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的红尘渐渐平息，喧嚣的世界趋于宁静。亿万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纷繁变化的电视屏幕，如痴如醉超然忘我。他们忘却了生存的艰辛，他们远离了没完没了的权欲纷争，在如潮的人丛中，他们坐在变动的社会中的一个个远离纷扰的角落，以看电视这种独特的方式维持着他们身体的安逸和心灵的平静。只要想想钢筋混凝土森林中与世隔绝的芸芸众生们，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竟于不经意间营造出了一道宏大的隐逸文化景观。

        对电视的沉迷的实质是对社会压力的逃避

        数亿观众沉迷于电视机面前，眼睛随不断变化的电视画面的变动而眨动，耳朵随电视声音的连绵不断而注意。他们的心思被电视内容所牵移，他们的心情随剧情一起跌宕起伏。身外之物被暂时遗忘，身外之事也被抛到脑后。在电视的视听环境中，观众日渐成为与世隔绝的隐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沉迷于电视营造的虚拟空间不能自拔，他们在观看电视的时候进入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他们渐渐忘却了身边的现实。他们对电视已经产生了一种严重的依赖。

        他们与历史上的隐逸之士何其相似。虽然他们隐逸的时空环境已由现实时空转变为虚拟时空，他们居住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中而不是冰雪覆盖的旷野，他们沉迷的是视听兼备的电视而不是风吹草就动的五岳名山，他们常常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而不是独居一室，隐逸的形式虽然有所改变，但隐逸的内在特质却没变。他们的行为都是从社会群居环境中退缩到个体居住环境。

        隐逸曾经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常常是被作为历史文化现象出现在我们的谈论中或论述中。但我们却无法否认现代人正在以一种当前性的方式隐逸。人海里茫茫是孤独，热闹处隐隐有寂寞。在人潮汹涌的都市中的隐逸，在机声隆隆的农村隐逸。不管我们如何惊诧这种提法，但事实却不容置疑。发端于先秦两汉，成形于魏晋六朝，极盛于宋元明之际的隐逸文化，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再一次显现。其出现不只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隐逸文化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 儒家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禅宗云：“放舍身心，令其自在。”道者曰：“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来独往。”在中国的文化心理中，一直就“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这种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以儒释为补充的隐逸文化思想，几千年来一直对中国人产生潜在的心理影响。受到这种思想的浸染，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心理预设。这是其归隐的潜在动机。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的电视观众，存在着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一旦出现某种特定的事件或环境，这种文化现象就会发生。

        隐逸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一般是社会转型期，魏晋南北朝此风最烈。其实践基础是各种思想交锋激烈，人与人的利益冲突加剧。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进入社会，他们在顺利地工作、学习、交友过程中，体会到成功的快乐时，便与社会保持“天人合一”的状态。而在前进受阻心怀失望时，便又回归家庭，与家庭和电视所展示的世界“天人合一”。所谓“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行为上的两种表现形式。我国当前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转型期。它具有隐逸文化产生的普遍背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个性，使人们在为社会作贡献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生价值，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协调，保持着“天人合一”的良好合作态势。但同时激发起的个体无限欲望，使作为社会个体的人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在无限的世界面前，都会遭受到自我实现欲望的挫折。社会转型带来的较大范围的利益调整，使人们遭受着来自政治转型、经济转轨、文化变迁、医疗保障、高校扩招、高校收费等方面改革所带来的重重压力，“生活就像在打仗”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写照。这种来源于现实世界无限发展对于个体有限生命能力的压抑带来的挫折感，使得个体在社会进程竞争中，心灵陷入没有方向的漂泊中。它需要得到一种憩息式的停靠。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一个逃避社会压力、解放重重压力之下的身心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对其他事物的迷醉以达到忘却或逃避是绝大多数人的解脱办法。由此，热衷于电视来达到心灵停靠的行为就成为很多人每天重要的生活内容。具有当下性意义上的隐逸者和隐逸文化也就此产生。

