杨远婴合译福柯(傅科)的《规训与处罚》 [122] 、《疯癫与文明》 [123] 。关于布希亚(Jean Boudrillard)的翻译作品，台湾近来逐渐增多。譬如《布希亚》(漫画)、林志明翻译《物体系》 [124] 、洪凌翻译《拟仿与拟仿物》 [125] 、以及吴昌杰翻译《美国》 [126] 。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曾于八O年代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讲学，是对台湾、大陆影响较早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其后，唐小兵翻译詹氏于大陆的各篇演讲稿，结集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Postmodernism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海峡两岸均有译本，分别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后由北京大学再版)、合志文化(《当代》)出版，对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现象在华人世界的发展产生具体影响 [127] 。吴美真翻译詹氏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28] 。王逢振翻译詹明信一九九七年新书《时间的种子》（Seeds of Time） [129] 、王逢振等翻译詹氏论文选集《快感：文化与政治》 [130] 。陈永国翻译《布莱希特与方法》 [131] 。张京媛翻译《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 [132] 。

   大陆车槿山翻译李欧塔（Jean-Franzais Lyotard）《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133] 。赵一凡等合译李欧塔等人的论文集《后现代主义》 [134] 。刘自荃译，《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 [135] 。刘象愚翻译哈山(Huyssan)所着《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 [136] 。吴介祯翻译Russel Ferguson等人合编的《艺术论述：后现代艺术与文化的对话》 [137] 、《后现代建筑语言》 [138] 。还有王宁等人合译《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 [139] 。

    关于殖民与后殖民问题方面，也广受台湾、香港与大陆学术界注意。张京媛编有《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 [140]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 [141] ，搜录詹明信、萨伊、史匹薇克等人文章，以及中国与日本对于后殖民的反省文献。刘自荃翻译(B. Ashcroft)等人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142] 。盛宁、韩敏中翻译英国里兹大学博埃默(Elleke Boehmer)所着《殖民与后殖民文学》(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1994) [143] ，此书亦有简化字版本，由辽宁大学出版。 [14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香港大学翻译学系出版的《解殖与民族主义》 [145] 。台湾中研院单德兴翻译萨依德(Edward Said)的《论知识份子》。大陆王宇根翻译萨依德的《东方学》(一般称为《东方主义》) [146] 。罗钢和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147] 属于「知识份子图书馆」书系。全书分成四部份，第一部份收录有关东方主义论述；第二部份以史皮瓦克、巴巴及其批评者为主；第三部份以法农、文化抵抗、反话语为主；最后一部份则以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为结束。另一同属同一书系的是《赛义德自选集》，由谢少波、韩刚等共同翻译 [148] 。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149] 一书，除了探讨全球化理论，并收录全球化与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关系。

    其它部份，在空间和人类学方面，王宜燕、戴育贤合译(Robert Wuthnow)的《文化分析》（Culture Analysis) [150] 。纳日碧力胳等合译齐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1973) [151] 。王志弘编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其中许多概念接合文化研究的讨论阵线。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 [152] 。

六、好汉翻译来相见？ [153] ：一些反思观察

    从个人的观察，就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来说，翻译存在某些程度的比重，因为知识流动快速，翻译可以帮助读者吸收、转化新兴思潮。因此，在国际、大陆出版事业的推拉之中，不管从市场角度、或引介新兴思潮、文化战略、或单纯学术生产，在台湾出版界 [154] 、相关期刊 [155] 之间，确实已经隐然浮现一股「文化研究」热。

    本文从翻译实践角度，参照「西方」（英语世界）发展座标，对照文中世界的语境，阅（解）读文化研究的再现地图，以及其中涉及再现的问题。在当前理论与实践产生「文化转向」的过程中，语言地图平行对照于文化政治，强调全心从事本土学术生产者，对于翻译的品质、杂乱多所责难，更在翻译不列为学术成绩的前提下，视理论翻译为禁区。特别是，一般认为文化研究跨越学科，涉及理论层面的概念广泛，译者必须对于文化研究本身的演进、建制、相关论述的接合、转枝，花费较多力气。加上「究竟什么值得翻译，什么不值得翻译」，也是恼人的问题、以及翻译本身的实质金钱报酬和投入时间精力不成比例。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之下，原本有心的译者便有所犹豫而却步不前。

