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来自西方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论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大都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理论是西方发明的知识专利。这种想当然看法自然有其道理，因为"全球化"这个术语及其大规模讨论确实是由西方学界发动并扩散开来的。但是，只要我们稍稍细心地回顾中国思想史，就不难发现，作为一个现实的生存问题，"全球化"早就受到过中国思想家的关注和讨论：远在清代末年，即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王韬就已经提出并论述了自己的独特的"全球化"理论--"地球合一"说。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争论愈演愈烈的年代，重温王韬的论述并反思其症候，想来应当有助于人们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及选择。

    一、王韬其人
    王韬（1828年-1897）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晚清年代，经历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变，距戊戌变法仅一年之遥。20岁那年，王韬就赴上海探望在那里设馆授徒的父亲，富有西洋气息的上海立刻向他展现了一个新的奇异世界。不久父亲去世，他接受英国人麦都司（Dr Walter Henrny Medhurst，1796-1857）的聘请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从事著译工作。1862年，他遭清政府通缉，走投无路之中到上海英国领事馆避难 。这年10月11日，他抵达香港，应英国人理雅各之聘从事中国经书的译述，从而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涯。在这期间，他于1867年冬起的三年时间，游历英国、法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这些大大超出他想象的海外奇观，令他欣喜异常。他还于1884年东游日本，较早亲眼目睹西方和日本的现代世界新气象。他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力图把此报办成中国的《泰晤士报》，自任主笔，发表大量政论，陈述新的世界感和变法图强主张。这些政论文后来结成《弢园文录外编》（1882年）。从中可集中领略王韬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中国式论述。

    二、从"中国"到"泰西"
    在王韬之前，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世界有一个习惯性看法：自己所身处于其中的世界叫"天下"，上为"天"，下为"地"，"地"就是"天"之"下"即"天下"。"天下"由两部分组成："夏（华）"和"夷"（狄或蛮）。"夏"或"华"是"天下"之在文化上开化、发达或强盛的部分。"蛮"，《诗经·大雅》有"锦蛮黄鸟"之称，《山海经》中有种形如"凫"的鸟名叫"蛮蛮"。可见"蛮"本为禽鸟名称，借用来象征未开化的或野蛮的部族的生存形态，似乎禽兽之民自然是不值得施之以王政教化的，是缺少文化的。同样，"夷"，本来有"平"或"消除"之意，《老子》云："视之不见名曰夷"。这里以"夷"的视而不见形容未开化的弱小部族生存形态。可见"蛮"或"夷"用于指文化上落后或未开化的地方。由于文化上的不同实力对比，"夏"被认为位于"天下"的中心，故称"中国"；而"夷"被认为位于"天下"的边缘。这种区分主要不是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从"文化"上着眼的。受这种古典性宇宙观的规范和制约，中国人不知道在遥远的"泰西"还生长着与自己不同但十分强大的西方文明，从而长期陶醉在"天下之中央"的自我幻觉中。
    正是"鸦片战争"引发的震荡，迫使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林则徐和魏源等开始"正视"西方的存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但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没有机会亲自体验西方。而王韬比他们幸运得多：不仅亲身感受西方，而且在那里停留了长达三年时间，从而得以亲眼目睹西方的情形：

    余自香港启行，由新嘉坡而槟榔屿、而锡兰、而亚丁而苏彝士--至此始觉景象一新：居民面色渐黄，天气亦稍寒，睛发俱黑，无异华人，士女亦多清秀；古称埃及为文明之国，洵不诬也。复历基改罗，经亚勒山大，渡地中海而泊墨西拿，惜未及登岸。其地多火山，产硫磺。既抵法埠马赛里，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若里昂、若巴黎、名胜之区，几不胜纪。逮至伦敦，又似别一洞天。