        电视观众的隐逸文化特征

        电视观众隐逸于电视时空这种文化现象，是与古代的隐逸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隐逸的实质就是指社会中一些人超尘脱世、回归自然的行为与心态。这种隐逸文化心理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社会有形或无形压力加大，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时常感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可见不可见的压力，受伤是他们最普遍的感觉。当然，这种伤害既可能是天灾人祸所致的身伤，但更多的是心伤，害怕受伤的恐惧压力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对社会采取一定保持距离的心理态度，或不参与，或退避；二是作为个体的人在行动上往往采取从社会群体中疏离出来，与社会群体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退缩到远离人群的地方，如回归家庭，回归居所。三是作为社会个体的这种回归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回归自然、回归心性、回归自由的内在驱动力和本能冲动，是下意识行为，又是有意识行为。四是这种回归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追求一种合乎自然心性的状态，人不再作为自然的客体存在，而是追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的境界。现代社会的电视观众不同程度的都具有以上特征。

        电视以其丰富多采的画面，悦耳动听的语言，展示了无限广阔的世界。观众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随着电视屏幕的变换，将自己假想性进入其中，从而获得一种隐逸的感觉。电视以其对于相同的内容的无限的复制的传播形式，使每一个个体在接受相同的内容时，感受到了与世界同一的整体感，在电视营造的虚拟时空中暂时忘掉了身外之物及世界。而进入另一个与现实社会极其相似的却又仅在意识中的虚拟世界。看电视并不在于对某一特定节目的留恋，而在于对每次看电视的敫勤期待。在电视的声光电营造的迷乱氛围中，忘却人生艰辛与进步的痛苦，在汹涌而至的电视节目带来的忘川般的快感冲击下，与电视营造的世界融为一体。以是电视在社会转型期的20世纪后20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2亿多人每天人均2.5小时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电视。如此数量庞大的人们成为电视的忠实观众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伟大的成就和最普遍的现象。住在“钢筋混凝土森林”的现代人，成为一个个离群独居“隐士”，他们或者隐于朝，或者隐于市，或者隐于野。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安然地过着自己的隐逸生活。实属举世罕见的奇观。

        看电视只是隐的外形，是身隐，这种隐只是从喧嚣的尘世中退出，它是有所期待有所盼望的。这是一种低层次的隐，是在形式层面上的隐。这是电视观众中绝大多数人的境界。他们看电视是为了获得知识、交流信息、监视环境、得到娱乐，是带有极强功利性的。他们呆在电视机旁一动不动，缺乏和电视的情感心性的交流。电视只是他们了望世界的一个窗口。但恰好是这个隐而不逸的观众群，对于电视的批评是却是空前的激烈尖锐。因为他们看电视有极强功利性，并没有平心静气地来看电视，于是他们往往觉得是电视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他们把抑郁躁狂之气全都倾洒在对电视节目的批评上，特别是电视广告的尖锐批评上。其实，错误并不在于电视，而是在于他们通过电视，只看到了世界的信息，却没有看到世界，但却误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整个世界。是他们没有认清世界却以为世界骗了他们。他们是一群口是心非的受众，他们一面责骂着电视，一面却又沉迷电视营造的营拟空间不能自拔，将电视当作打发时光的简单休闲方式。将电视这暂时停泊心灵之点当作抛锚之地，在无休无止的电视节目的包围中，无限制地复制自己前一天的生活。看电视拿取代了他们与亲友间的交谈，代替了他们本应有的阅读和沉思。

        高层次的隐必须要达到“逸”的境界，逸的本意是逃亡、放纵、超绝。与之相联系的词语是安逸、飘逸、飞逸等，都表现出一种实现心灵的自由放飞，无所期待无所盼望的思想状态，体现出一种超凡脱俗、不受约束、无拘无碍、自由自然的境界。当电视作为家用电器与其他物品摆放在一起的时候，电视就具有鲜明的生态特征。在家庭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中，电视作为一种工具存在。但电视与其他物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展示形形色的外部世界。能够为观众营造一种物质时空之外的心理时空。电视营造的这个虚拟世界，既存在观众的家居环境中，又超越于家居环境的四避束缚，观众的心灵而不是肉体可以随着眼睛和耳朵“神游八极，心驰万仞”。观众身体原地不动的时候，精神却获得了另一种极度自由的运动。电视画面呈现的各种具体环境，如山岚烟云，如峭壁峻岭，如通衢陋巷，如高楼偏乡，都可以作为观众心隐的场所。电视观众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获得一种与山川同在、与日月同辉，忘却现实世界、置身虚拟世界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感，达到心灵与肉体的最佳自由结合，获得全部的身心自由和最大的审美愉悦。但多数电视观众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这种与经济基础、文化修养、情绪心态等紧密相联的境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达到。