    然而，或许源于文化研究的理论指导战略的「个性」使然，许多实践问题或因为文化脉络差异而成为理论反思问题，译名混乱不一，读来不免油生诲涩难懂之感，不同着作和译着之间也不易建构「互文」效果。另一方面，知识性的不足也是其中决定因素之一，以传播/文化研究的翻译来说，台湾一向习于行政性实证研究传统，对于批判性文化研究的出现，也正逐渐调整脚步，但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经由翻译产生的「误读」似乎难以避免。

    这种翻译在使用词汇和操作概念的多元和不统一，不仅存在于个别译者的层次，更有台、港、大陆、海外华人学者彼此间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对特定概念的坚持。结果，译者必须同时了解一个理论概念在海峡两岸、以及不同学科的用法，才可能全面性处理跨越「翻译」的语言、政经、社会背景的障碍。由于译者多半翻译外文 [156] ，在处理概念转换之际，「译者对文化和语言系统的杂异性和历史处境有高度警觉，而不是理所当然地以烙守典律的态度看待语言及其体系」 [157] 。换句化说，必须将文化研究当作一项「事业」(project)或「计画」，进行具有积极、创造性的脉络翻译，而非僵硬、消极性的文字翻译。所以，

    译者不再隐形，他/她忠于的不再是所谓「源文」，而是她/他的事业，一种尊重(而非忠于)「源文」都是为了要尊重读者对复杂的文化交流的需求的事业，一种反各类中心主义的、带有自省性的文化事业。…受殖者才可以在后殖民处境中，不断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论述践行，腾出思想与文化空间，抵抗权势对自身进行的再殖民企图。 [158]

    除了这种个人将翻译作为破除权力的抵抗动力之外，笔者认为，关于文化研究翻译作品的生产，和解严、六一二大限、两岸交流等政经情境转变相关；在整个知识生态中，电脑科技、网路资讯、以及大陆译着激增，则是影响翻译工作推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整体结构性环境改变，个人技术层次提升的状况下，也有越来越多学者愿意参与、投入学术论着的翻译。

    简单地说，解严后，文化研究的论述及翻译，才开始以其「应有的姿态」出现，而不是闪躲于其它标签之下。由于填补过去对批判传统的空白 [159] ，虽然一九九三年中美智慧财产权谈判后的六一二大限，原本估计将对台湾学术生命产生窒碍的作用，但似乎并没有出现对翻译作品的版权问题产生明显负面，反而在版权游戏规则确定后，翻译书籍的授权与出版更为容易。

    另一方面，随着电脑技术的普及，翻译生产也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许多译者都可以一边看稿、一边在键盘上起舞，再逐次多次修订译稿。如此可以节省时间、以及送打之后的校对痛苦。其次，网路资讯发达，尤其许多外文、中文网路书店成形，使得台湾对于相关文化研究书籍的资讯不再受限，译者或出版机构都可以多方面了解对读者、市场、学术界的贡献所在。比较实际的是，译者可以检索到更多辅助资料，作成译注或提供其它相关资讯，帮助读者进入、或建立阅读的脉络。甚至，译者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直接与原作者进行沟通，解决一些在翻译时理解上的困难，增进翻译工作的正确度。

    网路资讯使我们可以比远渡重洋、奔波劳累，获得更多想要的资讯。但是，对于大陆出版资讯，目前我们仍然必须仰赖特定的书店（譬如明目、大路文化）引进大陆书籍。一般来说，大陆翻译人力资源充沛 [160] ，出版速度颇快，加上之前台湾视大陆书籍为「禁书」的空窗期影响，虽然大陆书籍以定价乘以七到十、甚至二十为台湾售价，仍然吸引许多对新知若渴的读者。除了台湾出版业者基于降低成本，大量引进大陆的翻译与着作之外，甚至有些先在台湾翻译的书籍随后也进入大陆。随着两岸交流日增，对于大陆简化字的接受度逐渐攀高，台湾知识份子可以透过阅读这些大陆书籍和翻译，了解大陆知识进展、以及其它国家、领域的发展。至于究竟具有那些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笔者本身的主体位置，在翻译「事业」的建立上，呼应冯建三「好汉翻译来相见」，但在具体实践上提出几点建议。第一，针对不同「翻译」名词的涌现，我们有必要参照既有用法（不管是来自大陆、香港、或本地），进行在地的诠释与厘清，超越文化研究在概念层次的接受障碍。其目的不在单纯「一统」翻译名词的表象，而是建构我们对这些翻译名词的诠释学面向 [161] 。第二，进行有组织、集体性的翻（编）译计画，其效果远胜于个人式的单打独斗，一方面可以拓展学术界彼此的认识，一方面也可以省去一些选择译书的不当，或者减少译词的误用。第三，建立文化研究的翻译书系，有计画勾勒文化研究相关主题的进程，以及不同地区文化研究在特殊与普遍层面的发展。第四，透过文化研究的操作概念，促使台湾翻译教育体系更为多元化，能够走出语言训练的牢笼，使译者更充实具有历史脉络、战略意义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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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罗永生等《解殖与殖民主义》，页256。