    这些大大超出他想象的海外奇观，令他欣喜异常。"余处境虽厄，而游览之奇、山水之胜、诗文之娱、朋友之缘亦足以豪，几忘其身之在海外也" 。西方以其神奇形象深深地震撼了王韬。
    但实际上，王韬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他初到上海、通过西方传教士而接触西方文化时，对西方文化是不屑一顾的。直到1859年5月6日的日记里，他还蔑称西方器物为"奇技淫巧"："中国所重者，礼仪廉耻而已。上增其德，下懋其修，以求复于太古之风耳。奇技淫巧凿破其天者，摈之不谈，亦未可为陋也。"     他把西方的"奇技淫巧"同中国的"礼仪廉耻"截然对立起来，也就等于是使"西器"与"中道"对立，显得二者之间势同水火。这样的意见同王韬自己后来在香港撰文猛烈抨击的顽固派言论，竟几乎如出一辙。王韬尽管在经历上海的西风熏染后终于承认西方器物的先进和便利，但出于"中外异治"和"夷夏之大防"的考虑，仍然顽固地坚持西方器物对中国害大于利的立场。因此，在这种心态驱使下，他仍然对西方器物持蔑视和否定态度："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然一器之精者，几费至百余金，贫者力不能购，玩物丧志，安事此为。其他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韬谓此数者，即中国不行，亦不足为病。"     他尽管承认西方器物的精良，但仍然认为是"玩物丧志"，"无用之物"，因而沿用了"奇技淫巧"概念。不过，他毕竟已开始承认了西方器物的独特优势。
    只是在经历过流亡香港、尤其是"泰西汗漫之游"后，王韬的观点才逐渐地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曾膺西儒聘，往英二十有八阅月，兹已归自欧洲，纵横三万里，周历四五国。泰西汗漫之游，足以供其眺览，极北苍凉之境，足以荡其胸襟。飙车电驭，逐日而驰，火舰风轮，冲波直上，所见奇技异巧，格致气机，殆不可以搂指数。"     在这里，他以前惯用的"奇技淫巧"一词就被替换为"奇技异巧"了。这一字之换意义重大：王韬对于西方文化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对西方的否定和防范转向肯定和艳羡！王韬还使用过"奇技瑰巧"一词："自中外通商以来，天下之事繁变极矣。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切奇技瑰巧，皆足以凿破天机，斫削元气，而泄造化阴阳之秘" 。无论是用"奇技异巧"还是"奇技瑰巧"，意思都是一样的：西方器物确实神奇、巧妙，值得艳羡和仿效！而这种观点转变的造成，是应当归结为王韬对西方、对全球性的亲身体验的。而这种亲身体验对他来说，显然是一种"文化断错的震撼"过程，简直就是一场现代性大裂变。

    三、"地球合一"说
    可以说，以对西方"奇技异巧"的认同为标志，王韬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走出"中国中心"幻觉，对西方发出由衷的惊羡，直至发展到对中国的全球性境遇的全新体验。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亲身体验了西方，王韬才可能展开新的全球性沉思，逐渐地超越自身的"天下"视野而形成了新的"全地球"视野。
    王韬提出："中国地大人众，实为全地球之冠。" 在中国，这种"全地球"视野虽然并不是由王韬第一个提出来的，但却是由他第一个加以专门论述的。在王韬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全地球"由彼此隔绝而走向一统的新时代：

    泰西诸国，与我立约通商，入居中土，盖已四十余年矣。其所以待我之情形，亦已屡变，总不外乎彼强而我弱，彼刚而我柔，彼严而我宽，彼急而我缓，彼益而我损。今日者，我即欲驱而远之，画疆自守，亦势有所不能；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全地球东西两半球，所有大小各国，无不入我之市，旅我之疆，通好求盟，此来而彼往，其间利害相攻，情欲相感，争夺龃龉，势所必至，情有固然。

    他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全球化"命题--"地球合一"说。在他看来，"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中国已不可能再度"驱"西方诸国而"远之"，"画疆自守"，而只能向全球各国开放，寻求共处。在另一篇《拟上当事书》里，王韬还写下了类似的话：

    昔之与我为敌者，近在乎肘腋之间，今之与我为敌者，远在乎环瀛数百里之外；昔 日止境壤毗连一二国而已，今则环而伺我者，大小数十国；昔之书于史者，曰来寇，曰入犯；今之来者，曰求通好，曰乞互市。今昔异情，世局大变，五洲交通，地球合一，我之不可画疆自守也明矣。

    在这里，王韬的意思是明确的：中国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全球化"时代。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商业贸易的全球化（"入我之市"，"互市"）；其二，交通的全球化（"五洲交通"）；其三，国家之间外交往来的全球化（"旅我之疆，求好通盟，此来而彼往"）；其四，各民族国家的生存境遇的全球化（"全地球东西两半球，所有大小各国，无不……利害相攻，情欲相感，争夺龃龉，势所必至，情有固然"）。在这里，全地球各国之间形成一种必然地相互依存和相互共生的新关系，由于如此，中国必然地不可能继续像古代那样以自我为中心、与世界各国相隔绝了（"我之不可画疆自守也明矣"）。
    如何看待这种"全球化"情形？与当时的一种不加分析地拒绝西方的论调相反，王韬对此毫无保留地采取了理想主义的或乐观主义的立场。他相信，这种全球化境遇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创造性变局--"创局"。"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这典型地表现在，全球各国向中国开放、及中国向全球各国开放，将给予中国以新的发展机遇："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也。"     这样，中国已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世界格局--创局中。"创局"在这里正可以理解为一种全球性"创局"。王韬甚至进一步热烈地提出"全球一家"的浪漫构想。他在《变法自强下》写道："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报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而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     这里明确提出了"全地球可合而为一家"的全球化理想。