        电视观众隐逸文化心理的影响

        电视观众的这种隐逸文化心理，我们只有认识它才能把握它，只有把握它才能更好地促进电视节目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才能更好地指导广大电视观众看好电视。

        就像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人用两种方式掌握现实世界。一种是理论的方式，也即思维与科学的方式；一种是实践的方式，也即艺术与宗教的方式。这两种方式，也就是后来海德格尔所说的“思”和“诗”的方式。就中国人的行为来说，更偏重于实践精神，偏重于“诗”的方式。当电视观众真正达到隐逸的境界后，“看电视”就成为一种日常化和恒常化的行动，它就开始摆脱形式的束缚，将电视功利化的传播知识、交流信息的生硬形式转化为寓教于乐的轻松活泼形式。给传播手段穿上美丽的外衣，使电视传播走上自由之路，进入审美空间。由此，看电视这种活动就使得审美活动日常化，日常活动审美化。艺术从缪斯殿堂走来，走近下里巴人，电视将艺术推向大众，在广泛的意义上实现艺术民主。而这种泛审美也使得艺术更易得到大范围的传播，将观众的艺术水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在心无旁骛的情况下看电视，身体获得了极度自由，心情得以任意渲泄。这种生理心理状态，最容易靠近艺术。因为就艺术本身来说，它是对于心灵重荷的一种摆脱和对世界畸形的一种纠正，是重重遮蔽的心底发出的丝丝灵光，它是自由与美的象征，是生命由沉重向空灵的转换。这种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获得为电视观众进入自由审美境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何况，电视靠着其先进的电子技术手段，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全面兼容，通过绚丽缤纷的画面和声情并茂的语言，不断地带给观众美的享受。由于看电视是如此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又带有极强艺术性的行动，因而看电视便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相当数量电视观众的仪式，下意识中带有对于艺术的宗教式的虔诚。不管电视节目质量如何，首先要看，特别是一些养成固定收视习惯的节目，到时一定要看。在“看电视”中体会到心灵得到净化的超脱感。由此，观众的隐逸就上升到了审美的层次，朝着精神化、境界化的方向发展。为了赢得更广大观众的喜爱，电视正朝着观众希求的方向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电视艺术性不足的毛病，使得电视在平面的展示现实世界的时候，能够渗透进更多的人文关怀。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电视观众的隐逸，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首先，由于现代社会特定的经济关系，现代人的隐或逸都只是暂时而不是长时的，因为它们必须要面对谋生等现实。因而，这种隐逸就更多的就表现为一种仪式，一种习惯，是对劳累身体的一种休息，是对疲惫心灵的一种抚慰。通过看电视这样一种活动，可以恢复精力，调整情绪，保持个体活力，有利于个体在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其次，这种隐逸带来的审美倾向，将对电视这种建立在现代电子技术之上的传播媒介产生强大的艺术压力，迫使电视由功利性的信息传播向艺术审美方向迈进，这种压力特别表现在电视剧、电视广告对艺术的努力追求上。电视只有逐步摆脱技术化的影响，更好地展示其艺术性，才能使电视真正成为一门艺术。第三，电视观众的隐逸文化心理其实中人是现代人隐逸文化心理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我们国家生产力的提高，每人一个电视逐步成为现实，电视观看私人化形式普及的时候，这种隐逸现象将更加普及和表现得明显。

        对电视观众的这种隐逸文化心理的深刻认识，对实践有着重大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改良电视节目，使电视节目一方面给观众带来知识和信息，更带来强烈的审美愉悦。更重要的是，电视要在将观众更长时间吸引到电视机前来的时候，要使他们这种暂时性的隐逸成为下一天更精神焕发地工作的一种铺垫。并从长远意义上，提高电视观众的文化审美素质。另方面它有助于我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如关于少年儿童沉迷于电视的对策研究，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启发。事实上，少年儿童对电视的迷恋与来自学校学习、家庭期待、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有关，只有搞好减负增效，促成素质教育的实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年儿童沉迷电视的问题。

        此外，我认为，电视观众的隐逸文化心理，只是当代传媒受众的一种普遍心理，是数量最大的一种隐逸现象。但应当说，“网虫”们更具有代表性，但当前数量尚少，不成气侯，不具备电视观众这样一种全社会的影响。因而，我着重对电视观众的隐逸文化心理进行了思考，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注意，对相关传媒现象进行深入研究。