[2] 相对于香港，以台湾的翻译教育建制来说，辅大、师大均已成立翻译研究所，长荣管理学院成立翻译学系，且各语言学系多半开设部份翻译课程。但是，就训练内容与目的来说，多半以实用性的语言训练为主，强调口笔译技能的养成。关于翻译，是否、或如何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提出新的实践策略，仍有待观察。

[3] 笔者认为，就知识流通与影响来说，三地的翻译出版容或不同，但却必须一并提及。但在资料搜集盎，仍以台湾为重。

[4] 因篇幅及知识所限，本文在此没有特别处理中文世界中对于女性主义、网路文化(或赛博文化)、虚拟文化的翻译问题，有待日后再行处理。

[5] 威廉士与何嘉特(Richard Hoggart)、汤姆森（E. P. Thompson）同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三位重要先驱，除了《文化与社会》之外，尚有《电视:文化与科技形式》、《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革命之路长又远》(The Long Revolution)等书。

[6] 台北：联经，1985。此书亦有大陆版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1990。

[7] 麦克鲁汉是加拿大英语教授。

[8] 「地球村」的概念在七O年代颇受重视，随即消沉。九O年代，由于全球化现象的风起云涌，麦克鲁汉对于媒体现象的概念化方式才再次获得注目。

[9] 譬如，受到麦克鲁汉影响，纽约大学Neil Postman探索媒体生态学(media ecology)的路线，一直到九O年代才逐渐为台湾传播学界所见。谢谢林文刚对于这方面的指引。

[10] 台北：岛屿边缘杂志社，1992。

[11] 参见刘平君＜文化研究的「翻译」：从英国到台湾＞，中华传播学会一九九九年提报论文。但是，从文献资料的生产对照基础的理论概念引进，「文化研究」的「翻译」一开始就不是「从英国到台湾」，而是在文化研究进入整个「西方」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之后，才转而进入位于亚洲的台湾。不过，笔者认为这并不有损文化研究在地的批判火力。

[12] 参见《岛屿边缘》对葛罗斯伯格的专访文章、以及陈光兴的介绍。

[13] 原任教澳洲科技大学，目前转任香港岭南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研究」学程。

[14] 莫里以媒听阅听人研究对文化研究贡献良多，着有《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

[15] 这里所提及的学者刚好都来自英语世界的美、英、加、澳等国。

[16] 台北：立绪文化，1998。编者于序言中表示，原书有关宗教部份未译。

[17] 台北：元尊文化，1998。目前风格馆已结束。

[18] 霍尔为牙买加黑人，一九六九年出任伯明罕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一九七九年赴英国开放大学，一九九七年退休，目前仍兼金匠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霍尔着作等身，个人或合撰着作包括《革新之道难又难》(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1993)、《现代性的形成》(Formations of Modernity, 1992)、《现代性与其未来》(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1992)、《实践文化研究》(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1997)；并曾合编《从仪式中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1976)、《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1978)、《文化、媒体、语言》(Culture, Media and Language, 1980)、《文化认同的问题》(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1996)、《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关于霍尔的详细着作目录，可参见陈光兴(1996)。

[19] 台北：亚太，1998。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以「英国」文化研究为名，以「教科书」为写作目标的专书。原书首版在1990出版，二版则在1996年修订出版。参见译者序。

[20] 台北：立绪，1999。由台大外文系吴潜诚教授校订。

[21] 在英国是以「Cultural Studies for Beginners」，由Icon出版；在美国则是「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为名，由Writerandreader出版。