    四、全球性"大同"
    在王韬看来，"地球合一"的征兆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器艺"或"器具"的全球化，二是"道"的全球化。第一个层面即"器艺"层面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各国之间在铁路和水路等交通领域和电报等通信领域实现了快捷和便利，使得各国间时空距离大大缩小。第二个层面即"道"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各国之间在文化价值层面的同一。如果说他关于第一层面的看法没有太多争议的话，那么，在第二层面上的见解就显得十分大胆了。
    王韬相信，"地球合一"这种全球性创局不只是表现为"器艺"层面的现代意义上的同一，而根本上体现为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道"的"大同"。王韬的《原道》对此作了集中论述："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盖以伦圣而非以圣圣也。于以可见，道不外乎人伦。苟舍人伦以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     在这里，王韬提出"天下之道一而已"的总看法。这看起来不过是在复述古代圣人的教诲，但实际上却富有新的创意。这是由于，这"天下"已不再是中国古代圣贤所知的狭隘的"天下"，而是包括了中国"天下"和中国以外的地球上各民族国家在内的"全世界"。而这个"全世界"之"全"在根本上是由"道"的"同一"决定的。因此，王韬的"天下"概念是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种突破，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现代世界"道同"宇宙观。
    这样全新的现代世界"道同"宇宙观必然意味着对中国古典体验模式的根本颠覆。从新的全球眼光看待世界势必产生一种崭新的人生体验：我们个人所安身立命于其中的国度是中国，中国位于世界的东方，世界由球体构成，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颗行星，而太阳系仅仅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星系……。这一在今天连几岁孩童也熟知的初浅知识，对于王韬一代人来说，却是经历艰难而痛苦的时空裂变才得来的全新而"大逆不道"的体验。说它是全新的，是指它与中国古典时空体验或"天下"观迥然不同；说它"大逆不道"，是说它与中国人素来所信仰的天地之"道"背道而驰。这就要求我们在此对王韬的"天下"观和"变道"主张作进一步讨论。
    而王韬的新体验则必须付出彻底的时空裂变这一巨大代价：他原来继承的古典时空体验被颠覆，而代之以全新的现代时空体验。当着个人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国度挪移到一个全球化的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时空情境中时，他的生存体验必然拓展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境界。王韬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变了。这不再是中国位于中心的古典式"天下"，而已是中国作为"诸国"之一的"地球"："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天道大明，人事大备。"     而在这种全新的现代性宇宙观中，"道"的作用及其"同一"趋向具有根本的意义。什么是"道"？"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无道，道外无人"。"道"被认为与人相关、归属于人，是"人人所以立命"和"人不可以须臾离"的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显然是针对那些保守迂腐的卫道士们那种把"道"非人化、神圣化或超验化的倾向而言的，"苟舍人伦以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与此相反，他坚决使"道"扎根在现实的日常人伦或人道之中，"道不外乎人伦"。
    正是从这种"人伦之道"论出发，他斗胆地把中国的儒教、佛教和道教与挑筋、景教、祆教、回教、希腊教、天主教和耶稣教等各种中外宗教，不分正宗与异端、或中心与边缘，一律合而论之，强调世界各种宗教都以"明道"为目的，都是"人伦之道"的体现，故应平等相待。因此，他在这里体现出一种属于现代性的兼容并包的开放视野，对于当时国内以儒教排斥中外异端的主流偏见是一种大胆的决裂和反叛，从而为吸纳西方现代性文化制造合理化依据。
    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回答或解决当时国人所实际感受到的中国之"道"与西方之"道"之间还存在的种种差异及其原因呢？这一问题毕竟是事关根本而必须正视的。王韬以一种新的道变观作答："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 。按此论述，"道"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动不居的。这就驳斥了保守派关于"道不变"的陈旧论调。他进而认为，"道"的演变过程必经三阶段：同--异--同。首先是原始的道同阶段，其次是道异即"由同而异"阶段，最终是道同即"由异而同"阶段。在原始时期，由于圣人作为"明道者"的特殊作用，政与教得以统合于道，形成原初的天下道同格局。但后来，由于地理环境等条件的作用，原始道同局面被打破了，"由同而异"，同一之道走向分裂。"天下之人，陆阻于山，水际于海，各自为教而各争其是，其间有盛有衰，有兴有灭，与人事世运互为消长"。这里虽然有片面夸大地理作用的偏颇，不过却道出了中西之道及各种宗教之道彼此分离的情形。这反映出王韬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局面的认识。但王韬深信，这种道异局面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再一次道同格局已经和将要形成。
    这种再度道同局面的形成依赖于何种条件呢？王韬在此单独标举或突出强调的是来自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     以火车和轮船为代表的新的现代工业文明，将在"器具"层面首先实现中西世界的同道。而这种器具层面的同道正是最终的中西大同的先兆："合一之机将兆于此"。王韬所想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显然颇为简单："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这是说民众既然能够通过火车和轮船而实现同一，那么，民众之道也必将因此而实现同一。当至高之"道"尚无法沟通时，不妨"先假器以通之"，即先在器具层面实现沟通，并以此为"道"的沟通的坚实基础。因为，在他眼里，这种现代性器具对于世界大同的形成具有巨大的依托作用："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以火车和轮船为代表的现代器具正是"载道"的极合适工具。
    当这种现代器具实际地呈现道同的可能性时，正是"圣人"出来承担起消除道异而阐明道同的使命："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     他在《变法上》里更以预言家的姿态说："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     也正是由于现代器具的"载道"和圣人的"明道"作用，中国古人构想而无法实现的世界"大同"局面真正地指日可待了："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
    这种有关"器同"对于"道同"的决定性支配作用的认识，显然投寄了王韬对于现代性工业文明的单纯崇拜和浪漫想象，无疑具有某种片面性。
    然而，在当时情形下，王韬能力排众议地或大逆不道地倡导"天下大同"和"假器以通道"的变法改良主张，对于中国的异常艰难而缓慢的现代性进程来说，显然极富远见卓识，因而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思想对于急于突破传统保守心理桎梏而向外开放的现代中国人，无疑能造成积极的现代性启蒙效果。