[22] 台北：巨流，1998。

[23] 大陆学者王逢振所撰《文化研究》(2000)，属于扬智文化的文化手边册系列。

[24] 台北：万象，1992。作者费斯克原在英国南威尔斯大学卡地夫校区，八O年代转战澳洲，执教于位于伯斯(Perth)的梅铎(Murdoch)大学，是带起澳洲文化研究的早期重要人物，九O年代后转战美国，任教于威斯康新大学麦迪逊校区。在英语世界中文化研究，提出「阅听人快感的抵抗策略」，则是相当重要的概念。曾于一九九O年、一九九二年两度来华，参加辅仁大学大传系举办的第二届电影、电视、广播国际学研讨会、以及国科学学术讲座，参见《当代》72期、《传播文化》创刊号。

[25] 台北：远流，1993

[26] 台北：时报，1994。(Cultural Imperialism)

[27] 现为美国加州艺术学院院长。

[28] 台北：骆驼，1997。

[29] 唐维敏中译，尚未发表。

[30] 亚杰另着有《批判性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

[31] 台北：唐山，1995。

[32] 北京：三联，1998。

[33] 台北：时报，1999。

[34] 台北：远流，1997。

[35] 台北：桂冠，1991。廖仁义后留法，现任教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此本翻译对笔者早期了解法兰克福学派，有很大的帮助。

[36] Jay, Martin. Dialogical Imagination, 1973。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译者自承参照英、德版本进行翻译工作。

[37] 台北：结构群，1989。

[38] 台北：桂冠，1992。简化字版参见瞿铁鹏、张赛美译《阿多诺》，北京：中社科出版社，1992。

[39] 台北：远流，1990。

[40] 台北：结构群，1989

[41] 台北：桂冠，1989。

[42]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195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张旭东师承Duke大学詹明信，近作《改革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前锋小说、以及新中国电影》（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王斑师承李欧梵，近作为《历史的崇高特色：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3] 台北：桂冠，1992。

[44] 台北：结构群，1989。

[45] 台北：远流，1994。

[46] 台北：远流，1990。

[47]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8] 这部份需要更细部的讨论，但从师资聘用、课程安排、考试试题等方面，大致可以看到新的变化。不过，台湾的传播/媒体研究不必然出自「传播学界」，许多其它领域的学者也同时进行相关研究，或许也是拜文化研究之赐。

[49] 台北：远流，1992。陈光兴于序言中提及本书译者多为「媒--文化」读书会的成员，来自台大、辅大、清华不同院校、不同科系所（如外语、传播、城乡）等。

[50] 台北：远流，1994。本书实际完成时间是1996年，按版权规定，以原书第一版时间为准。

[51] 台北：远流，1992。作者曾于1994应辅仁大传系邀请来台参加第四届电影、电视、录影际学术研讨会；译者另着有《媒介批评》(五南，1990)，曾先后在文化新研所、政治作战学校、政大新闻所兼课，目前任职华视。

[52] 台北：远流，1995。译者曾于淡江、政大、辅仁开设与批判理论相关课程，目前为台大新研所副教授，另着有《批判传播理论》(黎明，1993)一书，获曾虚白新闻奖（传播理论类）。

[53] 硕士论文：参见唐维敏，1991。

[54] 台北：五南，1997。原书第二版于一九九一年出版，由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传播系教授合着。该译本以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班学生为主要译者，由李天铎召集。该书第一章由Peter Golding 和Garham Murdock合撰<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学>(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也曾由庄丽莉中译，发表于《当代》。

[55] 文化研究对传播/媒体现象的「理论化」贡献颇多。一九七七年，英国开放大学出版《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一九九一年，Edward Arnold出版此书，又于一九九六年再版，大幅更动其中文章。一九八二年，开放大学出版《文化、社会与媒体》(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唐维敏等译)；一九八六年，由《媒体、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期刊中文章集结同名论文集，一九九二年再集结《文化与权力》(Culture and Power)一书。此外，《定义领域》(Defining the Field)和《文化研究与传播》(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也分别于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问世。

[56] 台北：五南，1996。原书于一九九一年出版。

[57] 台北：远流，1997

[58] 滕守尧、朱疆源合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59] 郭小平、翟火山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0] 台北：明文书局，1991