    五、"地球合一"说的意义及症候
    这种有关"器同"对于"道同"的决定性支配作用的认识，显然投寄了王韬对于现代性工业文明的单纯崇拜和浪漫想象，无疑具有某种片面性，体现了一种技术决定论偏颇。这一点应是当今"全球化"论者需要认真思索的。尽管由科技发展的推动导致了交通工具和通信方式的高度"全球化"（如"国际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但是，另一方面，面对这种器具层面的"全球化"，世界各种文化却愈来愈注重激发自身的独特的地方性、区域性或本土性，也就是突出张扬文化的独特个性。这表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按王韬的过分简单和乐观的"大同"想象去推演，而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完全可以说：哪里有"全球化"，那里就有文化个性化；而倘若没有这种"全球化"，就没有这种文化个性化。"全球化"与文化个性化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共生和相互发明的关系。由此看，王韬的"地球合一"说和"大同"观是只见"同"而不见"异"，因为"同"而抹杀"异。
    然而，在当时情形下，王韬能力排众议地或大逆不道地倡导"天下大同"和"假器以通道"的变法改良主张，对于中国的异常艰难而缓慢的现代性进程来说，显然极富远见卓识，因而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思想对于急于突破传统保守心理桎梏而向外开放的现代中国人，无疑能造成积极的现代性启蒙效果。
    王韬的"地球合一"说在当时情境下具有一种鲜明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决不是孤独的事业，而是全球化工程，因为，全球或全世界都将是推动这一事业的能动力量。也就是说，在全球相互交往的情境中，世界各国的现代性事业都可能是彼此互利的，即他国的现代性成果将助我成功，其现代性经验和教训能为我所用。如此，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就不再是通常以为的那种单一的"侵略"，而相反被重新理解为使中国由弱变强、由贫到富的必由之道了。所以王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带有浪漫气息的全球化图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试想，数十个西方国家汇聚于中国，不是要"弱中国"，而是要"强中国"，这该是一幅多么浪漫而动人的列国助中国的全球化现代性图景！这里，显然寄托了王韬对于中国的现代全球化境遇的过于乐观与浪漫的想象。
    他在《答强弱论》里进一步指出："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天道大明，人事大备。" 按王韬的想象，随着东西半球的统一趋势显现，全球化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中国自己不"自域"（自我封闭），西方诸国在中国的聚集就不但不是要倚强凌弱，而恰恰相反是要"强中国"。换言之，西方对中国的"环伺"不是中国之"祸"反而是其"福"："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为什么不是"祸"而是"福"呢？"我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及时而黾勉焉，而淬厉焉，耻不若西国尚可有为也。夫诚不若西国则自能及西国而有余矣"     这就迥然不同于当时国内种种极端的"自域"观或盲目的"排外"言论，而对全球性格局下西方的冲击和中西交往表示了一种乐观的和辩证的态度。
    这种辨证认识在当时情形下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确实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王韬却不愿冷静地分析西方可能有而且也必然有的自私、贪婪或掠夺图谋。今天，我们显然应当一面总结王韬的开放心态、一面冷静地深入反省他在国际政治上的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