[61] 台北：商务，1993。

[62] 台北：远流，1998

[63] 台北：台湾摄影《季刊》，1995。

[64] 台北：远流，1994。

[65] 见王予霞译，《我等之辈》，台北：探索，1999。

[66] 台北：唐山，1997。

[67] 台北：远流，1992。

[68] 台北：远流，1996。

[69] 笔者借用John Hartley的"Tele-ology"概念。参见Tele-ology: Studies in Television, 1992。

[70] 译者于美国取得雪城大学社会学博士之后，曾任教于辅仁大学大传系，而后投身电视媒体工作，曾任卫视中文台总监、传讯电视大地频道节目总监，现为MTV节目总监。

[71] 台北：远流，1993。

[72] 台北：远流，1994。原书在1987年首版，一九九二年再版，增补多篇文章，尤其加入政治经济学、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本书以第一版为主，由李天铎召集、复校，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完成初稿。

[73] 唯一的问题是，书中太多案例非本地学子熟悉，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连带影响具有批判反思读者的转化，无法顺利有效地「翻译」到自身历史情境。

[74] 台北：远流，1994。

[75] 台北：万象图书，1993。

[76] 台北：时报，1995。

[77] 台北：万象图书，排印中。作者另着有《流行音乐研究的重要概念》(Key Concepts in Popular Music Studies, Routledge, 1998)。

[78] 葛罗斯柏格已有多篇文字中译，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诠释的策略＞（《传播文化》第二期）、＜转型中的传播＞（《内爆麦当奴》）、＜文化研究的形构：一位在伯明罕的美国仔＞、＜我宁愿痛苦也不愿麻木不仁＞（《岛屿边缘＞。另作者与政经学派在《大众传播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的对话，可参见冯建三在其译作《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跋文。

[79] 台北：远流，1996。透纳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由唐维敏中译。

[80] 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1996。艾姆斯的《录影学》由唐维敏中译。廖金凤另译有《电影百年发展史》(上下册)(麦格希尔，1998/1999)、陈儒修另着有《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万象，1993)和《电影帝国》(1997)。两人目前均任教于国立台湾艺术学院电影系。

[81] 台北：远流，1997

[82] 台北：远流电影馆，1997。

[83] 台北：远流电影馆，1998。

[84] 台北：麦田，1996。

[85] 台北：时报，1996。

[86] 关于北美地区政经学派的流变，程宗明曾经勾勒精辟的系谱，参见程宗明在《传播研究简讯》第10期(页6-12)的专文介绍（1997）。

[87] 台北：远流，1995。

[88] 台北：五南，1998。该书后文摘要说明一九九五年《大众传播批判研究》期刊上文化研究与政经学派两个阵营的交峰情形，文化研究阵营由葛罗斯伯格(Lawrency Grossberg)、卡利(James Carey)代表。

[89] 在此之前，冯建三着有《广电媒体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作者莫思科是程宗明在加拿大Clarton大学硕士班的指导教授。

[90] 台北：时报，1992。两位作者为政经学派重要人物，原任教于英国李斯特大学（Leicester）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现任教于乐佛堡大学(Loughorough)社会科学系。Peter Golding和Marjorie Ferguson曾合编《质问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s, 1997）。

[91] 台北：远流，1996。

[92] 相较之下，大陆学界在人力充沛、经济诱因之下，翻译量则很多。

[93] 台北：书林，1993。

[94]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95]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96] 台北：桂冠，1988。

[97]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98] 台北：桂冠，1991。

[99] 台北：弘文馆，1985。此书为高名凯译，北京：商务，1980。

[100] 台北：桂冠，1998。

[101]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2] 台北：商务，1993；香港，1992。另以简化字出版，由孙乃修译为《符号帝国》，北京：商务出版社，1994。

[103] 北京：中社科出版社，1992。另一相同版本为方谦译《罗兰巴特》，台北：桂冠/久大，1991。孙乃修另着有《佛洛依德与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台北：业强出版社，1999。

[104] 台北：桂冠，1998。

[105] 台北：桂冠，199x另一版本为汪跃进、武佩荣译，台北：唐山，1990。

[106] 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

[107]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8] 台北：书林，1996。

[109]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10]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7

[111] 台北：五南，1999。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贝贝克学院英语教授，本版以其第二版为准。参见译者序。

[112]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凯尔纳原为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哲学教授，现为加州大学洛山矶校区教育系教授。凯尔纳为朱元鸿于美国德州大学的指导教授之一，并曾于一九九五年受东海社会系之邀来台讲学。本书译者包括多位东海社会研究所博硕士班研究生。值得一提的是，本中译版附有英文页码，可供读者对照。另外，这本书亦出现简化字版本，参见张志斌翻译的《后现代的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国大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1。

[113] 台北：立绪文化，1998

[114] 台北：立绪文化，1996。译者为远流出版公司编辑，负责传播馆丛书。

[115] 台北：徐氏基金会，1989。

[116] 台北：五四书店，1989。

[117] 台北：麦田，1992。

[118] 台北：巨流，1998。

[119] 台北：时报，1995。

[120] 台北：桂冠，1994。

[121] 台北：桂冠，1992。

[122] 北京：三联，1999。本书曾于一九九二年由台湾桂冠出版。

[123] 北京：三联，1999。本书曾于一九九二年由台湾桂冠出版。大陆另有一译本，参见孙淑强、金筑云译，《癫狂与文明》，浙江出版社，1991。

[124] 台北：时报，1997。

[125] 台北：时报，1998。

[126] 台北：时报，1999。

[127] 台北：合志文化公司，1990。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8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根据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表示，詹姆逊(詹明信)的演讲聚集当时中国大陆重要学者，并对重要概念立即讨论，甚至订下翻译名词的用法。

[128] 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8。

[129]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

[130]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2]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133] 北京：三联，1997。

[134]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35] 台北：骆驼出版公司，1997。

[136] 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3。

[137]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

[138] 台北：田园文化，1998。

[139] 原书由Fokma主编，据王宁表示，此书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140] 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5。

[14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由季羡林任顾问、乐黛云主编，目前已经出版的书籍包括：《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季羡林着）、《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乐黛云着）、《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周英雄着）、《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张法）、《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编）与《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

[142] 台北：骆驼出版社，1998。

[143]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144] 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45] 香港：岭南学院翻译系，1998。

[146] 北京：三联，1999。萨伊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亦有中译，由三联出版。

[147]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知识份子图书馆」以詹明信为顾问，主编为王逢振与J. Hillis Miller，编委除了詹明信、王逢震、米勒等上述三人外，尚包括王宁、白烨、李自修、刘象愚、汪民安、张旭东、罗纲、章国锋、谢少波。此套书系出版书目计包括《文学行动》(Derrida)、《解构之图》(Paul de Mann)、《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Stanley Fish）、《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Murray Krieger)、《快感：文化与政治》(詹明信)、《布莱希特与方法》(詹明信)、《论解构》(Jonathan Culler)、《重申解构主义》(J. Hillis Miller)、《海德格分析新时代的技术》(绍依博尔德)、《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纲、刘象愚）、《抵抗的文化政治学》（谢少波）、《后革命氛围》（Arif Dirlik）、《赛义德自选集》（赛义德）、《政治无意识》（詹明信）、《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Terry Eagleton）、《本雅明文学》（Walter Benjamin）、《文化研究读本》（Raymond Williams）、《历史和人文学科中的历史》（Cohen）、《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Brooks Robins）、《后现代性的起源》（Perry Anderson）、《德勒兹：哲学戏剧》（Michelle Foucault）、《介入的区域》（Perry Anderson）、《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Fokkma）、《性贸易及其政治经济学》（Social Text）、《狱中札记》（葛兰西）。

[148]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49]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50] 台北：远流，1994。

[151]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2] 台北：明文书局，1993。

[153] 引自冯建三，《文化、贿赂、脱衣秀》，页199。

[154] 在这方面，南方、结构群崛起最早，分别流通许多译着。远流开辟传播、新马译丛、电影等三个书系，并有子机构「元尊文化」出版「人文馆」、「风格馆」。此外，唐山（译丛）、亚太（文化研究丛书）、桂冠(新知丛书)、巨流、时报（詹明信）、书林、麦田、骆驼（新韵丛书由由陈鹏翔、游唤担任出版顾问）、牛津（香港）都有「文化研究」相关知识的生产。

[155] 期刊是许多译介文章的发表重镇，譬如《中外文学》、《台社》、《当代》、《新闻学研究》、《传播文化》等。

[156] 这里所指不限英文，包括其它外语、以及大陆的简化字体。

[157] 罗永生等，《解殖与民族主义》，页257-58。

[158] 同上注。

[159] 如远流新马译丛。

[160] 除了翻译人口众多、集体组织计画、翻译列为工资及教研成绩之外，大陆多以外文书的「原始语言」为主，较无二手翻译的问题。

[161] 譬如，当人们使用「媒体」、「媒介」代表media时，其中概念有何差异？如何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